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百姓虽然不是肉食者，但他们喜欢看忠臣。陈连升父子的表现当是他们的最爱。沙角战争开始后，陈连升指挥炮台英勇抗战。沙角炮台快要失陷时，他要求士兵为国捐躯，自己却被飞弹当胸打倒。整个作战过程，英军未死一人，但在中国版本的传说中，陈连升亲自坐阵炮台，使用地雷及扛炮炸死敌人百余。唉，就算老英雄炸的都是汉奸吧。据茅海建先生考证，背后登陆的明明是英国的正牌陆军，可中国方面非得说爬上炮台来的都是汉奸。魏源的书里说得更邪门，说汉奸有两千余人。看来，这场战争不是英国人打中国人，而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英国人只是来帮忙了。
咱接着说英雄，据民间版本，陈连升倒地，其子挺戟大呼，跃入敌中。连刺数人，血染战袍。最后连中数十刀，惨遭破腹，英雄阵亡。另一民间版本说得更邪乎，说肉搏战时，陈连升父子光用强弓就射杀二三十个敌人。而陈连升本人，更是倒地复起，用尽最后的力气，又拉了个垫背的，这才壮烈死去。
当一个民族遭遇外侮，且雪耻无望的时候，精神英雄就会产生。天朝的第三个精神英雄，干脆不是人了。它是陈连升的坐骑，一匹黄膘马。这匹黄膘马就跟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的那条狗似的，不但通人性，而且有节有义。民间传说，陈连升的坐骑，被英国人弄到了香港，但是它比主人还要坚贞不屈，“饲之不食，近则蹄击，跨则堕摇”，甚至刀砍不从。英国人没有办法，只好把它放置于荒山。这马在山上既不吃草，也不喝水，天天朝着北面大陆的方向悲鸣。有香港人捧食给它，它才下嘴。如果弃之地上，马则扬首而去。民众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此马认为，琦善割香港给英夷了，香港已不是咱的地盘，所以拒绝地上嗟食！半年之后，此马饿死。有人写诗歌颂它，说主人是大忠臣，马是大忠马！
这里我们就不好意思说这个“节马”的故事有杜撰及想象的成分了，我们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唉，中国人的爱国感情，不是寄托到《桃花扇》里李香君那样的妓女身上，就是寄托到马、狗这样的动物身上。没有办法，因为本该争气的人却不争气，所以大家只好乱移情了。现在，我们转移镜头，看看咱的大钦差琦善是如何在谈判桌上不争气的吧。
琦善和谈：一不小心就成了卖国贼
大角、沙角之战后，英军溯江而上，围逼虎门第二道防线：横档一线，计有威远、靖远、镇远、横档、巩固等炮台。
1841年1月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清方战俘，并让战俘带给坐镇威远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封信，提出和谈五条件：
一是沙角地方，仍归英国占据，应给其作为贸易寄寓之所。
二是以广州开港贸易，所有贸易事务，在沙角办理。
三是出入各货税饷，俱在沙角办理。
四是中方各炮台建设自今日起停工，不得稍作武备。三日内如稍有武备，即当动兵攻打。
五是本公使大臣素慕琦相，且诸事欲以笃实为心，今欲和琦相按前约，偿还银数，另开港口，缴还定海等。
关天培这个时候的日子并不过好，大角、沙角之战后，有士兵乘机闹钱讹赏呢。关天培为了安抚士兵，典质衣物，每兵给银两元，琦善也为此拨银一万一千元，分发给关天培等人，让他们用作赏银，以激励士气。不过作为一名武官，谈判的事不归他管，所以，接到伯麦书信，他马上回复，模糊地答应英方“缓商办理，未有不成之事”。
伯麦接到书信，立即兵退虎门。
1月9日，有文武官员向琦善请战，请求大添兵力。琦善不准，只准暗中添兵五百。琦善这种只敢暗中添兵的行为为古今许多人所诟病，林则徐更是在自己的家书里痛斥琦善：“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如尚谓有激而成，则七百万银激之，牛羊鸡鸭黍米之馈激之而已。若果再为诬枉之言，归咎前事，则只得拼命畅叙一呈，遣人赴都察院呈递，即置之死地，亦要说了明白也”。林则徐这样说，绝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天朝此时的夷务颇像中国的足球。踢球的人一球不进，依了评球和看球的局外人，早进十个八个了。一句话，谁不办夷务，谁就有理，所有的人，都对义律送来的停战五条款视若无睹，看看里面的第四款就应该明白琦善为什么不敢大张旗鼓地公开添兵了。
所以，拜托大家给琦善那么一点点的理解。他不卖国，因为他没有动机更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单就从价值判断而论，任何天朝大吏对夷人还是视作尚未完全进化为人的腥膻之辈、犬羊之类的。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打不过犬羊，但他们还没有先进到认为腥膻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方向，需要他热烈地拥抱上去、为之投降而去。
事实上，他们都是捏着鼻子与英夷打交道的，世人再弱，也不至于乍遇一只强鸡悍鸭就要跟它们抛媚眼挤圈栏的。到后来打不过了，那也是假抛假挤。相当于你看见一只野猪猪，如果抛俩媚眼它就住口不吃了，你肯定要抛的，但你的心里，肯定不是想跟它做亲家的，所以，这不叫投降，只能叫自保，叫策略。
1月10日，英军围困虎门第二道防线上的镇远、靖远、威远等炮台（这几个炮台都在亚娘鞋山上），并破坏江面第一道木排铁链。这铁链是林则徐做钦差时安置的，共有两道，英军不费吹灰之力就破坏了一道，并对天朝的这种小儿科装备表示讥笑。
英军放回大清的守排士兵，让他们给琦善带口信：“打平炮台，即赴省城，再与琦善商议”。
战争一触即发，关天培、李廷钰派人到广州求援，琦善密增兵二百，气得关提、李镇大哭，认为这是坐以待毙。他俩派人向林则徐汇报，林则徐的回复是：“提、镇能以死报国，亦是分所当然，但何不将此情形，透切一奏，死后也有申冤之日，即一时不能申冤，后世亦有记载”。
看来，人与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琦善想的是如何哄弄走这些咱打不过的瘟神，完成皇帝交代给的任务；关天培等人想的是如何增兵，好打过英夷；林则徐想的是，战死乃分内之事，关键是战败的原因，死前也得说清楚。别替人背黑锅，即使当时的统治者不理解，后世好歹能扬名立万儿。
琦善估算，英国人虽然说要占据沙角，但它的意思并不在沙角，但是如若虎门一失，广州必不保。广州不保，就太失算了，倒不如把夷人哄到外洋，给它一寄居之所算了。于是，1月11日，琦善派鲍鹏前往会见义律，建议以口外外洋一寄居之所，替换沙角，其余悉照原议，另行说定。义律当天即回复，以尖沙嘴、香港交换沙角。
1月12日，虎门这边挂出白旗；13日，虎门增兵开始撤下。琦善要求义律在缴还定海后即开广州贸易。14日，义律同意即行备文通知定海英军撤兵，并退还沙角、大角换取尖沙嘴、香港两处。15日，琦善派鲍鹏前去交涉，提出只准英夷在尖沙嘴、香港两处中挑一处。16日，义律同意放弃尖沙嘴，但把香港一处改作了香港岛，并提议把历次谈判“汇写盟约一纸”，并请琦善面谈。
1月20日，等不及汇成文本文件，义律便发出公告，宣布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香港岛及其港口割让给英国。
二是赔偿英国政府六百万元。
三是两国正式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
四是广州海口贸易应在中国新年后十日开放，并应在黄埔进行，直至新居留地方面安排妥当时为止。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穿鼻草约》。其实，草约没有正式的文件，琦善也无从签字，但是即使这样，琦善一辈子的清名也就栽了！
琦善在义律发布公告的当天也向道光作了汇报，希望道光批准这个协定。而且琦善在这里还玩了一个天朝式的滑头，那就是，他仅是口头上答应义律，没有文件，更没有用钦差大臣关防（印戳）。一旦皇上怪罪下来，可以处分自己，但这个口头协定完全可以被皇上推翻（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方谈判代表桂良给咸丰提出的仍是这种馊主意：牺牲俺们大臣，保全天朝体面。他们不明白，大臣的素质与诚信，才是天朝体面的基础）。义律当然不明白这一点，按他的游戏规则，天朝的钦差就是他们的全权大使，即使是口头协定，那也是应该执行的，所以，他迫不及待地亮出了他的成果。
令琦善难受的是，就在当天，他收到了道光1月6日下发的“着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傥逆夷驶进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的谕旨。唉，议和是议不成了，皇帝要打呢。琦善要开始倒霉了，因为他并未按照道光的意思开打，而是继续他的求和“事业”。当天，琦善就跑到林则徐寓所，与之协议。琦善的意思还是主和，跟林力言打不过英夷。林则徐呢，悲喜交加。喜的是，皇上终于忽悠到主剿这边了；悲的是，皇上还会不会再忽悠到主和那边呢？所以，第二天，也就是1月21日，琦善邀他去协议，他干脆装病不去了。他这么装病算是装对了，因为这个时候的情形是，谁办夷务谁倒霉！林则徐后来也明白了这一点，1843年，尚在新疆充军的他给老婆写信，说起扬威将军奕经、靖逆将军奕山、参赞文蔚均被政府初步定为斩监候（大辟），牛鉴、余步云可能也躲不过之时，林则徐则对自己最先被撤、充军新疆倒庆幸起来了：“由此观之，雪窖冰堂，亦不幸之幸耳。”林则徐说得对，这些与英夷在第一线接触的天朝大吏们，真是早被罢早幸运啊！
22日，是中国传统的大年三十，不知道光心情如何？大年初三，1月25日，琦善大早上就爬起来，准备与义律见面。1月26日，英军已占领香港了。27日，义律终于来了。大过年的，好客的天朝政治大员琦善便用盛大的宴会来招待义律，两个人亲密接触，亲密交谈。也许是琦善再也没有了天朝一贯的傲慢，所以义律对他也挺客气的。
琦善坚持香港全岛不行，只能给英夷香港一处。两个人整整讨论了两天，没有一个结果。同在1月27日，道光下诏，要求广东与浙江方面，对英夷“痛加剿洗”。
1月28日，伯麦致广东水师副将赖恩爵一份照会，内云：“本国公使大臣义，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该岛现已归属大英国主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各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四向洋面，不准兵役稍行阻止，难为往来渔商人民。”1月29日，义律发出公告，规定了香港政府的组织，并且宣称进入该地的中国人将按照中国法律与习惯治理，但是免除一切非刑。而英国臣民和外国臣民则享受英国法律的保护。义律这是瞎忽悠——既让中国人按中国法律来，又要免除其中的非刑，似乎他不知道，大清的法律条款本身就是非刑汇总似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随后又宣布，香港的中国居民乃是英王治下的臣民。
1月30日，道光再次下诏，从湖北、四川、贵州、河南、广西、江西调动万余军队开往广东；并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隆文和河南提督杨芳为参赞，一齐前往广东，负责广东的军事。看道光的意思，是要跟英夷大干一场了。
道光之所以忽悠到主剿，在于他认为，英军既然同意从天津南下就抚，就说明他们没有作战能力。既然就抚，那么就不应该要求割地赔款。割地，天朝体面何在？赔款，俺还嫌钱不够花呢！至于琦善，跟义律谈了个半拉子，骑虎难下了。
1841年2月1日，义律照会琦善，原先的草约一点不能更改，否则咱们再开战。同时在香港贴出了安民告示，宣布“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
同一天，琦善给道光上奏，先把条约草案的底稿奏上，然后列举广东不堪作战之情形：“地势则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琦善说：“会商同城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司道府州，暨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等，佥称藩蓠难守，交锋实无把握。”总之，大家都同意，没法打了。他甚至向皇上摊牌说，请另行择派贤员前来覆勘。他表白说：“奴才始终惟为土地人民起见，断不敢稍存畏葸，尤不敢稍有欺饰”。琦善是否畏葸，我不敢妄下断语，但是不敢稍有欺饰则是肯定的，至少对英夷的力量不敢稍有欺饰。同样的话，他可能也跟林则徐说过，因为林则徐在自己的日记中说琦善：“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
正如前面所述，蒋廷黻先生认为琦善有“知彼”的功夫，的确是客观理性之言。就拿沙角、大角之战来讲，清兵表现得也相当勇敢，宾汉在自己的《英军在华作战记》里说到沙角，认为它是“一个很坚强很可怕的阵地”，而在战斗中，中国军队“都维持了勇敢的人的本色”。但是总有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军事力量及组织技术等现代化因素，而把导致战争的失败因素扣到琦善的主抚上。他们忘了，后来的铁杆主战派裕谦倒是没有丁点儿投降卖国的举动，可最后不照样兵败自杀？所以，蒋廷黻先生认为琦善有“知彼”的功夫，说得还不够，我认为，琦善不但有知彼的功夫，还很有知己的功夫。他给道光的这种“不欺饰”的汇报，谁能说不是如实地反映了天朝当时的国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