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养的重要性在现代战争中比以前大很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现代的军队比中世纪或者古代的军队庞大得多。历史上也确实有过一些国家的军队在人数上远超现代的军队。与此相反，在现代战争史中，从路易十四以来，各国的军队一直是非常庞大的。
第二是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现代战争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作战的军队是必须始终处于战斗准备的状态。在古时候，很多战争的双方都是一些单个的、没有联系的军事行动构成的，各次军事行动之间都有间歇，在间歇中，或者战争实际上已经完全中止，只在政治上还可以说存在战争，或者双方的军队距离很远，各自从事自己需要的事情，无须顾虑对方。
由于各国政府的强烈欲望，现代战争，也就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战争已经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了。战争是高于一切的任务，因此要求在给养方面有一些能够满足它的必要的制度。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战争虽然有时也曾接近于完全中止而双方处于长期休战的状态，即定期地进行冬营，但是冬营总是从属于战争目标的。当时，这样做是因为季节不好，而不是为了取得部队的给养。随着夏季的来临照例要结束冬营，所以，至少在良好的季节里是需要进行不间断的军事行动的。
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总是逐步实现的，所以，在这方面也是这样。联军在反抗路易十六的战争过程中，为了方便取得给养，曾经常常把部队派去遥远的地区去冬营，而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就不再有这样的现象了。
军事行动变得有规则、有联系主要是在各国以雇佣兵制度替代封建义务兵制度以后开始的。这时，封建义务已经变为赋税，人身服役或者已经完全取消，代之以募兵制，或者只用于最下层的民众，而对于贵族来说，人身服役已经被赋税，即人头税（如俄国和匈牙利还实行的那样）所取代。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无论如何，这时政府已经把军队变成了一种工具，军队的主要基础是国库或者政府的收入。
如果军队的建立和人员的补充发生了变化，军队的给养也必然会发生同样的变化。例如，有些阶层的人为了免除当兵的义务已经缴纳了赋税，那么就不能让他们来负担军队的给养了。所以，政府、国库必须要负担军队的给养。而且在本国内也不应该出现由地方负担军队的生活费用的情况了。政府必须要把军队的给养完全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样，军队的给养变得更加的困难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给养是政府的事情；另一方面，军队却必须经常接近敌人。这样就不仅形成了一个从事战争的专门的阶层，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也在尽最大限度地完善。
作为给养的粮食，不管是采购的还是国家领地缴纳，不但要从远方运来，贮存在仓库里，而且还需要由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里，在部队附近经专用的面包房烤成面包，然后再由军队的运输队把面包从面包房运走。我们考察这种制度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它可以说明实行这种制度战争的特点，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制度绝对是不会完全被废除的，其中的个别部分还会继续被人们所采用。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军事组织逐渐摆脱对国民和地方依赖的趋向。
这使得战争的运动却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虽然其威力大大削弱，但却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更加从属于战争目的，更加从属于政治目的的变化。由于依赖仓库和受到运输队活动范围的限制，在一切活动中都要考虑节约给养。缺少食物对士兵的影响不言而喻，在挨饿的时候，往往又没有任何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
如果有人认为士兵得不到充足的给养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甚至认为腓特烈大帝就是依靠这种缺乏给养的士兵来完成事业的，那么他就不是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的。能够忍饥挨饿确实是士兵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如果没有这种美德，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武德。但是这种忍饥挨饿只能是暂时的，受环境所迫，不能成为制度，不能是对部队的需要进行抽象地苛刻地计算的结果。否则，每位士兵的体力和精神必然会不断地受到削弱。腓特烈大帝用他的军队获得的成就是不能作为标准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对手采用的也是同样的给养制度，另一方面，如果他有条件像拿破仑那样供养自己的军队，那他能做出的事业不知道要更加伟大多少。
这种复杂的给养制度人们从来不敢应用于马料的供应上，因为马料的需要量很大，在运输上困难更大。一日份饲料比一日份口粮大约重十倍，军队中的马匹又不止人数的十分之一。现在，军队中的马匹是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在以前则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说马料比口粮重三倍、四倍或者五倍。因此，人们力图用最直接的方法，即就地抢掠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这种方法使作战受到另一种很大的限制：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只能在敌国领土上作战；另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在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就已经很少采用这种方法了，因为人们发现用这种方法能使地方遭到很大的破坏，远不如采用就地征收和强征的方法能更好地满足需要。
在法国革命的时候，民众又登上了战争的舞台，这样，仅仅靠政府的财力就显得不够了。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基础并且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保障的整个军事制度崩溃了，所以给养制度也随着整体崩溃了。革命的领导人从来都并不怎么关心仓库，更加很少考虑给养。他们把士兵送上战场，驱使将军进行会战，要他们通过征收、劫取和掠夺取得所需的东西来供养军队。
拿破仑进行的战争以及反拿破仑的战争都处在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的战争中，两种方法中的一切手段只要是适用的就会被采用，今后也会是这样。
现代军队在获得给养的时候，原则上是尽量利用当地所能供应的一切，而不会考虑它的所有权。现代军队取得给养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屋主供养、军队强征、正规征收和仓库供给。通常这四种方法是综合使用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是以某种方法为主的，有时也只采用其中之一。
第一，屋主供养或者村镇供养，这两者都是一样的。一个村镇，即使如大城镇那样居民都是消费者，也肯定有几天的存粮，因此很明显，即使是居民最稠密的城镇，不需要特别筹备也能供养大约同居民人数相等的部队吃一两天，如果部队的人数很少，就可以供养几天。这样，在比较大的城镇中，可以取得相当令人满意的结果，一支人数相当多的部队可以在一个地点取得给养。在一些较小的城镇或农村中，却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在这里，一平方普里有三四千居民就算人口相当稠密了，它只能供养三四千人，所以人数多的部队必须分散到很广阔的地区去舍营，这样，就很难照顾其他条件了。但是在农村，甚至在一些小城镇中，战争极为需要的给养品的数量却多得多。一户农民的面包贮存量，一般来说平均可供全家八天到十四天食用，肉类每天都能得到，蔬菜通常可以吃到下届收获期。所以，在还没有驻过军队的地方，居民供养相当于自己三倍到四倍的军队食用数日是没有困难的，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三万人的纵队不能在较大的城镇宿营，那么它在每平方普里平均有两三千人口的地区宿营时大约需要四平方普里的地区，即每边宽二普里的地区。因此，一支九万人的军队（其中大约有七万五千人是战斗人员），如果分三个纵队并列前进，在有三条道路的情况下只要有六普里的正面就够了。
如果先后进入这个地区舍营的有几个纵队，虽然地方当局必须要采取特别的措施，但是不会因为增加一天或者几天的必需品而感到困难。所以，即使已经驻扎了九万人后又有同样多的军队在第二天到达，后来的军队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两天的军队加在一起，已经是一支非常大的拥有十五万名战斗人员的军队了。
而对于马匹的饲料，困难就更少了，因为饲料既不需要磨碎又不需要焙烤。在农村中，农民为自己的马匹贮存的饲料可以一直用到下届收割期。因此，即使军队在厩舍饲养牲畜很少的地方宿营，也不会缺乏饲料。当然，饲料要由村镇供应，而不是由屋主供应。此外，在组织行军时人们应该考虑到地区的性质，不要使骑兵恰好到工商业城市和地区去舍营。
从上述粗浅的考察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即每平方普里大约有两千到三千居民的地区，一支拥有十五万名战斗人员的军队在不妨碍共同战斗的条件下有限度地分散宿营时，通过屋主和村镇供养就可以取得一两天的给养。也就是说，这样的一支军队连续行军时，即使没有仓库及其他给养准备也是可以维持的。
这个结论就是法国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行动的依据。他们从阿迪杰河向多瑙河下游和从莱茵河向维斯拉河行军时，虽然除了屋主供养外，没有采用其他任何方法，但在给养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由于他们是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优势作为行动依据的，是以不断取得确定无疑的胜利为前提的，至少，在任何情况下都勇往直前，因此他们在胜利道路上的运动大多是不间断的行军。如果环境不利，当地居民并不稠密或者工人比农民多，土地贫瘠或者已经数次驻过军队，那么，取得给养的结果当然会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把一个纵队的宿营地区每边从二普里增加到三普里，宿营地区的面积就立刻可以增加一倍以上。也就是说，不是四平方普里而是九平方普里，在一般情况下，这样宿营依然可以保证进行共同战斗。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不间断地运动中，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在不利的情况下，仍然是切实可行的。
但是军队要停留几天，而又没有采取其他方法提前做好准备，那就肯定会发生非常大的困难。即使在现在，一支庞大的军队如果不采取下列两项措施提前做好准备，也是不能停留几天的。第一项措施是给部队配属辎重队，携带数天（即三四天）必需的给养，即面包或面粉。这样，加上士兵自己携带的三四天口粮，八天用的必需的给养总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第二项措施是设置适当的军需机关，以便在部队休息的任何时刻都能从远方运来粮食。这样，就可以随时放弃屋主供养的方法而改用另一种给养方法了。
屋主供养的方法是有很多优点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运输的工具，而且在最短的时间就能做到。当然，前提是部队一般都进行舍营。
第二，军队强征。一个单独的营有必要在一些村庄附近野营时，可以指定这些村庄供给给养品。从这可以看出，这种方式在实质上和上一种获取给养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在一个地点设营的部队人数很多，那么为了供给一个较大的整体（如一个旅或一个师）所需要的给养，就必须从一些地区共同进行强征，然后再来分配。
实际上，这种方法是满足不了大量军队取得必要的给养的。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地区强征到的粮食比部队在这个地区舍营时所能得到的粮食要少得多。因为在舍营时三四十个士兵进入一户农民家里，必要时甚至能够把农民最后的一点粮食都弄到手。但是，派遣一个军官带领几个士兵去强征，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把所有存粮都搜出来，而且常常缺乏运输工具，因此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的粮食。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大量军队密集在一个地点上野营，那么对于整个军队的需要来说，能够很快征到给养品的那些地区就显得太小了。一支三万人的部队，只在半径为一普里的圆圈内，也就是在三四平方普里的面积内强征给养品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是得不到好结果的，他们很少能够征到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大多数邻近的村庄已有别的部队在宿营，这些部队是不会让村庄把东西交出来的。最后，这种方法常常造成很大的浪费，因为个别的部队得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需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用这种强征的方法来获得给养，只能是在部队人数不太多的时候，比如八千至一万人的师，才能收到成效。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也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但是，一切直接在敌前行动的部队（例如前卫和前哨），在向前运动时，通常要采取这种方法。这是因为在他们要到达的地点根本不可能事先准备好粮食，而且通常他们要到达的地点离军队主力所征集的粮食太远。另外，独立行动的别动队也只能采用这种方法。最后，在时间紧迫和无法采用其他方法的一切情况下，采用这种方法来取得给养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以上我们可以想到，在时间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法，取得给养的结果会更好。但是，时间往往不允许采取这种方法，而军队用强征的方法却可以直接地很快地取得给养。
第三，正规征收。正规征收不可争辩地是筹备给养的最有效和最简单的方法，它也是一切现代战争的基础。
正规征收和上一种方法——军队强征的主要差别在于正规征收是在地方当局的参与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有存粮的地方不是采用暴力的方式来强取存粮，而是经过合理的分派，要求军民有秩序地缴纳。也只有地方当局才能做好这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