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按照毛泽东要突出矛盾的思想第一次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对政治报告的重要补充
八大开幕后两天，毛泽东就把起草《政治报告决议》的任务提上工作日程。从9月17日起，由胡乔木、陈伯达分头起草。决议的政治部分由胡乔木负责，经济部分由陈伯达负责。胡乔木的稿子写出以后，由陈伯达主持统稿。他们边看边改，边读边改。
9月19日，决议初稿写成，题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决议（初草）》。“初草”分送大会主席团常委和秘书处。主席团认为不行，乃由胡乔木从头至尾改写。23日写出第二稿，手稿共12页，将近8000字，分10个部分。
9月24日晨5时，毛泽东指示组织代表讨论，将修改意见汇总交胡乔木。他给杨尚昆写信说：“请于今日早晨用电话通知各代表团长和各省市区的小组长，立即阅读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今日下午二时以前各开小组会讨论一次，将修改意见注在草案上，送交秘书处。请秘书处于今日下午将各组修改意见加以汇总送交胡乔木同志，以便修改。”
在9月24日华北代表团讨论决议草案时，介绍了薄一波传达的毛泽东对决议草案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还有一条是：“三个主义不要平列，主要是主观主义。”
胡乔木按照24日下午各代表团、各小组讨论提出的意见，当晚就进行修改，写成《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九月二十四日修正草案）》。这是第三稿。这个修改稿在结构上由原稿的10个部分调整为6部分，在内容和文字上作了较大的修改。9月24日的修改稿为后来的正式稿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内容。
这一稿内容上最重要的修改，就是按照毛泽东要突出矛盾、主要是先进与落后的思想，增加了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第一次论述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决议稿首先指出：“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在国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上结束，几千年来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已经基本上结束，永远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稿子在说明“我们还要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要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并且还必须长期地警惕着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如果忽视这些任务，是错误的”之后，即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主要矛盾作出论断：“但是，在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并据此提出为解决这个新的矛盾所决定的今后任务：“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同我国各族人民群众在一起，解决这个新的矛盾，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
9月25日晚上8时45分，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约见胡乔木和陈伯达、田家英，谈《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问题。
事后，胡乔木等对“九月二十四日修正草案”作了修改，写出了“九月二十六日修正草案”。档案中存有胡乔木等修改的两份稿子。对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意义，在上引那段文字中“这就表明”后面，增写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一句。这一论断明确论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历史依据，也是党将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的客观依据。后面一句删去“几千年来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已经基本上结束”一个分句。将“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改为“现在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讲得更加准确、更加鲜明。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政策问题，胡乔木对第五点重视和提高产品质量，作了重要补充。并加写了第七点，必须解决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布局问题，论述了处理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相互关系的原则。关于处理国际事务方针，胡乔木加写了第八点，在国际交往中“采取真正平等对待的态度，严格反对大国主义”。
当天，各代表团按照大会主席团的要求进行了讨论。代表们从内容到文字都提出了修改意见。起草委员会又进行了讨论。胡乔木受起草委员会委托，即于当晚对决议修正草案进行修改，并连夜报送毛泽东。
9月26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会议从晚上10时半开到27日凌晨将近1时55分。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在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封面上给胡乔木写了批语：
即送胡乔木同志：
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二时
政治报告决议即据毛泽东批改过的稿子付印。
对印出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稿，胡乔木和陈伯达又细细校读，作了修改。所作修改，都是胡乔木的笔迹。在经修改后的此稿标题左上角写有“定稿”二字。
胡乔木这次所作修改，主要仍然是在分析和论述主要矛盾方面。
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后主要矛盾一段文字，胡乔木修改时重写了一遍。表述为：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的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同上一稿相比，胡乔木等这次修改最重要之点是，在论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时，把“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删改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中“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是新写的，系胡乔木的笔迹。这句话，实际上是在上一稿中就有而这一稿删去的“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那一句话的浓缩、改写。改写的这句话，同删去的那句话意思是一致的。可以说，改写的这句新话，完全甚至更符合毛泽东对政治报告决议“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的要求，同样甚至更好地表达了毛泽东的“现在［矛盾］主要是先进与落后”的论断。而表述现在矛盾主要是先进和落后意思的话，在9月24日华北代表团讨论会上介绍了薄一波传达的毛泽东对决议草案要突出矛盾的意见后的当天晚上，胡乔木就在决议草案的第三稿上写上了。9月24日晚第三稿上的那句话是：“在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
胡乔木在9月27日这一稿中还增写了中国近百年历史状况和中国人民的自身要求，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宏观历史背景上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又在分析国内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任务，从而使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标、任务，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对社会主义改造与阶级斗争的论断，胡乔木也作了修改。原稿讲“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消灭产生资本主义根源的小私有制”，修改稿把“消灭”改为“变革”；原稿讲“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修改稿删去了“和阶级斗争”5个字。
这一稿修改完成以后，来不及重出清样，胡乔木即同陈伯达一起，送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处，请毛泽东审阅。
陈伯达向毛泽东特别说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修改稿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主要矛盾的表述，大家觉得很好，很新鲜，又有根据。陈伯达说，和列宁的一篇文章的提法是一致的，列宁那篇文章的标题就叫《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
对这个重要修改补充，胡乔木后来说过，是陈伯达同康生商量后提出，把胡乔木找去一起作出的。胡乔木和陈伯达即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毛泽东审阅。这时，已是大会闭幕式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琢磨了好一会儿，同意了，叫赶快去印。
在27日下午举行的八大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即闭幕会）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得到大会全体代表一致通过。
如上所述，《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按照毛泽东“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的意见，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现阶段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是《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的核心，是对政治报告的重要补充，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间，在全党上下，认识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即对胡乔木、陈伯达后来加的那个提法（“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表示了不同意见。大约是9月27日通过政治报告决议以后两个星期，毛泽东表示，这个提法恐怕不妥当吧。陈伯达讲，列宁的文章中有这样一个说法。毛泽东说，你们讲列宁的文章和中国的情况不是一回事。俄国同西欧来比，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落后，这是个实际情况。你们按照这个说法来说我们国内的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自己与自己比。同列宁的原意就不一致了嘛。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提出异议的，只是这一个提法，并不是对《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二、《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按照毛泽东重点是经济建设的思想吸收了“二五”计划报告和大会发言的重要意见，系统论述了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方针政策，丰富和补充了政治报告的内容
毛泽东在1956年8月22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指出：这一次［会议］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主要还是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讲建设。《政治报告决议》按照毛泽东八大的重点是经济建设的思想，在经济建设方针、政策方面，吸收了周恩来关于“二五”计划报告的重要论述和陈云、薄一波等人大会发言中的重要意见，丰富和补充了政治报告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在9月16日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总结了在执行“一五”计划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就近年来领导经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四点指导意见：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吸收了周恩来这个报告总结的经验教训和提出的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等指导意见，作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在对基本国情作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辩证的论述。《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由于我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有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援，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陈云在9月20日的大会上就“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发言，论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指导经济工作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措施。陈云说：“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在我国出现的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会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应当明确解决的10个经济政策问题中吸收了陈云“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主张。决议说：“第四，为了发展工业和农业，必须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在商业方面，由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为了适合于新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的需要，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第八个问题是关于计划生产与非计划生产、集中经营和分散经营的方针。决议写道：“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对于这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只从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或者只规定参考性的指标。如果把这一部分产品勉强列入国家计划，或者把参考性的指标当作正式计划的指标，对这些产品的生产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样，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在对于公私合营的工商业和合作化了的手工业、小商业、农村副业进行经济组织的时候，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解决集中经营或分散经营的问题。如果把应当分散经营的勉强地合并起来集中经营，那也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薄一波在9月18日大会上就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发言，探讨了若干重要数量界限即比例关系问题。他说：“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或者略高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的，是比较稳妥可靠的。它既可以保证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可以保证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使我国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些。”
薄一波的意见被简称为“二三四”，受到大会的重视。根据毛泽东提议，《政治报告决议》吸收了薄一波的发言，作为10个经济政策问题的第9个问题，从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角度、从国家建设与改善民生相结合的高度作了论述，并提出了基本原则。这就在政治报告在论述工业和农业问题时讲的改善职工生活和增加农民收入视野更加开阔，也更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政治报告决议》指出：“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同时，政府必须厉行节约，认真节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支出。但是如果过高地规定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不注意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注意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损害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的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组织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三、《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按照毛泽东着重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吸收了修改党章报告和大会发言的一些重要内容，更为具体地论述了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扩大民主生活，丰富了政治报告的内容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深刻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揭露和分析了在贯彻群众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说明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应用”；提出“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还说：“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进一步肯定扩大民主生活的意义，并提出要从四个方面加强监督，同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决议第四部分写道：“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用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机关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的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第六部分也吸收了邓小平修改党章报告的重要内容，从党的领导角度对群众路线和党内民主作了更为具体的带有法规性的论述：“为了使领导工作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就必须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倾听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检验我们的领导，修正我们的错误。在党内，必须善于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善于听取同级的和下级的不同意见，善于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组织关于政策问题的自由、切实的讨论，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出异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生动活泼的党的生活，我们的领导才不致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地纠正。那种脱离群众、脱离集体、听不得反对意见、用机械的服从来维持领导威信的办法，只能妨害我们的事业的发展。”
董必武在9月19日大会上就“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了发言。评述了人民民主法制形成的历史进程和发挥的积极作用，总结了人民民主法制工作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当前法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不重视和不遵守法制的根源，指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提出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和几项具体措施。董必武指出：“我们不仅已经有了国家根本法——宪法，而且有了许多重要的法律、法令和其他各项法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问题。”董必武还指出：“党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他说：“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必须有法可依。这就促使我们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其二，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我们反对一切随便不按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对于那些不知道法律的人，不仅要教育他懂得法律，还要教育他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就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在“必须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部分中写了关于加强法制的一段话，就是吸收了董必武发言的主要内容。这段话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从以上评述可见，《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别开生面的文献。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八大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不仅是对政治报告的概括，而且是对政治报告的提炼。不仅深化了政治报告的内容，而且吸收了党章修改报告和二五计划报告以及大会发言的精华。是七大以来11年毛泽东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功的经验总结，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以苏为鉴，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总结。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办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对怎样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作出了回答。它汇集了全党的智慧，全面、系统、集中地反映了八大的成果，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认识水平。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探索创新、进取超越的时代精神。
第二，《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在八大“三大工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新中国继续前进的目标和方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规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进行了具体部署和规划。它是指导全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的指针。
第三，《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形成的，是毛泽东践行第二次结合的主张、探索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成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研究中国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继《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论十大关系》之后，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前的一篇重要文献，是毛泽东着作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之一，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似应仿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先例，选收进毛泽东的着作集中去。
2011年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