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仆人的劳动不生产价值以外，有些上等阶级人士的劳动也不生产任何价值，它们的形式不能固定，它们的价值也无法体现在物品上，所以根本不能保存起来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例如，君主以及官吏和海陆军的劳动，都不生产价值。这类不生产的劳动者，是人民的公仆，靠他们劳动年产物的一部分来维持生计。无论他们的职务多么高贵而又有用、必要，都会随生随灭，无法保存起来供日后取得同等职务之用。虽然他们治理国事、捍卫国家的功劳很大，但他们治理国家的活动却年年都需持续不断地进行，今年的治理业绩和安全，并不能买来明年的治理业绩和安全。这类劳动包含在各种职业中，有些包含在牧师、律师、医师、文人这类尊贵而重要的职业中；有些包含在演员、歌手、舞蹈家这类低贱而不重要的职业中。这类劳动即使包含在最低级的职业中，也具有若干价值，支配其价值的原则与支配其他所有劳动价值的原则相同。与此同时，这类劳动即使包含在最尊贵的职业当中，也不能保存起来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使用，只会随生随灭。比如，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歌唱，都属于这类劳动。
无论是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还是不劳动者，都要靠土地和劳动年产物过活。不过，就算这些生产物的数量再大，也绝对是有限的。所以，当它们较多地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时，生产性劳动者所消费的部分必然会减少，从而造成次年生产物数量的减少。相反的，如果它们只有小部分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时，生产性劳动者所消费的部分必然较多，所以次年的生产物也会较多。不包括土地天然产物在内的土地年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
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都是为国内居民提供收入，并供国内居民消费的。不过，无论这些年产物是土地的天然产物，还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都会在刚生产出来时就被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补偿以食物、材料和制成品形式体现的资本，它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收入，其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是利润，地主的收入是地租。土地生产物一部分用于支付农业家的资本，另一部分用于支付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大工厂生产物一部分用于支付厂商的资本，另一部分则用于支付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其中，前者所占的部分往往最大。
用于支付资本的那部分年产物，从未立即被非生产性劳动者消费掉，反而是生产性劳动者给消费掉的。而消费用于支付利润和地租的那部分年产物的人，可能有生产性劳动者，也可能有非生产性劳动者。
有一部分资财的人，莫不希望其投资既能收回资本又能赚得利润，所以他只会雇用能够生产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者。这部分资财是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它不但要起到资本的作用，还要在后续过程中为生产性劳动者创收。而他拥有的另外一部分资财，则是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的，它会从他的资本中撤出，供他直接消费。
非生产性劳动者和不劳动者都要靠收入生存。这类收入包括以下两类：一是一开始即被指定为利润和地租的年产物；二是用于支付资本和工资的年产物。不过，第一类年产物往往会在分配到应得之人手里之后，被分解成两部分，不但用于维持劳动者自身，还用于维持其他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
例如，就连工资丰厚的普通工人都经常会雇用一两个仆人，或是看一回木偶戏，更别说是大地主和富商了。这时，一部分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就被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此外，他们可能还得缴纳一些税款，用以维持那些虽然尊贵得多但同样不生产的人。不过，如果原本打算用于补偿资本和工资的那部分年产物，没有雇用到足够的生产性劳动者，或是不能顺利地推动工作，那么按照常理，它是绝对不会被移作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之用的。要想在劳动者未进行工作之前就花费一部分工资去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何况这部分工资只是资本所有者从其收入中节省下来的，往往并不多。生产性劳动者无论怎么节省，也节省不了多少资金，不过，他们终究还是有一些节省资金的。由于他们这一阶级人数众多，所以即使每人所缴纳的赋税都非常有限，但整个阶级所缴纳的赋税总额却相当可观。无论在什么地方，地租和利润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而它们也是最容易节省的。它们既可以被所有者用来雇用生产者，也可以被用来雇用不生产者。从总体上讲，所有者似乎特别喜欢用它们来雇用不生产者。那些大领主，通常都将他们的费用花在游惰者身上，却很少供养勤劳的人民；即使富商们会雇用勤劳人民，但他们同时也会像大领主一样将他们的大部分资本都用来豢养那些不生产的人。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无论是土地的天然产物还是土地的劳动产物，都会在刚生产出来时就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补偿资本，另一部分则是以地租或利润形式出现的收入。现在，我们还要知道，这两个部分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生产者和不生产者的比例，并会随着国家的贫富程度而产生差异。
现在，欧洲各个富国的土地生产物，极大部分都被用在了补偿独立富农的资本上，其余的小部分才被用来支付利润和地租。但是，在以往的封建社会，只要极小一部分的年产物，就可以补偿耕作所需的资本。因为，那时候所需的耕作资本就只有几头老牛老马而已。而且，这些牛马都是以荒地上的天然产物为食的，所以它们也算是天然产物的一部分，只不过归地主所有，再由地主借给土地耕作者。除了维持耕作者生存的土地生产物之外，其他土地生产物都以地租或利润的形式归地主所有。土地的耕作者，大部分都是地主的奴仆，所以他们的身家财产其实也都归地主所有；还有一部分是可以随意退租的佃户，虽然他们所缴纳的地租经常是所谓的免役租，但它实际上仍然相当于全部的土地生产物。而且，他们在和平年代可能随时会被地主雇用，在战争年代又须服兵役。虽然他们的住处离地主较远，但他们也和地主家里的奴仆一样，隶属于地主。既然连他们的劳役都由地主支配了，那么他们的劳动产物也自然得完全归地主所有。现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就说现在的地租吧，它在全部土地生产物中所占的比例，一般都不会超过三分之一，有时甚至不足四分之一；按改良土地的地租数量来计算，现在的地租几乎是以前的三倍或四倍；现在的土地年产物更是比以前多得多，好像光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年产物，就是以前年产物总量的三到四倍。在农业日益进步时期，地租虽然在数量上日渐增大，但其与土地生产物的比例却日益减小。
在今日欧洲，各个富国都在商业和制造业上投入了极大的资本。而在古代，由于贸易极少，所以制造业也非常简陋，只需要极少的资本就足够营业，并能获得极大的利润。当时的利息率，基本上都在百分之十以上。这么高的利息他们都能支付，可见他们的利润有多丰厚。现在的利息率则很少会超过百分之六；而且，即使是最进步国家的利息率，有时也会低至百分之四，甚至是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二。由于富国的资本远远多于贫国，所以富国居民所得的资本利润也远远大于贫国。不过，现在的利润和资本的比例，往往比以前小很多。
富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中，用于补偿资本的部分比贫国大得多，而且这部分在年产物中所占的比例，也比直接归作地租和利润的部分大得多。此外，富国花费在雇用生产性劳动上的资本，也比贫国大得多。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在前面提过，一国的年产物，一部分会固定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另一部分则既可能用于雇用生产性劳动，也可能用于雇用非生产性劳动，而且雇主往往特别喜欢将其用于后一用途。富国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资本占全部年产物的比例，也往往比贫国大得多。
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决定了一国人民是勤劳还是游惰。我们之所以比祖先勤劳，就因为我们用于维持勤劳人民和游惰人民的资金的比例，比二三百年前大得多。我们的祖先之所以会变得游惰，就是因为没有因勤劳而受到充分的奖励。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劳而无功，尚不如戏而无益。”如果一个工商业城市的资本可以维持下等居民，那么该城市的居民，大多数都是勤劳、认真而又兴旺的，像英国和荷兰的大城市，就属于这类城市。如果某地主要依靠君主的不定期驻节余来维持人民生计的话，那么当地人民大部分都会是贫穷而又堕落的游惰者，像罗马、凡尔赛、贡比涅、枫丹白露等，都属于这类城市。
至于法国的工商业，只有卢昂和波尔多两市的工商业发展还值得一提；其他各个议会城市的下等人民，大都要依靠法院人员以及打官司者的费用来维持生计，因而大部分都是贫穷的游惰者。相比之下，占地理优势的卢昂和波尔多两市，其商业就发达多了。巴黎所需的物品，无论是由外国输入还是由沿海各地运来的，都须在卢昂集散；加龙流域所产的闻名于世的丰富葡萄酒，则需要在波尔多集散。由于这些葡萄酒很受外国人的喜爱，所以输出量相当大。这么好的地势，自然会吸引更多的资本都来投资，这么一来，这两市的工商业自然会蒸蒸日上。
相反的，其他各个议会城市的投资，则大多只为了维持本市的消费，即根本没有超过本市的使用限度。比如巴黎、马德里和维也纳，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巴黎是这三城市中最勤劳的一个，但其制造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就是它自己；其全部营业活动的主要对象，也是本市人。在欧洲，只有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这三个城市，不但是王公驻节之所，又是工商辐辏之地，而且有本市人、外地人和外国人作营业对象。它们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它们成了大部分远销物品的集散中心。
一个花费大于收入的城市，并不能像那些连下等人民都可以靠资本维持的工商业城市一样，它除了把资本用来供应本地消费之外，根本没有其他有利使用资本的方法。于是，大部分人都只能靠微薄的收入过活，自然也就慢慢地习惯了游惰，甚至还会同化一些原本应该勤勉做事的人。因此，即使是在这些地区投资，也是不利的。爱丁堡的工商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以前是非常不发达的；等到苏格兰议会迁移出去，当地的王公贵族人数大大减少，它才逐渐振兴起来。但是，由于大理院、税务机关等还未迁出，它们花费了很多收入，所以爱丁堡的工商业还是远远比不上格拉斯哥的工商业。格拉斯哥的居民，大都靠资本来维持生计。而且，即使是一些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大乡村，要是其间也住有公侯贵族，那么当地居民往往也都懒惰而又贫困。
所以，一国勤劳者与游惰者的比例，似乎都是由资本与收入的比例决定余译注：指高级官员驻守外地执行公务。
的。如果某地的资本占优势，那么当地人民一般比较勤劳；如果某地的收入占优势，那么当地的游惰人民就会占多数。资本的增减，会使真实的劳动量随之增减，从而引起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增减；此外，资本的增减还会使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也随之增减，所以国民财富与收入自然也会跟着增减。
节俭可以增加资本；而奢侈和妄为，则会减少资本。一个人的收入节省了多少，他的资本就会增加多少。增加的这部分资本，既可以用来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借给别人。如果他把这部分资本借给别人，别人就可以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他自己也可以收受利息。既然增加个人资本的方式只有节省每年的收入或利得，那么要增加社会资本，也只能用同样的方式，因为社会资本就是由个人资本构成的。
不过，造成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勤劳，而是节俭。当然了，由节俭积蓄下来的任何物品，都是靠勤劳挣得的，因而是先有勤劳后有节俭。如果只是勤劳却不知节俭，那么就算有再多劳动成果，也储存不下来，所以资本也不可能增加。节俭能够使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增加，从而吸引更多的劳动者投入生产性劳动当中，最终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即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因此，节俭可以使更大的劳动量投入生产，最终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每年节省下来的资金，往往会和每年的花费同时被消费掉，只是消费的人不同而已。富人每年花费的收入，大部分都花费在了游惰的客人和家仆身上，没有得到一点儿报酬。即使是为了图利而节省并直接转为资本的收入，几乎也会同时被劳动者、制造者和技工消费掉。这些劳动者虽然消费了一部分价值，但他们会把自己消费的部分再生产出来，并提供利润。现在，我们假定某人的收入都是货币，如果他把它们全都用在购买食物、衣服和住所上，那么这笔资本的消费者就是游惰的客人和家仆；如果他为了图利而将其中的一部分节省下来，并直接转作自用或借给别人的资本，那么他用来购买食物、衣服和住所的这部分收入，就被劳动者消费了。这笔收入，最终都被消费，只是消费者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