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琴哪有办法告到国民党中央？到国民党中央告，又能怎么样？天真的张永琴在告状的同时，还到南京道署街找徐恩曾讲理，徐避而不见。张永琴破釜沉舟，看见徐恩曾的座车来时，干脆冒着生命危险横在马路中间拦车，也无济于事。不久，徐恩曾派人来做张永琴的思想工作，说张闹得太不像话对关押中的顾顺章非常不利，要张撤诉。张永琴真是哭诉无门。为了丈夫的安全只能撤诉，自叹命苦，暂时咽下这口气。
张永琴在顾顺章被押送到苏州的几天后就知道了她的丈夫被关押在苏州的消息。原来，顾顺章被关押于苏州反省院两天后，买通了送茶水的工友，在热水瓶底夹带了一张字条出来，请这位工友送给苏州一家医院里曾干过中共地下工作的沈医生。沈医生将字条送到南京张永琴同学处，由这位同学传送。那同学到顾家，看到前后门均有看守的特务，无法传送，就走到顾的邻居家，通过邻居家的窗户把纸条扔进顾家。字条上写着：“已居苏州反省院，平安勿念。”
张永琴得知丈夫被关在苏州后，思念丈夫心切，多次找徐恩曾，要求去探狱。直到1934年11月份，徐恩曾才同意她去苏州反省院看望顾顺章。
张永琴满怀希望赶到苏州反省院。结果使她非常失望。她见不到顾顺章了。在此之前，顾顺章已被转移到镇江看守所了。更过分的是，张永琴也被扣押在苏州反省院，失去了自由，加给她的罪名是“组织新共产主义同谋者”，一关押就是22个月，直到1936年秋天才被释放。这时，张永琴真有点感到后悔，悔不该不听顾顺章的话。原来，1934年11月，张永琴执意要去苏州探狱，到苏州时，她从沈医生那里收到了顾顺章从牢中托人捎来的又一张字条，要她“千万勿来”。可是她坚决不听，认为自己去反省院总不至于被关押，结果，她还是被关押了。
国民党中统特务不仅对张永琴如此，对陪同张永琴去探狱的顾顺章十几岁的小舅子张长庚也采取了同样手段，把他关进了杭州反省院，直到1936年9月才释放。
在镇江被国民党枪决
1935年6月，顾顺章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处死于镇江看守所，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国民党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镇其“妖术”，防其逃跑。有历史资料显示：处决顾顺章的监斩人为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秘书长罗时实，执行者为中统特务吕瑞京。
张永琴是在牢中知道顾顺章死讯的。她回忆：大约在1935年上半年的一天半夜，被关在牢里的张永琴在熟睡中被看守叫醒，她穿好衣服后，被带到一间会议室。曾经当过顾顺章秘书的王思诚和她谈话。王告诉她：顾顺章已经在镇江遭到了枪决。谈话时，除了王思诚，还有其他人在场。
1936年秋，张永琴被释放回到南京。不久，王思诚派了一个人陪张永琴到镇江找到当地国民党有关机构。那边也派一个人陪同，到了镇江郊区一处荒凉的断垣残壁的角落。那个地方有一个矮矮的土堆，当地派的那个人指着这土堆告诉张永琴，这就是顾顺章被掩埋的地方。张永琴想起自己还是一个中学生就嫁给了顾顺章，几年生活的感受基本上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后来全家横遭不幸，灾难迭来，22岁就得守寡，不由悲从中来，伏在顾顺章的坟上号啕痛哭。张永琴用被特务机关抄家赔偿的几百元钱作为埋葬顾顺章的费用。按当地风俗习惯，应将顾安葬到他的家乡宝山县。他的家乡还有亲人。但张永琴没有勇气扶柩还乡，怕顾的家乡人嘲笑。只好在镇江南门外选购了一块地，把顾顺章埋葬了。后来又立墓碑一块，上面仅用顾顺章参加中共特科工作的化名，刻着“顾啸仙”三字。
据顾利群说：顾顺章在被枪决之前很镇静，有点“从容不迫，慷慨就义”的气势。她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镇江被国民党枪杀掉，司机把车子开到那里的，顾顺章知道，今天是已经完人，他仍旧很冷静。他在镇江反省院事先做好准备了。他把纸条塞到帽子里头，临刑以前，他把帽子送给司机，他讲我感谢你，把我帽子送给你。你把帽子检查一下，好不好戴。”最后一句在暗示司机，他有事相求。后来，这个厚道的司机找到这纸条并想方设法把它送达张永琴手中。
死后留下一串谜团
曾经的中共特工奇才，后来的中共叛徒顾顺章就这样消失了。至于顾顺章临死之前留下了什么话，是在牢中被杀或在室外刑场被执行枪决，他与其第一任妻子张杏华合葬后墓地在哪里？这些有各种说法。特别是对后两个问题，今天有不少人很感兴趣，不断地追寻，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考究顾顺章为何被国民党枪决，吸取顾顺章从一个得到中共精心培养和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高官陡然叛变而成为中共“最具破坏力、最具危险性的头号叛徒”的经验教训，才有历史研究的意义。
关于顾顺章为何被杀？版本很多，众说纷纭。当年处理顾顺章有关事务或能接近他的有关当事人若干年后的说法有如下几种：
第一，徐恩曾因为顾顺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之说。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顾顺章），不曾和我（徐恩曾）合作到底。在民国24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上不感到欠缺，不过日子一久，他对于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像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转变过来的）向我报告，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