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盛大的万国博览会。这是举世创举。
最后，他创建进士科，形成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提高行政效率。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公元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炀帝杨广更注重个人品质的选拔人才的政策，为初唐培养了大批的强毅正直的人才。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此外，他还兴办学校，广搜史籍，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这些措施，无疑是进步的。应当说，隋炀帝对中国历史是有贡献的。
但是，隋炀帝确实又是一位暴君。
隋炀帝杨广天生花柳性格，唯抱“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莫蹉跎”的思想，他虽然在他的有生之年掌握着万民的生杀大权，但他并没有想什么自己的身后之事，没有任何要为自己修筑一处豪华皇陵阴宅以供升天之后享用的动机。隋朝的史书上，毫无一星半点儿记录。也许，聪明的他已参透人生生死来去无牵挂的道理了。尽管自隋伊始，也就是说，从他父亲杨坚开始，就恢复了秦汉的封土为坟的陵寝制度，而他隋炀帝所做的，恰恰是对这一制度的反叛。隋炀帝即位之后，并没有像历史上其他皇帝一样，忙着为自己的身后事做打算，圈地修陵，而是执著地实施自己认为对的政策。
公元618年，炀帝在江都行宫温室里抱着女人不肯松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等，终于忍无可忍，仗剑直入将其刺死。萧皇后命尚未逃离的宫人，撤掉床板，做成棺材来埋葬炀帝，人们都慌乱地跑开了，只有宇文化及最后一个离开温室。曾经受过炀帝深恩的右御卫将军陈棱，找人抬着炀帝的灵柩至吴公台下，草草地将炀帝埋葬。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炀帝被埋葬的第三天，就发现在他的并不起眼的陵墓一侧，出现了两个坛腰大的孔洞，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是穿山甲凿的，入棺吃炀帝的脑子；有的说是盗墓贼所为，传言说炀帝平素左、右臂串戴了一整胳膊的和田玉镯，用于随时奖赏那些让他快意绝美的女人。所以说，这样的玉镯就像是权力的象征，成为这些女人竞相追逐的目标。因为有此种说法，盗墓贼纯为想得财而掘盗洞，搜寻炀帝的随身美玉。而之后数百年的明末学者佚名则认为，炀帝带着满臂的玉镯入墓，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死后，至少有三个人有机会单独待在他身边，这三个人一为萧皇后，一为宇文化及，一为陈棱，均有独吞玉镯的可能。从公元622年即唐高祖武德五年，降唐而任封为江都总管的陈棱迁葬炀帝于雷塘的举动看，已身死四年的炀帝，玉镯显然未被陈棱所得。这样，隋炀帝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千年之谜：价值连城的玉镯是落入宇文化及之手了，还是被萧皇后所占，抑或是被盗墓贼所起获？
太宗薄葬骗世人
白驹过隙，时间无情地跨入曾经令世人为之景仰的煌煌大唐。
李世民，被时局大势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有个成语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说他的，他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就在这时，朝野之间传出了李世民强取三国时魏国之主曹丕皇后之宫女的故事，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被收入仿《山海经》而作的《神异录》中，其中的“邺中妇人”篇讲述隋末起义军将领窦建德盗墓偶遇美女的奇事。当年窦建德起事时，在没有大款金钱资助，粮食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为了维持义军的日常开销，只好仿效曹操盗墓掘宝。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窦德建竟然盗到了曹操儿子魏文帝曹丕皇后的宫女墓。开棺后发现，里面有一个20来岁的女子，貌若天仙，十分漂亮，就像活着一样躺在棺材内。窦建德一看这个女子穿着的衣物和陪葬品，知道不是当时人。过了一会儿，美女开始喘气，并慢慢睁开了眼睛，望者大骇。想不到葬于三百年前的宫女，竟然神奇地复活了。窦建德觉得此事甚奇，便将这位女子带回军中调养了一番。经询问，女子自称是曹丕皇后的宫女，于是窦建德便收她做了房妾。更怪的是，李世民听说了这件事后，竟然要霸占此女，要她做后宫妃子。此女说，是窦建德救了她，才让她有了今天，这再生之恩不能忘记。据说，在遭到拒绝后，李世民还觉得很伤心。原文如下：
窦建德，常发邺中一墓，无他物。开棺，见妇人，颜色如生，姿容绝丽，可年二十余。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气息。乃收还军养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宫人，随甄皇后在邺，死葬于此。命当更生，而我无家属可以申诉，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时也。”说甄后见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宠爱之。其后建德为太宗所灭，帝将纳之。乃具以事白，且辞曰：“妾幽闭黄壤，已三百年，非窦公何以得见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饮恨而卒，帝甚伤之。
《三国志》记载，曹丕的皇后确实姓甄，为当时上蔡令甄逸的女儿。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二月，曹丕称王。六月南征时将甄氏留在了邺地。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因为失宠于曹丕，甄氏颇有怨言，嫉妒其他嫔妃，这惹得曹丕十分生气，派人将她赐死，葬于邺。依此复活宫女所说，“随甄皇后在邺”，与史实并无二致。
对于李世民霸占此复生宫女做妃子一事，也可以从史书上找到蛛丝马迹。《新唐书》记载，窦建德就是被时为秦王的李世民所剿杀。当时李世民派秦叔宝出阵，将窦建德引了出来，结果窦建德一惊一犹豫，被打成重伤，遭生擒，后被斩于长安。窦死后，其家眷都被李世民籍没了，很可能这个宫女就是这个时候让李世民看上的，但是否是从墓里弄出来的那个宫女就难以说得清了。或许是当时人有对其发动玄武门政变心怀怨恨，而故意编造的桃色新闻吧。
不管朝野如何议论，编造的故事如何传奇骇人，随着李世民以自己的德才学识和用人的纳谏任贤，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很快形成，国力日显强大。而连年征战厮杀，鞍马驰奔创立万世基业的高祖李渊，则成了伤心的过渡人。世民这几年励精图治的成绩，他似乎并未看到。内心深处的伤痛，缠住了性格抑郁的清瘦躯体。大业初建，儿子们沥血夺嫡，互相残杀，一夜之间，失去了曾与之东拼西杀的“上阵父子兵”大儿建成、三儿元吉，他悲痛欲绝，难以自拔；还有自己尚未过足皇帝瘾便被逼“禅让”皇位给二儿李世民的阴影，一直难以消弭……
贞观九年（635年）十月，唐高祖李渊永远地离开人世，乘鹤西去。举京陷入悲痛之中。一时间，围绕着为这位太上皇建造陵墓，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君臣、臣臣之间，各执一词。
《资治通鉴》第一九四卷载，初遇长辈的丧葬之事，恸哭不已、乱了方寸的唐太宗李世民目光瞢然，随口向位列两边、素服白衣的文武群臣下诏：“太上皇山陵依汉长陵故事，务存隆厚。”
群臣们都知道，汉长陵乃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刘邦手持三尺剑斩白蛇起事，号令天下夺取江山，当上西汉的开国皇帝之初，就颁布了墓葬制规。从他即帝位的第二年，便每年抽国税的三分之一，来为自己建造规模宏大的寿陵。对寿陵的建制过程，设专人监督，而且皇帝自己也时不时亲自去察巡。
李世民缘何要以汉的墓葬制规，作为自己父皇陵墓建造的参照呢？这主要是因为，汉陵居于五陵原，规模、形制太招人眼，五陵原位在咸阳，距长安举步之遥，抬眼便可见其貌；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为五陵之首，且刘邦与太上皇李渊有相同之处，即都为开国之君。
李世民下诏，要父亲的陵墓规模依“长陵故事”，还要“务存隆厚”，显然是要尽父子之情，好好厚葬父皇。
寂静、沉默，两班文武都低头不作声。李世民正待进一步诏令修造陵墓事宜，这时，虞世南上前一步，跪倒在地，上疏直陈自己的看法，他不赞同太宗准备厚葬太上皇的主张，他认为：“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使其中有所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伏唯陛下圣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秦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无金银耶！……状愿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率毕节损，仍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
虞世南说厚葬是“亲之累”，并不是对尊亲的不孝，有这样充分的理由，所以对自己的尊亲厚葬，是不可采用的。
秦汉的厚葬之法更不能效仿，如大封土陵，即便里面没有随葬金银宝玉，但后世的人们见到陵墓堆土如此之大，难免会产生内有金银的议论，更别说专以盗墓为生的贼了。
虞世南在这一通连珠炮似的上疏中，还侃侃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可以肯定，虞世南的“主张”于浅显中，藏有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道理，有醒世作用。其实，无论是唐以前或唐以后的历朝历代君臣王侯的陵墓，凡是大肆铺张，举国财以随葬入土的，有哪个逃脱了王侯、军阀、地方官，乃至民间盗墓者的手掌！
对于虞世南的反对厚葬，李世民自己也不知不觉陷入沉思之中。因为虞世南说得在理，且头头是道。
李世民茫然了，登时犹豫起来，难以作出决断。
虞世南见此，跪地不起，再次上疏：“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恐于人力有所不逮。”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变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岂不重痛哉！”
“……”
虞世南的再次陈述，极力进谏，使得李世民有些心动，遂下令大家专题集中讨论虞世南的“意见”。
左仆射、魏国公房玄龄，右光禄大夫、宋国公萧璃等纷纷出班，陈述主张，他们认为：“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请以原陵之制。”
无疑，房玄龄等人的这个主张是个好办法。虞世南引经据典，以《白虎通》“三仞为坟”力陈薄葬的理由，这在李世民看来，实在也太俭朴了，他让大家讨论虞世南的“意见”，言下之意，就是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下可好，房玄龄为首的一番话，正中他的下怀。三仞太卑，九丈太崇，那么折中一下，干脆六丈，况六丈者，原陵也。原陵，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完全可以仿之，可谓名正言顺。这等于给了李世民一个好台阶顺顺利利而下，维护了做皇帝的尊严。
李世民点头赞同。
尽管因李世民的“点头”而使关于建高祖陵的规模之争烟消云散，但是，毕竟李世民一度为此辗转反侧，伤透了脑筋。
此时，唐陵还没有完整的陵墓制度。
一年以后，长孙皇后病逝，李世民根据皇后遗言“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命匠人在九嵕山建筑昭陵，从而最终确定下唐代的陵寝建制——两种情形：一是继承和发展魏晋、南朝因山为陵的制度，即在风水佳好的雄巍山峰中部开凿墓室建造大气非凡的山陵；再就是承袭秦汉陵制，在平原上封土为陵。长孙皇后的安葬，没想到成了李唐王朝反盗墓与后来盗墓风潮不断“对话”的焦点。
长孙皇后（公元601~公元636年），长孙皇后是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的女儿，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型女人。小字观音婢，其名于史无载。其“仁孝俭素，好读书”。长孙皇后于仁寿元年出生于长安，长孙皇后是北魏皇族拓跋氏之后。生父长孙晟是隋右骁卫将军、著名外交家，平突厥之功臣，生母高氏，为北齐皇族后裔，名臣高士廉之妹。大业九年（13岁）嫁给了李世民为妻。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被立为皇后。
作为李世民的皇后，对李世民的政绩有很大的贡献，她一方面做李世民的好妻子，另一方面，非常好学，她曾利用闲暇专门收集历代著名女性的业绩，编写得《女则》三十卷。她崇尚节俭，一次，有人对她说太子宫中器物太少，显不出皇家富贵气象，请皇后开恩给增拨一些，她不但不同意，而且亲自前去教导太子：“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耶！”最终使太子打消了添置金银器皿的念头。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在立政殿去世，时年36岁。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初谥曰文德.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文德顺圣皇后。中国史上最为著名的贤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