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次回到东北以后，萧红竟然向她的家庭妥协了。
1931年2月，李洁吾再次在北平见到萧红。尽管分别的时间不长，但萧红仿佛已经变了一个人。她的穿戴阔绰了，俨然一副富家千金的模样，还送给李洁吾一小瓶白兰地酒和一盆马蹄莲花。
两人正说着话，忽然一个男人推门进来，萧红的脸色略显尴尬，向李洁吾介绍说：“这是汪先生。”汪恩甲坐下后并不怎么说话，极不自然地掏出几枚银元反复摆弄。李洁吾见状，连忙告辞离开。
这次萧红和汪恩甲一起来北平，似乎是来为结婚备办用品的。两人常常一道出去，萧红的花费也比从前多了许多。
20多天后，萧红随汪恩甲回到东北。她平静地告诉北平的朋友，她要和汪先生结婚了。
萧红万万没有想到，此事却突然另生枝节。
多年前，曾为汪恩甲和萧红的婚姻牵线的人，是汪恩甲的大哥汪恩厚和萧红的叔叔张廷献，两人曾经做过同学。正当这桩“良缘”就要搭成时，汪恩厚却突然得知了萧红逃婚的“丑闻”，大怒之下，要求弟弟立即退婚。
如此难堪的局面，让张家和萧红本人都无法接受。羞愤难当的萧红将代弟退婚的汪恩厚告上了法庭。开庭那天，张廷举和张家的几位亲属都在场，萧红的两位要好的同学也到庭助阵。然而，在法庭上，汪恩甲为了顾全大哥的声誉，居然承认是自己要求解除婚约，而非大哥横加干涉，代弟休妻。萧红败诉了，法院当庭取消了汪恩甲与萧红的婚约。
汪恩甲的懦弱，让萧红再一次对他失望了，两人的关系也再度陷入了僵局。
萧红被汪家退婚的消息，在呼兰小城不胫而走，人尽皆知。与此同时，萧红也成了张家的罪人——因为她伤风败俗的行为闹得满城风雨，张廷举被迫辞去了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调到巴彦县教育局任督学，弟弟张秀珂也为了避开舆论的干扰，从呼兰转学到了巴彦。
为了避开呼兰人的议论，也为了更好地监视萧红，防止她再次出走，张廷举将萧红送到阿城县福昌号屯暂居。福昌号屯是张家的老家，这里住着萧红的继祖母徐氏（张廷举的继母），两个伯父、四个叔父和一个姑母，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住在这里的萧红无法与外界联络，无异于与世隔绝。
半年多来，萧红每天都屈辱地活在软禁之中。因为玷辱了张家的门风，她被视为败类，受尽歧视，甚至遭到脾气暴躁的大伯父的毒打。继祖母如同防贼一样监视她，连睡觉也要和她在一个炕上，对她的苛责更是家常便饭。萧红在《夏夜》里回忆道：我常常是这样，我依靠墙根哭，这样使她更会动气，她的眼睛好像要从眼眶里跑出来马上落到地面似的，把头转向我，银簪子闪着光：“你真给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上也找不出这丫头。”
这种种似乎无穷无尽的折磨让萧红的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她没有一天不想逃离这个充斥着黑暗与痛苦的牢笼。这一次，她对出走的渴望已经不再是为了自由的理想，而仅仅只是求生的本能，她要活下去。
1931年10月，萧红只身一人来到了哈尔滨。据说，是同情她的姑母和小婶，悄悄安排她藏在送白菜的大车里，从福昌号屯到了阿城，又从阿城乘火车逃到了哈尔滨。
与前一次的出逃不同，这一次，没有表哥的接应，没有同学的帮助，也没有周密的计划，萧红没有想过她要到哪里去，也没有想过她将靠什么来生活。她只是清楚地知道，这次离开以后，她再也不可能回去了。她遗弃了她的家族，同时，也遭到了家族永远的遗弃。
1931年的初冬，流浪在哈尔滨街头的萧红重逢了弟弟张秀珂。秀珂请她去喝咖啡，反复劝她：“天冷了吧！并且也太孤寂了，你还是回家的好。”
“天冷了，还是回家好，心情这样不畅快，长久了是无益的。”
“莹姐，天冷了，再不能漂流下去，回家去吧！你的头发这样长了，怎么不到理发店去一次呢？”
而萧红却一再回避着弟弟的话，被问急了，才说：“那样的家我是不想回去的。”
秀珂要回学校了，与萧红握手告别。走了几步，又转回来，仍是不舍地说：“莹姐，我看你还是回家的好！”
萧红依旧坚决地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
“那么你要钱用吗？”
“不要的。”
“那么，你就这个样子吗？你瘦了！你快要生病了！你的衣服也太薄啊！”秀珂深黑色的眼睛里充满了祈祷和愿望，在萧红孤寂的心中留下了久违的温暖。但她终究还是与弟弟分手了，分别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走去。她独自一人，游走在初冬冷清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寒风刺着她的喉头，她羸弱地微微咳嗽着。
萧红真的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直到1942年客死香江，终其一生，她再也没有回过“那样的家”，再也没有见过和她“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甚至再也没有回过呼兰，看一眼祖父坟头的青草和那后园的玫瑰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