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敌人依仗人多弹足，三五成群地端着枪、举着刀向八十一团阵地冲过来。东南的土墙被轰开了一个缺口，敌人纷纷拥进来，三营部队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士兵的大刀开始在敌群中挥舞。人们的脸都变了颜色，刺刀和刺刀交刺对杀，发着当当的响声。手榴弹像成熟的果子一样落在人群里，带着沉重的声音爆炸开来，把无数个活着的和死了的人抛到天空里，又很快落到地上，炸成一块块的。张道庸指挥全团上下，凭着手榴弹、大刀和长矛，甚至木棍，同敌人拼搏，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马上堵上去，硬是不让敌人突进来。碧血染红了皑皑白雪。直到黎明时分，八十一团终于打退了敌人十多次冲击，保住了围子。而八十一团本身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硝烟慢慢散了，飘浮在空中和晨曦融成一片，围子周围处处凝固着血泊，躺着一具具战马的尸骸。敌人退了，天也快亮了。张道庸不敢有丝毫松懈。按习惯，天蒙蒙亮时，他总要带着参谋人员或全团连以上干部，沿着围墙走一走看一看，一边观察围子外面敌人的动静，一边鼓舞围子里面参战人员的士气。团长是他们的主心骨，见到团长过来，就是个瘪轮胎也会马上充满气。谁都知道，张道庸平时就爱找战士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他开的玩笑会令人吃惊：有时会乘某个战士不防，突然从其背后来一个扫腿，摔得战士仰面朝天，逗得大家哄然大笑。可是训练或是打仗，他像换了张脸，非常严格，没人敢跟他开玩笑。
他沿土围子走了一圈后，立即召开团党委会，提出了敌主攻方向和我军的对策。他认为，根据敌炮火和兵力调动情况，敌主攻方向是在东北角，因而八十一团的防御重点应放在东北方位。为及时支援告急的方向，有必要在全团范围内组成坚强的战斗突击队，作为团的预备队。吴辉庭完全赞同他的分析和决策。于是，立刻调整了全团的战斗部署。同时，为了能长时间坚持反围攻战斗，他们要求各级指挥员注意爱护战士，夜间和战斗间隙，尽可能组织大家轮流休息，以保持体力。
这个时候，不仅是因为张道庸战时的威严，也因为大家生死相依，谁也没有一句牢骚，甚至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因为形势一天天紧迫，生存都变得困难起来。敌人像铁桶一样的围着，即使不进攻，也可以边打边补充，而红军的枪弹却是打一颗少一颗。战士们衣着单薄，在刺骨的寒风中，人人冻得直打哆嗦。在战斗间隙，只得相互依偎着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驱散严寒。而敌人则在围子外边挑衅地叫：“你们打嘛！你们没有子弹了，你们手里的枪还不如一根烧火棍！”战士们听了气得牙根直发痒，有几个人沉不住气，提着枪就要往外冲：“捅死一个够本，捅死两个赚一个！奶奶的，这股气受不了！”张道庸也不过24岁，正是血气方刚，要是个士兵，他保准会第一个冲出去和敌人拼。可他现在是团长。一团人像个担子压在他的肩上。从上肩的那一天起，他的一切思维都不再属于自己，一团人有一团人的责任，拼了自己有啥用？这副担子压住了他的怒火。他尽力解释着：“同志们，不能去硬拼呀，我们要保存力量，寻找有利的时机，消灭更多的敌人。没有子弹，我们手里还有大刀，过去我们不是靠大刀、长矛把敌人打败了吗？”光讲不行，拼大刀的时候就要到了。他把营、连干部找来，专门研究和敌人拼大刀的技术战术，他们会了，回去传授给战士。
3月2日，敌人首先用山炮轰击红军阵地，炮声一停就冲锋。敌军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像羊群似的猫着腰冲上来。红军战士从坍塌的工事里、弹坑里钻出来，抖掉身上的土，瞄着前面的敌人，因为子弹少，只能等到敌人靠近时才开枪，以便百发百中。在山炮的轰击中，吴辉庭不幸负了重伤。开始，还能坚持着在阵地上和张道庸一起指挥战斗，但后来张道庸发现吴辉庭许久不出声音，人慢慢地往地上坐。他过来看时，吴辉庭已经精力不济。张道庸焦急地喊着：“老吴，吴辉庭！”吴辉庭目光凝滞，鼻孔里气息很微弱，已经神志不清了。张道庸赶紧叫人用担架把他抬下去。他抹下帽子擦擦脸，又回到了望楼。
敌人在缩小包围圈，进攻路数也加多了，梯队重叠，步步推进。特务营把守的阵地告急。张道庸带着预备队跑过去增援。刚一出门，就见五六个马匪沿着墙根迎面跑来。为首的只离他几步远，那家伙头戴蓬松的大羊皮帽子，一身黑制服，留着山羊胡子，提一口鬼头刀，后边的几个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一个个凶相毕露。张道庸一见他们，心头的火焰直冒，他拔出大刀便砍了下去。那个马匪右边脸皮连着耳朵一起被砍了下来，但并没有完全砍掉，头还连接在颈子上。霎时鲜血直喷，张道庸手上和身上都溅满了血点。那个马家军的身子后退了一步，扑通倒在地上。又上来一个端刺刀的敌人，直对着他的胸膛刺来。从他背后闪出一个战士一把将刺刀攥住，又有几个战士上来用枪托敲碎了他的脑壳。张道庸提着大刀，背后跟着一群战士左冲右杀，冲到哪里，哪里便闪开一条血路。正杀得痛快时，背后拥来一群敌人，开了枪，张道庸身子一歪倒下了。当敌人赶到他跟前时，他跳起来，抡动大刀又杀起来。许多敌人的脑袋像落了蒂的西瓜从肩头上滚落下去。
张道庸真的受伤了，好在没中要害，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手臂。他用另一只手紧紧压住伤口，血立刻将他的手染红了。他眉毛忽闪，厉声命令预备队：“敌是优势，我是劣势，不把敌人打退，我们将无立足之地！快，拼死夺回阵地！”
敌人又一拨一拨地扑上来了。八十一团的所谓阵地，大多是些两三尺高的断垣残壁，敌人的枪弹打得这些矮墙上的土块四处飞溅。战士们谁也不轻易开枪，每个人的子弹带只有可数的几粒子弹，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使用的。敌人也许清楚这一点，冲锋时已经敢直起腰，喊着声，端着刺刀。当他们离土墙只有二三十米时，一阵手榴弹冰雹似的飞了过去。有一个机枪手，看见敌人冲上来，也不隐蔽，伸出半截身子转动枪口扫射。把敌人打败后，用袖子抹了脸上的汗滴，一歪身子就倒下去了——他并没受伤，而是连续的恶战，使他疲劳到极点，倒下就睡着了。
二次回到倪家营子来，已经血战了七天七夜，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特别是没有水喝。倪家营子只有几口井，水位低得不能用水桶打，只能吊人下去用瓢舀。井边各连的炊事员急得没法，一个连一天都没喝上一口水了。张道庸的水壶里灌的是酒，已经喝得嗓子眼冒烟了。没有水，炊事员只好把米袋里的一点米倒出来，上锅炒炒吃。西路军已经困难到了极点，守住个空围子又有何用？已到了非突围不可的时候了。
陈昌浩这时也捶胸顿足，痛感重返倪家营子是最大的失策。徐向前没有埋怨他，这个时候最高领导层需要攥紧拳头。
5日夜，当敌人还蜷缩在帐篷内酣睡时，张道庸带着他伤亡过半的队伍，人掩口，马裹蹄，悄悄地从土围子东面撤出倪家营子，沿着祁连山山脉向东急进。路上，不少人都在暗自思忖：要不是张团长指挥得当，第八十一团也许早已不复存在了。因为有几个团就是这样全部覆灭的。
尽管失败，西路军作战之英勇令世人震惊：比如三十军二六三团、二六四团为掩护总指挥部和其他部队，与敌人在自己的阵地上血战。二六四团被敌压迫在一道峡谷里，二六三团被分割到另一条山梁子上，都和马家军扭成了一团。大刀砍卷了，刺刀折断了，子弹打光了，喉咙嘶哑了，鲜血染红了峡谷。战士们衣服撕成了碎片，几乎一丝不挂，在同敌人扭打、撕咬、格斗，抱住敌人，一同滚下山崖。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牺牲。
张道庸对这场血战印象太深刻了，以后辗转南北，打了不知多少场恶战，都没冲淡他对这次血战的记忆。
石窝分兵
1937年2月，倪家营子血战之后，西路军全部兵力已由西渡黄河时的两万人减少到不足万人。指战员们一直浴血奋战，几乎全凭肉搏格斗。部队经过几个月的消耗，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
石窝，是祁连山主峰的一个山头，山顶是平的，是牧区的夏季牧场。“自古石窝一条路”，它的东面是悬崖绝壁，悬崖下面怪石林立，像波涛汹涌的巨浪，南边是挺拔突兀的祁连雪峰，西边是架鸡岭。所谓“一条路”，实为一条河，即北边的杨马河。它发源于石窝，北流而东折，夏季祁连山冰雪融化，它就是一条河，枯水期就成了沙滩路。
西路军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只剩1000多人。这里海拔有6000米，空气稀薄，好些人都有高山反应，伤员们更难受，躺在冰冷坚硬的山石上，不时发出低微的呻吟。现在，枪膛是空的，米袋是瘪的，个个饥肠辘辘。几个领导在山顶举行会议。看着眼前的情景，这些久经沙场的战将们禁不住热泪盈眶。警卫员们也都是个个簌簌掉泪。会上决定将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祁连山左右两翼大山打游击。部队改变了原来的组织结构，陈昌浩政委和徐向前总指挥回陕北，由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7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同时还编组了几个小游击队。其实在这种地方打游击，冰天雪地，渺无人烟，四面又有马家军追捕，别说打游击，就是生存都很困难。
徐向前是被陈昌浩从阵地上叫回的，对此并无思想准备，主将弃军而去，他难以接受，对其他委员说：“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死在一块儿。”他知道两个领导人离开部队将要造成的影响。
陈昌浩劝他：“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同志，你如果不走，目标太大，很不安全，不利于部队的分散行动。”这话当然也包括指他自己。
“你们走吧，赶快回去向中央汇报。”也有人这样喊。
为了摆脱全军覆灭的厄运，徐向前、陈昌浩带着30多个人，拉着马，默默上路了。
50年后，当徐向前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万千：“……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
副总指挥兼九军军长王树声率右支队在祁连山、康龙寺一带打游击。他命令张道庸带领全团剩余的数十人向北行动，插到敌人背后去，以吸引和钳制敌人。王树声说：“我们支队的作战任务，就是紧紧钳住敌人的主力，好掩护我三十军摆脱敌人，向西行动。现在由你带领一支小分队，作为我们支队的先遣队，在前面先头开路，向北行动……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就看你怎么完成！”
张道庸没有二话：“只要我死不了，就能完成任务！”
军情紧急，王树声也没多说：“好，你带领小分队出发吧，我带领主队随后跟进。”
难办的是伤病员。右支队名义上有上千人，实际伤员占了一半。于是支队领导下了狠心：每个伤员发给五块银元，分散突围，自寻出路。
这些出生入死的人哪里肯依？他们知道，在这里，健全人活着都困难，身上有伤病，离开部队基本是死路一条。有些伤病号开始骂了：“你们逃命，不要我们了！”
“我们不走，我们就等马家军过来给颗子弹了！”
也有些本来有伤的，干脆撕了绷带，硬说自己没病，或是伤全好了。
那时，张道庸也去做劝说工作，其实他也说不出多少话，只是默默地在一起坐一坐，叹几声气，谁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再见的一天。最后，张道庸给每个留下的伤员手心里放上五块银洋，又从怀里拿出他自己的几块，给重伤者加上，抹抹泪，走开了。
要拖住敌人，又要不被敌人吃掉，张道庸带着先遣队采取飘忽不定的战术，打打停停，敌人来了就跑，敌人停下就去打两枪，就这样边走边打，见敌人枪声稀落，便驻下等大部队到来。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不来，张道庸不免有些发毛。这么个荒郊野外，路又不熟，离开大部队很难生存。几天过去了，仍不见王树声带领的队伍。再看看自己的小分队，因为伤亡和失散，身边只剩十几个人了。人们又困又乏，粮食也所剩无几。更令人心焦的是，支队主力不知去向，小分队该如何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