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区展开的报复性和掠夺性的游击活动，实际上已经脱离了防御手段，而是真正的进攻手段。但是游击活动却是与真正的牵制性攻击的目的结合在一起的，而牵制性攻击的目的则是为了削弱同我们对峙的敌军兵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游击活动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防御手段。但是，牵制性攻击也可用于进攻，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进攻手段，所以在下一篇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仅仅是为了把防御者在战区内可能运用的一切小规模的进攻手段都毫无遗漏地列举出来。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牵制性攻击之所以能够被认为是进攻，是因为它的规模和作用可以大到足以使整个战争具有进攻的姿态。腓特烈大帝在1759年战局开始前，向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等地采取的行动就是这样。尽管这一战局本身是纯粹的防御，但是到敌区进行的袭击赋予了它进攻的性质，并且由于进攻的精神影响而具有特殊的价值。
当进攻者由于轻率行事而在某些地点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时，防御者就可以使用补充手段，例如攻击敌人的单独部队或主力。这种行动通常来说只能在这种条件下实施，但是像对敌人的交通线采取行动时一样，防御者也可以向进攻的领域前进一步，并且把伺机进行有利的战斗作为特殊的企图。不过，防御者必须具有显著的兵力优势或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方法和才能，能使自己的部队较为集中，并能加强部队的活动和运动，以补充其他方面的不足，才能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定的成果。
前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举的例子是七年战争中的道恩，后一种则是腓特烈大帝。事实清楚地为我们证明了，道恩几乎都是在腓特烈大帝过分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发动进攻，在霍赫基尔希、马克森和兰德斯胡特他就是这样做的。而腓特烈大帝几乎不断地进行运动，力图凭借自己的主力消灭道恩的每一个单独的部队。但是腓特烈大帝成功的时候很少，或者说成果不大，因为道恩既拥有优势兵力又非常小心谨慎。但是这并不是说腓特烈大帝的努力是毫无作用的。实际上，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很有效果的防御，敌人为了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而一直被迫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以至于自己原本用来进攻的那部分力量就被抵消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760年的西里西亚战局，道恩和俄国军队就是抱有不知何时何地会遭到普鲁士国王的攻击或击溃的担心才不敢前进一步的。到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关于不寻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最主要的手段和整个行动的根据等一切问题。我们主要是把这些问题列举出来，使读者能够了解整个战略活动的全貌，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如选择阵地、如何行军等，前文都有比较详细的研究。
如果这时我们再从总体上回顾这个问题，就必然发现，当进攻态度不明确，双方不求决战，缺乏积极动机，而相互阻止和抑制的内在牵制力量很多时，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必然会渐渐消失。不可否认，任何一个战局的开始，作战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进攻的形式，但是这一方非常可能而且往往很快就会转变，把一切力量用来在敌人的国土上保卫自己的国家。这种双方对峙的局面，实际上就变成了相互监视。双方都在考虑如何不使自己失去任何东西，如何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有时原本的防御者反而能够超过他的敌人，腓特烈大帝在当时就是这样。
当进攻者不断放弃作为前进者的地位时，防御者受到的威胁就越少，也就是越不需要展开真正的防御，进攻和防御之间就越容易出现均势。这时双方的目的都开始变得单纯，从对方手中夺取某种利益而不使自己受到任何损害，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力图进行真正的战略机动。由于各种情况或政治意图而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
下一篇我们会有专门的一章来讨论关于战略机动的问题。人们不认为这种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是重要的，至少在防御中赋予它这种重要性是不应该的，因此我们在研究防御的时候，将会对它做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把这种机动称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这种均势存在于所有没有整体的运动的地方；而凡是不具有远大的目的的地方，就没有整体的运动。无论双方兵力相差如何悬殊，都应该认为双方处于均势。整体的这种均势中也会产生一些较小行动和目的，这时它们不再受到大规模决战和大的危险的束缚。也就是把整个行动分解为许多小规模的活动。双方统帅之间展开了运用技巧的斗争以期在这样的小规模行动中赢得微小利益。而充满偶然性和幸运的战争也如一场赌博。但是立即就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相对于集中的大规模行动来说，这种小型机动中偶然性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决定胜负？智力的作用是否较大？后一个问题当然是肯定的，当整体分割的部分越多，对各次行动的具体时间具体地点以及其他方面的时间和空间的考虑机会越多，智谋起作用的领域就越大，也就是说智力的支配作用就越大。
尽管智力所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了一部分，但是不一定会抵消它的全部活动，所以，前一个问题也不一定会是肯定的答案。也就是说，智力并不是统帅的唯一的精神活动，也不是做决定的唯一因素。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勇气、坚强，果断、沉着等性格方面的综合素质比较重要，而在双方力量平稳的较量中，这些性格因素所起的作用却比较小，智谋的特殊重要性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述这些因素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中，这些性格因素却能够在偶然性所支配的大部分领域发生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智谋可能存在的不足。所以，在这几种力量的冲突和相互作用下，决不能武断地认为，偶然性在大规模决战中要比在双方力量平稳的较量中起更大的作用。而这种博弈中双方运用的技巧，仅仅是指智谋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整个军事上的造诣。
使人们感到这种战略机动非常重要的正是战略机动的这个方面。一方面，他们把这种技巧与统帅的智力和决策全部混为一谈了，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错误。这是因为，与其说是统帅的智力在起这种作用，不如说在大规模决战的时刻是统帅的其他精神活动在起支配作用。
这种支配力量不仅源于巨大的感受，更源于几乎无意识产生的和未经长时间思索的灵感，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也不是这种智力活动在其中占支配地位。另外，人们误认为战局中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都是与某一方甚至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技巧有关。事实上，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由于战争多种力量冲突达到了平衡。
过去，大多数文明国家大部分的战争所追求的目的都是相互监视，而不是打垮敌人，以致大部分战局都带有必然的战略机动的特点。倘若这些战局没有著名的统帅指挥，那么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如果一方甚至双方都是著名的伟大统帅，例如屠朗和蒙特库科利，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场战争的整个机动艺术是最杰出的典范，而根据仅仅是统帅的名望。于是，人们就认为这种游戏是军事艺术的顶峰，是军事艺术的最高修养的表现，也就由此而确定它为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根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