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问题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都没有提及鸦片贸易问题。唉，这个引起战争的祸源，天朝的钦差大臣们在谈判的时候都不好意思甚至不敢提及呢。
首先提及这个祸源的，乃是英方谈判代表璞鼎查，时间是1842年8月26日，即《南京条约》签订的前三天。彼时，中英双方见面谈判。谈判前先开吃。据利洛的《缔约日记》记载，中方供上的食品真的是太多了，英方吃了个肚儿圆，并且直感叹“人类的食量究竟有限”。耆英本人更是“为了表示致敬”，要求自己的干亲家璞鼎查爵士张开嘴，他好拿着糖饯梅子往人家嘴里扔。利洛说，耆英手法灵巧（估计是这些皇亲宗室天天在家练习这招来着，我们现在的穷百姓也有练的，比如买两块钱的廉价的爆玉米花，用手抛向空中一个，然后张开血盆大口接住，自己把自己当做小狗逗着玩儿），姿势却像近视眼老太穿针引线似的（技术过关，就不要挑人家的姿势了）。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璞鼎查想抗议，最后发现抗议无用，只好乖乖地张大嘴，任由耆英在他嘴门子上练习投弹战术（唉，如果鸦片战争比的是往嘴里投糖饯梅子的功夫，那清政府准赢）。
“糖衣炮弹”过后，谈判。双方在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就《南京条约》各项条款交换了意见，一切搞定之后，璞鼎查发话了。说：“现在一切问题都圆满地解决了，我愿意就这个题目说几句话——这就是关于引起这次战争的最大的原因。”璞鼎查当然指的是鸦片贸易。不过他没想到，此话一经译出、中方代表听明白后，一致表示不愿再提这个问题。无奈，璞鼎查只好告诉他们，“这只是当做私人谈话的题目”。于是，中方代表有了“兴趣”：“他们急切地询问英国方面因何不禁止在英国属地内种植鸦片？因何不严加禁止这害人的贸易？因何对中国如此不公道？”璞鼎查回答说：“这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并且说，“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中国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而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璞鼎查一番说辞之后，中国代表们都承认他说得“言之成理”，但是一致表示大皇帝不会听从这个议论。
璞鼎查为了让中国代表明白自己这番说辞并不是为了让英方“沾什么利益”，所以他简易地讲了英国从野蛮到现在这么富足文明的简史，总结说：“英国勃兴的主要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二者使得英国强大且重要。”问题是，鸡遇上了鸭，大清代表能听懂什么“自由”呢？
天朝政府能存在的前提条件，就是不自由。
8月27日，璞鼎查正式向耆英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表示希望中方对鸦片贸易采取明智的态度，将鸦片贸易变成一种公开的合法的贸易。耆英以中国特色予以答复：“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也无须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一句话，俺也不查，你们也别明着来，咱心知肚明即可。问题是璞鼎查不喜欢这种不明不白的天朝规矩，他背后的英国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走私鸦片的不道德的名声。他让小马礼逊跟中方交涉说：“名禁实不禁，名为禁烟，实则免税。为今之计，与其禁之，不如税之。”耆英听了，担心不同意，英方会别生枝节。时为广东按察使的黄恩彤给他出主意说：人家说得也对，但若据理据法地拒绝，反而给人家提供借口，不如用重税难为他们一下。于是耆英对英方说：俺也知道，名禁不如实税，但大皇帝不会同意的，中外大臣也不会同意的。且一旦开禁，那些烟贩子会自动报关纳税吗？所以，怕只怕鸦片开禁后，徒有弛禁之名，没有纳税之实，那么谁来负这个责任？他担心得对，因为天朝缺少的就是管理与组织技术，如果中外鸦片贩子都偷税漏税的话，俺们对鸦片弛禁不更是做了婊子却没收到嫖金、沾了一身腥却吃不到肉肉吗？
最后耆英向英方提出这么一个弛禁条件：如英国官方允为首先代交一年的鸦片税银五百万两，他便负责向道光皇上保奏其事。璞鼎查才没那么傻呢，本是帮你们政府出主意，敢情还得我提前替你们大清政府收税啊？想得太美了，于是不再提这个问题，鸦片贸易问题便不了了之，鸦片贸易便继续以走私的形式存在。
于是乎，中国人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典型形象，便长期由辫子、小脚、八股文、一夫多妻、鸦片鬼等关键词构成了。
所谓民情和天朝的两大“愤青”
前面说过，伊里布老人家是被气死的。气死的原因很简单，他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一头是民情汹涌、坚决反对英人入驻广州城的广州人民；一头是根据《南京条约》条款、坚决要求进城的强悍的英国鬼子。
伊里布是1843年1月19日到达广州上任的，其实在他到来之前，广州民众已跟英方较上劲了。个中原因很复杂，据笔者看来，一是历史问题，长期以来，英夷在广州经商一直以一种装孙子的、“双规”般的姿态进行来着，现在突然与广州人民平等了，广州人民不习惯；二是国体问题，广州地方当局认为战争及战争结果有伤国体，明面上抗不过，只好暗中怂恿民众抵抗了；三是文化问题，中国是个伦理社会，让广州人民眼中男不尊女不卑、一夫一妻、腥鸡膻羊般的洋人入住广州，广州人民感情上接受不了；四是三元里神话故事的流传，刺激出广州民众的亢奋劲儿来了。而按马士的解释，则认为中国人民不懂得国际法或国际权利，而且，广州人民中的许多人得益于原先的广州一口贸易制度，现在利益丧失了，以规费与津贴等名目捞取油水的机会也没了。所以，对洋人充满了敌意。于是，就出事了。
第一，广州人民火烧夷馆。时间是1842年11月8日。
据说夷馆的仆役出去购买东西（请注意，这与前述福州的民夷冲突一样，冲突的挑起者一般是洋人雇佣的中国人，这一点，颇具意味。因为据传后来上海租界所谓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类的告示乃是中国人所为），不给钱，双方就骂上了，一旁的群众看不惯，遂帮着货主骂。仆役回去请夷人，掂着鸟枪出来，看哪儿人多往哪儿放枪，有人受伤。行人一时驻足，哄观不散。晚上的时候，夷馆突然失火，不用说，是咱中国的爱国人士干的。夷人赶紧往外搬货，百姓乘机将其糟蹋。据说这次与福州那次冲突不一样，大家只是糟蹋英方货物，没有往自己腰包里抢，表现出难得的大国风范。据梁廷枏《夷氛闻记》记载，火烧得越大，百姓喊杀贼的口号声越大，远近水车救援，百姓都自觉地“挺刃而止之”，最后广州官府派兵来扑火，百姓就万人投石，弄得官兵也救火不得，于是，大火烧到了第二天上午。两广总督祈贡可怜兮兮地出面赔钱“二十六万七千元”，并斩掉十名祸首，这事儿才算完。
第二，广州出了俩着名的“愤青”。
广州群情汹涌中，有两位人物特别出风头。一个是林则徐的前幕僚何大庚；一个是着名的浙江学子钱江。两个人都是失意文人。奕山在广州时，曾向民间人士征集过破夷奇计，允诺如果行之有验，给予重赏。重赏之下，勇夫颇多，一时上条陈并要求给予经费试验者颇多，奕山招架不过来，就让士绅劝捐局接阅大家的帖子。
士绅劝捐局当然也无法把上帖子者一一邀入上座面商，于是把批阅的帖子悬于诸门，供大家参看。钱江认为劝捐局不够礼贤下士，于是就骂，骂得士绅们不耐烦了，上报官府，官府出面把钱江训了一通。梁廷枏对钱江的评价是：“在粤不为士大夫所齿”，“所交多为不平”。看来属于“愤青”版主之类。至于何大庚，虽然曾当过林则徐的幕僚，但林则徐一罢，他就没事做了，给人当书馆先生，穷极无聊。经常看见府署中的幕僚与商人有接触，总怀疑府中机密都让商人泄露给洋人了，所以“切齿裂眦”，但“怀平夷之策，卒不见用，每就江语”。总之，按梁廷枏的描述，江与钱乃俩标准的失意文人。针对南京条约的签订，何大庚写出一篇檄文，名叫《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拿给两广总督祁贡看，祁贡说写得不错；拿给钱江看，钱江就说咱刊刻出来宣传吧，于是，他们自费刊刻，于1842年11月15日在广州遍地张贴，此文后来被多处转载。帖子的中心内容是：二百年来，蛮夷国家皆沾我风化，独出了个英吉利，“其主忽女忽男，其人若禽若兽”，听说他们要占据咱海口，痛啊，“华夷未可杂居，人畜不堪共处”。与英夷不共戴天，才算有“血气”，如与英夷共土，那叫“全无心肝”。俺们百姓“踊跃同袍，子弟悉成劲旅；婉娈如玉，妇女奕能谈兵”。总之，够“愤”的，大字报贴到了广州的大街小巷不说，还在大字报的后面注明：凡是胆敢揭此帖者，即系汉奸，见者即可拿获，交众纠办；读此文而感动者，虽是优隶也是忠义之士；读此文而阻挠者，虽是士绅也是贼子。望各位一定要自爱。
看俩人的意思，谁不按他们的方式爱国，谁就不是好东西，甚至谁看了他们的大字报没有出现他们盼望的那种义和团式的亢奋反应，也不是好东西。当然，他们没有停留于文字上，他们还有行动，一星期之后（一说11月22日，一说11月25日）他们召集了几千群众，到广州府学明伦堂集会。与会人士“怒目切齿于英夷”，放言要组织团练，反抗英夷。他们这么一活动，广州更沸腾了。伊里布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来到广州的，急得没有办法，再加上之前吃错了洋人的药，3月4日便死了。
4月17日，钱江到粤督门前请求抗英，被逮。之后，何大庚也被逮。一般的史书，只说这两个“愤青”被政府法办了，根本不提判案详情。这里咱不嫌麻烦，把刑部判词摘解一下：一是钱江与何大庚，都是落魄穷鬼。（何是生员，也就是秀才，浙江江阴人士。年逾七十。钱年龄几何，不知。浙江长兴人士，是个捐纳监生。也就是说，他这秀才是掏钱买的。怪不得帖子让何老秀才写呢，估计自家写不出来）听说广东士绅团练自卫，也想搞个团练，启个兵端，弄些钱花花，闹好了，说不定能得个军功顶戴呢。遂招集无赖，捏称是按户抽丁。恐人不信，遂捏造广州府学明伦堂名目，捏造了一个粤首义民告白，刊刻散发。
二是钱江等人造谣生事，煽惑人心，大为地方之害。特别是这个钱江，在督府禁止他们活动之后，挺身闯入督署，说揭帖就是他干的。以为办团练抗英夷，系属同仇义举，政府不能将其办罪。（典型的“愤青”，认为他的爱国可以超越一切）他的意思很明显，以建言挟制地方政府。
三是钱江借团练之名，向别人借得洋银650元，用于宿娼嫖妓，花用无存。
四是英夷已就抚，团练事宜，地方士绅自有办理。钱江说明伦堂之事乃是他首倡，曾与地方士绅会议。让他写出士绅之名，他又写不出，捏写出来的都是在广州的流寓人士。另问地方公正士绅，俱说不知其事，更未曾参与。
五是何大庚着杖一百，徒三年。但听说七十岁了，可以免刑的，查实后，递送回老家算了。钱江，吊销他掏钱买的那个秀才文凭，发往新疆种地去吧。
有史者称，耆英与黄恩彤惧怕俩爱国义士鼓舞民心，有碍他们投降，所以捏造罪名，把他们治了。但是看刑部奏折，政府惩办两人依据的材料，却是两广总督祁贡和广东巡抚程矞采提供的。伊里布1843年3月4日死的，耆英1843年4月6日被皇上任作钦差大臣的（耆英也跟伊里布一样，这是在鸦片战争中第二次被任命为钦差了），并于6月4日到达广州。后来汇报的时候，把火烧夷馆及钱江之流统统认作“无赖游棍”，即民间俗称的“烂崽”。由此可以看出，钦差耆英、两广总督祁贡和广东巡抚程矞采对钱江这些“愤青”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光皇上对刑部判词的朱批在1843年10月12日下发。于是，两个“愤青”，一个远流新疆，一个被打发回了老家。
琦善的命运波折
1841年2月，怡良一纸密折，《穿鼻草约》事发，琦善被革职逮问，戴着镣铐进京了。等待他的，首先是籍没家产。
据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奏报，琦善家抄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七千余两，元宝一千三百九十八个，散碎银子四万六千五百余两。除此之外，据军机大臣穆彰阿奏报，琦善还有土地两百五十多顷，每年可收租银两千余两；铺面户间若干间，每年可收房租若干……琦善的家产虽然比不上乾隆朝的和珅大人，但怎么着也算是天朝“先富”起来的人了。道光这下发了，这么多家产全进道光皇上的腰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