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住下来，我过的仍旧是忙乱的生活。我还避免和你单独谈话的机会，我害怕多说话使你伤神。你说你的病不要紧，我也以为你的病不要紧，你需要的只是休息和营养。我相信你不久便可以好起来。并且看见你在朋友家里得着很周到的看护，我十分放心。每天大清早，我刚睁开眼睛就听见你在病床上自语：“好多了，好多了。”那是你量过温度后用高兴的声调说的话。我也高兴，又蒙着头睡去了。我万想不到你这样骗了你自己，也骗了我。但我的疏忽是应该受指责的。我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你病势的加重，后来还是一个朋友提醒了我，要我送你进医院去。我的劝告你不肯接受，我又无法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我向你谈过几次，都没有用。最后你回答我：“过两天再说。”这样又拖了两天。终于你认输似地说了出来：“那么还是早进医院罢，今天我觉得体力不成了，起床大便都感到吃力了。”
靠着另一位朋友的帮忙，第二天你便住进了医院。你喜欢静。病房外面便是一个幽静的小花园。透过玻璃窗你可以望见一片绿色。关上房门，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音。“三哥，你满意吗？”有人问你。“满意。”你点头回答。我们预备让你在这地方至少住两个月。谁也没有料到，你就只有七天的寿命。
在这七天中你似乎并没有痛苦。对于询问你病状的人，你总是回答：“蛮好。”就在你临死的前两天，你还是觉得自己“蛮好”。没有呻吟，没有叫号，你安静地躺在床上，并不像一个垂危的病人。那个晚上，我在病房里陪了你一个整夜，你时眠时醒，好像要对我说什么话，却始终讲不出来，我听见的只是一些断续的字。你似乎有些激动。可是第二天你又得到了安静的睡眠，而且清醒地对我们讲话。看得出来你的精神更差了。我们虽然担心你的体力支持不下去，却没有想到你那么快就离开我们。你自己不相信你会死，我们也不相信你会死。可是死突然来把你抓走了。
你死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早晨我刚起床就得到医院里来的电话。“三哥完了。”一个朋友这样告诉我。我没有流泪，站在电话机前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好。我把这个消息转告朋友的太太，她立刻哭起来。这个好心的女人，这些年来她一家人在最黑暗的时期中给了你友情的温暖。为了挽救你的生命，他们已经尽过力了。
我赶到医院。病房的门大开着，你静静地睡在床上，白色被单盖着你的身子，我揭开面纱，看你的脸。一夜的工夫，你变得这么瘦，这么黄，这么衰老！两眼紧闭，脸颊深陷，嘴微微张开。我站在床前，咬着嘴唇，我在心里讲了一句话，我等着你的回答。
你没有声音。朋友把面纱给你盖上。另一个友人带来两束鲜花放在你的身边。看护小姐要我们退出病房。我们站在窗前阶上等候殡仪馆的柩车。这等待的时间是很痛苦的。我们谁都不愿讲一句话。我不平地问着自己：这就是死么？你一生就这样地完结了么？我不忍回答。死毁坏了一切。你原说过你等着我回来有许多话要对我讲，有一些梦要我帮你实现。现在这一切都成了一阵烟，一阵雾。你没有能讲出什么来，也不曾从我这里得着什么安慰。你默默地走了。据那个朋友说，你临死时只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下午两点钟你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中入殓。九天后我们把你葬在虹桥公墓。活着你是孤零零一个人，死了你也是孤零零一个人。你留下两部未完成的译稿（岗察洛夫的名著《奥布诺莫夫》和威尔斯的长篇小说《莫洛博士岛》），一部已译完待整理的中篇小说《女巫》（亚·库普林著），一本已付印的三幕剧《战争》，一本法国通俗小说《无名岛》，和十多篇零碎的短篇译文。此外便是朋友和学生对你的敬爱的纪念了。
从墓地回来，我非常疲倦。我已决定两天以后回重庆去。我坐在你住了五年的楼房里，回想着我这一个月来的上海生活。我来，我去，你病，你死，一切都是这么匆匆。我再想到在这短短的聚合中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那些事，我才明白你是这世界上最关心我的一个人。可是在我多么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永远离开我去了。
“活了四十多年，没有做出什么事情，这是多可悲的事。”你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你死得并没有遗憾。你活着时没有害过谁，反而常常把你有限的收入分给别人。你做过十年的中学教员，不少的学生得过你的益处，他们常常带着敬爱谈起你，但是你自己却喜欢谦逊的平凡生活，始终不让人把你看做青年的导师。你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你虽然默默无闻地过了一生，可是你并没有白活。你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悄悄地走了。你不愿意惊动别人，但是你却播下了爱的种子。再过四十年你的纪念也不会死的……
我睁开眼睛，屋子里还是静静的。有人在二楼讲话，还有人在笑。在半年的时间里我又经历了过去二十三年的悲欢。现在是你死后的第六个月了。我侄女说：“我要到下面去找我的爹爹。”现在她已经做了两年小学教师，却始终得不到跟你见面的机会，而且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不愿伤害她的心，把你的死讯瞒着她。但是她那敏感的心已经猜到了一切。人告诉我，有好几个星期天，她回到家里不笑，也不讲话，最后她生母问她为什么不给她的“爹爹”写信，她哭着回答：“用不着了。”她知道她一切的梦全破了。为什么不让她和你见一面，住一个时候？为什么不给她一个机会，让她对你倾吐她的胸怀，叙说她的梦景？她喜欢音乐，像你一样；她热诚待人，像你一样；她正直，她无私心，也像你一样。你们在一块儿，应该是一对最理想的父女。为什么她这个小小的要求也不能够得到满足？让她在这样的年纪就尝到永不磨灭的悲哀？
没有人来回答我这些不平的疑问。你已经和平地安息了。可是那个善良的孩子前面还有长远的岁月。她最近还来信诉说她的悲痛。我无法安慰她。我希望你的纪念能够给她勇气，使她好好地活下去，让她能够得到一般年轻人应当享受的人间幸福。可怜的孩子！
兄弟情深
◎文/终南
送他走的时候，雪花满天飞舞着，落在他的身上，也落在我的心头。那个时刻，我蕴藏了很久想对他说的话，却刹那间一句也说不出口。
他走的时候，天空飘着絮絮下落的雪花，大片大片地，落在行色匆匆的行人身上，也落在了我的心头。做为一个已生活了很久也熟知着这大千世界方方面面的人，我似乎全然没在乎这冬日里最后的一次雪景，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看着他那熟悉而有些瘦小前倾的身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二十多年前，我与他相继来到了这个家。他做着哥哥的角色，我则扮演着小弟。我俩童年的时光是伴着泥巴与猪草过来的。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后半期刚刚拨乱反正后的人们，神色依旧残存着“四人帮”时的紧张与不安，生怕哪天又再出一伙革命再革命的阶级敌人，所以大都老实、本分。农村的生活还是那样清淡无味，农民的生活还是那样饥一顿饱一顿，没有固定的来源与衣食保障，大都只能靠着自个家那几亩田地过日子。为了接济生活，母亲便养了几只鸡与一头猪，做为生活开支的少许来源。记得没上学前，我俩每日的必修课就是一人一笼的猪草。在地里，我们争着抢着比赛着，干完活后，那才是我们最自由也最快乐的时光，没有大人管，哥哥就领着我疯了一样的满村子跑，没有目标，没有时间。跑累了，我们就用黄土和成泥巴去玩泥人，我没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好像那时他的思维却格外活跃，他能在三五分钟内就捏出好看逼真且耐看的各色动物的头像来，所以每每在我哭得泪流满面的时候，他总能出其不意地从身后拿出一块泥捏的动物，来哄我，后来上了小学，我依然喜欢着他曾泥捏的动物。多年以后，我总还是时时记起那时的情景，也许自幼生在黄土高原，所以便也自然不自然地与这黄土泥巴结下了不解之缘。童年的故事有许许多多，是回忆，也是淡忘……
看着身边的雪花依然在飘飘忽忽地，忽左忽右，溢曳着，能让人体会到某种离别时的缠绵、凄楚。忽然间，那缓缓飘舞的雪花被一陈狂虐的西北风打得七零八落，转眼间就没了踪迹，让人觉得这一切有些突然"有些猝不及防，心头骤然间也不免黯然起来。
记得从出生时我就身体瘦弱，单薄，也因为先天不足的缺陷，时常在那所全村最小的学校里受同学们的欺负，那时的他，身体虽说不上健壮，但却不遗余力地恪尽着一位大哥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因为他的保护，为此我也避免了许多次的皮肉之苦，也因此我时常从心里感激着他。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的确胆小、怕事，也懦弱无能，他却有股天生不服输的强劲，拿他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打铁先得自身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开始在我家院墙后的土墙上钉上了一层厚厚的废纸，当时我对他的这种举动一无所知，只不过很好奇，为什么每每在放学后，他总要到后院去狠狠地击打那钉在土墙上的废纸？现在我才知道，那时他的击打在现在的武校是门必修课，名曰：打千层纸。据说这种方法对于拳术的修炼是至关重要的。在我的印象中他也曾动员过我去练习，我跟从了他的主张，但几日后就看到自己双手背面拳骨的地方鲜血直流，看到血，我就害怕了，再也不去练所谓的什么硬拳头了，那年我10岁，他正好12岁。我的怯懦使他很愤怒，他因为我的怯弱，也为我的胆小，从那后就十二分地瞧不起我，是从眼里，也是从骨里。即使这样，若我被人欺负了，他仍能在事后去找那些攻击我的家伙“报仇”，对他来说，不报仇是他的耻辱，也是亵渎他的灵魂。后来不知是他的拳头起了作用，还是正义得到了匡扶，那以后来惹我的痞子也越来越少，再也没人无缘无故地干扰我小学时代正常的学习与生活。也因此，他在那个小小的学校里有了“铁拳”的美誉，据说曾有一个高年级的家伙来挑逗他做一个公平的比赛，过程其实很简单，就是看谁的拳头硬，他们找来几块被丢弃在操场角落的青瓦来做比试的对象，那个高年级的一拳打碎了三块，他则一声不吭地垒起了十块，应声而落后剩下的只有一堆残碎的瓦砾，据说当时周围的学生都看得目瞪口呆。看来他是成功了，他的坚持一丝也没白费。
上了中学以后，我的生活不知什么时候便被金庸、梁羽生、古龙的“剑啸情仇”湮没了。那时他的学习却格外的勤奋，起早贪黑，没日没夜，为此他的成绩总能排在镇中学的前几名。有一次他曾无意中发现了我沉迷于武侠小说的事，便训斥我，我却不屑一顾，甚而将平时很少抬起的头也扬了起来，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抗争，也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也就在这上中学的几年中，我们兄弟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平淡，也很直白，也许因为我对他不屑一顾的态度惹恼了他，总之，那时我们的共同话题很少。有话也只是偶尔在家里说上几句，在学校里则是互不相睬。我知道他还是看不起我的性格，甚至看不起我那副懒散的样子。在那个逐渐成长也容易形成孩子个性的年代，我采取了回避但放任自流的态度。那时父亲的活计干得也辛苦，后来全家人一致商定让他考取一所中专学校，好给贫瘠的家庭一丝希望，但后来他考取中专的名额不幸被别人顶替了，那时家人也跑过关系，但无奈木已成舟，只能让他上了高中。
我上高中那年，他刚好升高二。在高中他的成绩依然如故，每次总能排在班里的前列，且从来不曾后退。那时不知哪般鬼使神差，我竟喜欢上了写作。那年在他取得全班第二名的时候，我也获得了一次征文的优秀奖。也许仅仅是那次不经意的一次成绩，改变了我在他心中一塌糊涂的印象，他开始另眼看起我来，也因为那次小小的成绩，我们兄弟的关系又回到了以前。甚至我们曾约定，要考上大学。这也成了我们日后努力的一个方向。后来因为我写作的特长，学校推荐我做文学社的社长，我没有拒绝，但他曾告诫过我，要在学习上下工夫，别在业余活动上耽误过多的时间，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在他之后的那年高考我差了几分，这几分也意味着我的大学理想破灭了。而他则在我落榜的前一年，成功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那年送他去车站的时候，他曾对我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凡事都要靠自己，千万不要期待别人来施舍你什么。我记住了他的那句话，直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