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重新翻看1987年版的莫言《红高粱家族》，发现了一个在今天的不少作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自从《红高粱》上了银幕，莫言从一个作家、一个刚刚登上文坛的新星，立时变成一种公众化的人物，使得不少看了电影的人又回过头去看小说，并发出“确实不错”的赞誉。在那段时间里面，莫言在中短篇里创造了不少名篇，为了向长篇冲刺，他自己承认：“写完《红高粱家族》第五章，我就匆匆地把五章合一，权充一部长篇滥竽充了数。”也就是说，他这五个章节其实是五部中篇凑在一起的。
对于长篇，许多想登高峰的作家心里也打着鼓，有点强拉弓硬上马的味道，这又应了莫言的话，“对待长篇小说应像对待某种狗一样，宁愿被它咬死，不被它吓死”。
现在再来看莫言出的好几部砖头一样厚的文集，当年死凑才出本27万字的小书，现在动不动就近50万字，真是何其了得。据说莫言是个写作狂，见了空白稿纸就想往上填空，一晃近十年下来，自然在字数上见长。
只是质量上来看，就未必与数量成正比了，拿近来爆炒的《丰乳肥臀》来说，可读性就远不如当年的《红高粱》，尽管加了不少性描写，不过是《红》之翻版，诚如他所说的：“无非是多用些时间，多设置些人物，多编造些真实的谎话罢了。”
当初魏巍写《东方》，开首10万字多么漂亮，可等他几十万字成书后，后面的几乎不能卒读。人们还是在里面翻着《谁是最可爱的人》，只不过加了大量水分，成了一锅汤中的汤。
李准写《大河奔流》亦如此，前半部很棒，后半部显然是力不从心地生拉死扯，恐怕那么长的篇幅他自己写得也辛苦，拍成的电影更是大失水准，人说笑话，李准便不叫李准了，改名叫个李不准 。
更年轻一点的如刘索拉，成名作《你别无选择》，数万字几开现代派先河，结尾却如死鱼一样，翘不起尾巴，虎头蛇尾。
李尔重写的《新战争与和平》，皇皇几百万字，流水账一样，还能使人读下去，这赖其开言起点不高，平平淡淡地交代，主要是有诸多历史人物出现，名人效应起了作用。
这牵涉到一位作家的耐久力问题。基本上作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靠创作激情，灵感来了一挥而就，不写完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另一类则将写作视做工人、农民般地劳作，不需要多少灵感，制定一个作业计划，每天完成多少定额就行。通常后一类是发生在以历史题材为任的作家身上，如写了《孔子》《孟子》的杨书案。
而海明威显然是前一类的代表，甚至写作时从头到尾要站着，以此激发调动全身的突击力、爆发力，而从其作品字面上来看，又是极其平和、含蓄的。
第一类作家多半是短跑好手，而不善于长跑，即便要长跑，也只是前一百米有成绩。目下流行一种看法，好像不会写长篇的不是优秀作家，而作家必须要全能，像中长、短跑都能来才算好运动员一样，其实这真是偏见中的偏见。
海明威虽然写过一些长篇，但他真正成就在中篇、短篇，他得诺贝尔奖就是靠的《老人与海》，他成功的长篇在篇幅上都不长，如《太阳照样升起》。
菲茨杰拉德成名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才薄薄一本，相比之下，他后来写的《夜色温柔》就枯燥无味，后者译成中文几乎有30万字。
川端康成的中长篇界限不明，同样都是篇幅不长，有人从文风上进行过比较，川端的东西完全可以像《追忆逝水年华》那样拖长了来写，可是川端没有这样做，他是明智的。尽管《追》书（七卷本），被炒得黄尘飞扬，又有多少人能读完那位法国人的私生活流水账呢？
鲁迅也曾想写长篇，最终没有，除了现在文学研究者长篇大论地探讨各种原因外，我想更重要的是鲁迅意识到了自己只是短跑选手，他最长的小说也才是个小中篇《阿Q正传》，这丝毫无损于鲁迅作为一个大小说家的历史地位。
正如运动场上常见的那样，短跑运动员和长跑运动员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如果互换了，结果是全都失败。
莫泊桑也好，契诃夫也好，欧·亨利也好，他们最好的作品只是中短篇，甚至就是短篇好。
靠激情冲动并不见得就不能写长篇，关键是不要写15万字以上的长篇。余华就很聪明，《活着》才10万字左右，使读者捧起来就不想放下。今天有多少长篇能有如此魅力？
《麦田守望者》也十来万字，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也是十来万字。
举更通俗的例子，琼瑶的小说也都是十来万字左右。当然，她那是一种套路，有点类似写历史小说的作家，靠计划而不用激情。
就是善跑长路的作家，恐怕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姚雪垠了，他的5卷本《李自成》至今未成，从时间表上早已超钟了，他的计划中还有《天京悲剧》之类，恐怕这辈子也完不成了。因为什么，实际上姚只是个中跑好手，他以前那些靠激情写作的中短篇多棒，小长篇《长夜》也不错，硬要骑多卷本这匹长途马，何苦？
碧野以散文见长，小说也还可以，如《乌兰不浪的夜祭》，小长篇，很精巧；偏要来一部几十万字的《丹凤朝阳》，虽然为此体验生活十几年，照样失败。
所以长篇亦不在于字数，巴尔扎克写了那么多长篇，没一部能与《欧也妮·葛朗台》比。擅长写短篇的梅里美写的长篇就不理想。
因而两类作家的角色是不大好互换的，只有保持本色，才会有更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