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淑子，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东郊的北烟台。当时她的父亲山口文雄在“满铁”所属的抚顺煤矿任职。在1932年发生的“平顶山事件”中，由于父亲因“通敌”受到拘留，事后山口淑子一家迁居沈阳。十三岁时，山口淑子认父亲的中国同学、当时的亲日分子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她因此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李香兰。
1934年山口文雄在北平结识了华北亲日派人物潘毓桂，李香兰又认其为义父，改名潘淑华。1937年李香兰毕业于北京翊教女子学院。
自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为了粉饰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太平，开设了“满洲电影制片厂”。李香兰成为伪满洲电影制片厂的第一批女演员，而且还是当家花旦，拍些风花雪月的娱乐电影，宣传日军占领下沦陷区的“太平”，麻痹民众。她还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满洲新歌曲》节目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于是，李香兰在歌坛和影坛迅速走红，成为与周璇等齐名的五大歌后之一，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这一时期，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
1937年，由“满铁”公司出资的电影公司“满映”成立，李香兰被聘为专职演员。次年6月，李香兰被聘为“满映”特邀演员。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蜜月快车》奠定了她“懂日语的中国少女影星”的地位，后又演出了《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和《白兰之歌》等电影，多为“满映”为日本侵略者拍摄的“国策片”，宣传日伪的“五族协和”，侮辱中国人。由于李香兰天资聪慧，形象出众，这几部影片很快使她在沦陷区“走红”。到1942年前后，李香兰已经名声享誉“大东亚共荣圈”。李香兰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战争年代，为了生存，我的确是拼足了力气学唱歌。”她称，对曾出演那些为军国主义服务、歧视中国人的电影而感到内疚。因受不了“李香兰”身份的重压，1944年她从“满映”辞职，客居上海。
1945年日本战败，伪满洲国灭亡，中国开始逮捕审判汉奸。因国人不明真相，以为李香兰是中国人，于是她被中国军事法庭以“汉奸罪”嫌疑逮捕，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后她公布了自己的日本户籍，证明自己是日本人才得以免罪。1946年2月，她被遣送回日。但是，李香兰的名字及她的音乐、电影，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1947年，她恢复本名山口淑子，重回日本演艺界，并一度活跃在好莱坞。李香兰在美国时同一雕刻家结婚，又闪电离婚。1959年与日本外交官大鹰弘再婚，改名大鹰淑子，随后息影，告别了她的演艺生涯。
20世纪60年代她曾被香港邵氏影业公司邀请访问拍片。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开始涉足日本政坛，她获选出任日本参议院议员，连任三届，并曾任参议院外务委员会委员长，为日本的外交事业奔波世界各地。在此期间，她致力于中日友好，同时还写了自传《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作为政治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日本侵华的历史，她说因为“这全都是事实”！
李香兰在其自传《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中记载：1937年，她曾有一次以中国人身份无意中参加了一次抗日集会，当时没有人知道她是日本人。当每个人都对“假如日本军侵入北平，诸位怎么办”的问题表态时，李香兰不知怎样说好，只能说“我要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接着，她写道：“我只能这样说，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1978年，李香兰以友好人士的身份来华访问，她到了上海、大庆、长春及哈尔滨，见到了故友，他们的热情接待使她打消了顾虑。她称自己是“有罪的人”，对自己在中国曾经出演的伪满电影十分懊悔，表示反省。她对中国十分友好并为日中友好事业而努力。她说：“当我们注视过去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逃避。无论怎样痛苦，那里面一定有值得将来借鉴的东西”，“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长期以来，许多书刊都有记载，误认李香兰是日本或军统的间谍，现在戴笠江山故居的展览中，甚至还把她的照片与军统大员照片挂在一起，注明她是军统女特务。但从上述她的简历和立场态度来看，她的间谍身份尚无证据可考。这就是本书要专门提及她的原因。
第三节军统特务“宋子良”与“港澳会谈”
在中日战争初期，蒋介石集团一方面对日抗战，另一方面也时刻准备与日本商量停战的可能。开始时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居中调停斡旋，失败后又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崇武在上海、香港与日方保持联系，寻找妥协可能。当时这是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共同安排。但后来，因日本的强硬态度，熄灭了蒋介石“谋和”的希望，他停止了对高崇武工作的关注，而高却得到汪精卫的支持，背着蒋介石前往日本暗中活动，成为汪的政治代表，蒋闻之震怒。
汪精卫投敌后，日本方面眼见汪伪政权对瓦解中国抗战阵营的作用不明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便又想与重庆蒋介石直接沟通，策划启动了“桐工作”计划。而蒋介石出于政治目的，也愿意与日本“接洽”一下，留条“后路”。
军统局作为蒋所信任的秘密机构，奉命参加了这次地下活动。
1939年1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出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以日本驻香港武官的身份来港“策划建立与重庆政府间的联络路线”。铃木到港后经过仔细分析，盯上了重庆方面驻港的“西南运输公司主任”、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经托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居中介绍，铃木要求与宋子良见面。
宋子良是个在野人士，且不谙政治活动，他当即以要请示宋子文同意为由加以拒绝。但蒋介石知道后，却很感兴趣，他找来戴笠，命令军统局选一长像与宋子良相似的特务冒充他去与日方谈判，一说这位冒牌“宋子良”就是军统局香港站站长王新衡，而另一说则是在谈判过程中一直与张治平密切合作的军统特务曾政忠（化名曾广）。
12月下旬，经过精心准备，军统局的“宋子良”在张治平牵线下与铃木卓尔见了面。他向铃木表示：日方如能尊重中国的名誉与主权，则可以和谈，希望日本在承认汪伪政权之前，要与重庆政府协商。几经会商，铃木卓尔提出举行双边正式代表会谈，“宋子良”返渝请示。
1940年2月9日，“宋子良”回港答复日方同意正式会谈。3月7日至10日，蒋、日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二楼举行预备会议，日方代表为今井武夫、参谋本部臼井茂树大佐和铃木卓尔，他们煞有介事地带来了陆军大臣俊六开具的身份证明书，中方代表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和“宋子良”，“陈”和“章”也带有“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写的证明书”。经过多次谈判，双方在3月9日达成的《备忘录》中写明“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作为缔结和平条约的基础”。《备忘录》的具体条款则包括以下几方面：
中国已承认“满洲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的同时发表此项声明。
中日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在一定期间内可在内蒙与华北若干地区驻军；华北重要资源由中日共同开发；中国对日提供便利。
停战协定成立后，重庆国民政府与汪兆铭派进行合作。
日在恢复和平的同时，尽速撤回派遣到中国的兵力，等等。
当时“渝方代表”对这些条款基本表示同意。据称重庆最高当局得到会谈结果的报告后，对“中国放弃抗日联共政策”、“缔结防共协定”、“经济提携”等都表示同意或原则上同意，只是担心如此露骨地公开承认伪满，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是，要在此问题的表态上退一步，对承认伪满问题改为“原则上同意考虑”；而与汪合作问题，“在和平恢复后……适当处置，无庸提为和平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再对日方提出“应于和平妥协时，将在华军队从速全部撤退”，增加了价码。
5月17日，“宋子良”结束在重庆活动再次来港，约铃木卓尔在一艘小游艇上秘密会晤，洽谈举行第二次秘密预备会议问题。他对铃木透露说：“蒋介石委员长表面如何暂且不谈，他内心希望和平确属事实。”又说，“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对共产党，如果秘密会谈达成协议，当然要进行讨伐，而且讨共计划业已制订，如可能的话，希望7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纷集重庆，并已协商完毕。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请求武器补充等等的援助。”“看来，中国方面在中日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反共宣言，所以在第二次秘密会谈中，涉及时机内容等项问题，希望与日方协商。”他们就在澳门召开第二次秘密预备会议达成了协议。
6月4日下午，双方代表开始在澳门会谈，场所选定在市郊海岸僻静的一处空房里。这次渝方代表出示的证件上直接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中正”的印章，以示货真价实。会谈开始时，“陈超霖”首先表示，虽然渝方对首次香港会谈中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及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有保留意见，但上次会谈也收到了巨大的成果。他说：香港会谈“使两国的隔阂距离显着缩小，从而中国相信有与日本接近的可能性”；中国的青年将领通过这次会谈，“逐渐得以了解日本的诚意”，“对积极推进日华和平表示赞同”；香港会谈后，双方“恢复了信任”，“现在我们这次的路线最为确实可靠，堪称捷径”；国民党高层现在“对于进一步加紧防共方针的意见，愈趋一致。蒋委员长也派了有魄力的军政要员数人到西北地区，命其担当防止共产党反抗的任务。中国的防共对策已开始转入逐步实行的阶段”。这番话自然有勾引日方在答应条件的基础上继续会谈的意味。
在当晚及次日的会谈中，双方就承认伪满及日军在华驻兵问题再次进行了商讨。“宋子良”则于6月5日凌晨3时返香港，“与重庆来的要人会见，接受训令后即行返回”。6日下午，他向今井武夫等人表示，关于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华驻兵问题已将日方的意见向重庆汇报请示了，预料双方难求一致，无须等候回示，希望下一步升级进行会谈。他提出先由蒋介石的代表（预定为张群）在上海或其他地方与汪精卫先行会谈，等解决汪的问题后，再由蒋介石与日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在重庆举行会谈。日方提出先由蒋与板垣会谈的提案。最后达成了由蒋介石、板垣、汪精卫三头目进行会谈的协议。6日晚，双方又就“三人会谈”的地点、时间、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商讨，澳门会谈便告结束。此后，“宋子良”与铃木还在继续联络中，直到9月底止。因日本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条约，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分野明确，新任日本陆相的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等主战派不赞成对蒋谋和，策划中的所谓高级会谈遂告中止，中日又一次的“谋和”至此失败。
对这次蒋日秘密会谈事件，过去史学界基本的观点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港澳会谈”在政治上来看是蒋介石集团对敌妥协的明证，背叛了民族立场。但从现在新刊布的史料来分析，这次所谓“港澳会谈”完全是一次军统特务哄骗日方的闹剧，是他们针对日方邀功心切的铃木卓尔不惜卑词谦态诱引蒋介石或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来，反映出日方“求和”的急迫性，从而摸清对方底牌的一次特务活动。
至于那个“宋子良”，日方在香港会谈开始时，因唯独他没拿出身份证明书，而在会上的地位比较重要，就开始对他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甚至于从房门锁洞孔中偷拍了“宋子良”的照片，拿到南京伪府让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认识宋的人辨认，但因照片上人像太小，未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但他们从截获的情报中，认为他可能是军统香港区负责人王新衡，因其年龄、身材、容貌比起宋子良来要“更与实际会谈的对手相像”。
后据当时在军统局本部第二处国际科任敌伪股股长的邓葆光证实，戴笠“指令香港区长王新衡，通过日本驻港铃木特务机关成员张治平（留英学生，为香港区的通讯员）关系，冒充宋子良，与日方代表谈判。开始布置时，由国际科敌伪股承办。邓葆光是第一手承办人。此事约一个月突然中断，译电科说，这种电报全送曾家岩公馆”。然又有材料说：1945年夏，那个曾在香港假扮“宋子良”参加谈判的人成了日本上海监狱中的囚犯，被原日本中国派遣军特派员、曾在香港会谈中担任翻译的坂田诚盛认出。在与今井武夫见面时，此人承认自己是蓝衣社的“曾广”，到1955年时，这个“曾广”还曾致函今井武夫，对当年“冒充宋子良的错误深表歉意”。或王或曾，孰对孰错，因时过境迁，于真正宋子良及此次会谈历史而言，已无太大考究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