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历史人物，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狡诈谄媚、残忍专横的丑恶形象。他阿谀皇帝，迫害异己；纵容恶子严世蕃为非作歹，流毒海内。无怪乎人们把他当作奸臣的代表而口诛笔伐。但是这样一个人物是怎样产生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其他更多的东西吗？
借隐居遁身
严嵩，江西人，出生在一个贫寒无依的家庭。他的父亲没有取得功名，只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因而他对严嵩的学业格外用心。严嵩幼时聪慧，学习刻苦用功，在二十五岁的时候，终于没有辜负做父亲的一片苦心，考中进士，随即选为庶吉士，侍读中秘。在授官后，引病告归，在铃山里隐居十年。
这是因为当时官场比较黑暗，太监刘瑾的权势炙手可热，若与之抵触，可能灾室灭顶；如果巴结送礼，最终可以踏入官场。严嵩作为一个城府颇深的人，审时度势，感觉到当时的官场很难容身，官场的斗争激烈复杂，自己应该静观其变，于是他装病隐居在铃山。
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隐者。
他每天虽然吟诗作赋，但是仍然密切注视着朝政的变化，他的不少诗篇都流露出对时政、同事的忧虑。隐身山谷，关注朝廷，这是严嵩不同于真正隐者之处。
严嵩从踏入官场的第一天开始，就表现出高人一等、高瞻远瞩的不凡之处。
投其所好曲意逢迎
三十六岁时，严嵩北上还朝，先后在北京、南京翰林院任职，那时他还比较正直，敢于直抒自己的所见所闻，例如对于明武宗的一些行为，他颇不以为然，武宗要出巡，严嵩写道：“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拿好房契金银细软准备出逃，当官的也因为不能给皇帝准备好钱财礼物而逃跑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官场的腐败黑暗，皇帝已经成了孤家寡人。
明世宗皇帝登基后，为了显示自己的孝行，特别尊崇他的父亲。严嵩这时已经升任礼部侍郎，奉旨去祭拜世宗皇帝生父的陵墓，豪华、招摇，场面极其宏大。回朝后，严嵩又大讲种种祥瑞的兆头，并且请求给皇帝生父立碑刻石，彰显天下，以标榜皇帝的孝行，深得世宗的欢心。
后来，世宗皇帝又准备把生父的牌位移入太庙，严嵩打算劝阻，使得世宗大为不满，愤怒的情绪溢于言表。于是严嵩内心大为惊恐，立刻见风使舵，尽全力为皇帝重新策划，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两件事给他在官场敲响了一个警钟，世宗威福不测、喜怒无常的性情，使严嵩永世难忘，也给他一个很好的教训。严嵩随机应变、善于逢迎的能力也同样给世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人关系日趋紧密。
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
因受皇帝赏识，严嵩入阁。他在内阁的二十年间，其中有十五年担任首辅，久居相位，在整个明代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人。这时的严嵩已谙熟官场和权力斗争。
君臣得以长期相处，除了善于奉迎，严嵩还有其他因素是世宗所欣赏的，例如，世宗崇信道教，在后宫经常修炼，需要写一些关于道教的言辞，词臣们用朱字把它写在青藤纸上，称为青词，许多阁臣就是靠撰写青词讨得皇帝喜欢而起家的。严嵩有相当深厚的文学功底，一旦专心研究青词，自非他人可以相比。
再有，世宗虔信道教，目的是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延年益寿之术。严嵩曾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一次他与同僚一起去游南岳衡山，山上有舍身岩，一块去游览的人没有一个敢正眼去看，只有严嵩泰然处之。旁边一个老僧看后称赞说：“看您神态安详，这是长寿的征兆。”加上严嵩入阁时已六十二岁，仍然精神矍铄，老当益壮。这些都迎合了世宗追求长寿的心理。
当然，严嵩在官场上久而不衰，除了文学上、心理上的因素，也还存在着其他原因。
世宗在上任初期想有所作为，认为太监败坏了朝政大事，因此对宦官加以裁撤。严嵩也认为对宦官放纵不得，对宦官专权、强取银财十分不满。但是，严嵩在同官场上对手的斗争中又曾受益于这些宦官。
首辅夏言，恃才傲物，把皇帝身边的宦官视为奴才；严嵩则对他们谦恭有礼，还不时向他们衣袖中塞些金钱进行收买，这些小宦官虽然没有多大权势，却常在世宗耳边搬长弄短，搅乱是非，誉此毁彼，久而自有其效。既利用宦官，又控制宦官，在这一点上，他与世宗皇帝的思想保持了高度一致。
北虐南倭家家皆净
严嵩执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北虐南倭。
所谓“北虐”，指进居河套地区的鞑靼人。他们长期以来威胁明朝的北疆，好几个皇帝都想出兵收复，但是始终没有结果。在北疆问题上，严嵩一贯主张防守，他认为边防积弱已久，兵将不足以交锋，粮饷不足以支持，采取攻势是相当困难的。应当指出，这是当时多数人的意见，有人把边事败坏完全归于严嵩索取边疆将领的贿赂，未免失之偏颇。但是，防守的方针走到极端，严嵩难辞其咎。有一次，鞑靼军回师东来，威胁着北京城，震撼了朝廷。兵部尚书问计于严嵩，严嵩告诉他，不要轻易发兵，倘若打败，罪责难当，不如纵其劫掠，喂饱了强盗，他们自然会退去。这种纵寇劫掠的卑劣做法实在令人发指。
所谓“南倭”，指活动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包括中国走私商人建立的武装集团和日本浪人。严嵩认为，倭寇是进行海上贸易的闽浙商人，对他们应该进行安抚。后来，倭寇的破坏性越来越大。尽管严嵩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重用了一些将领，但是那些也只是表明严嵩处处从一己之私考虑，但求无事，以保全自己的官职的想法。
“家家皆净”是著名清官海瑞骂皇帝的话。世宗当朝时，边疆费用频增，再加上大兴土木，广建寺庙，大小官吏贪污腐化，弄得民不聊生。对于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严嵩提不出任何有效的策略。一方面是因为世宗是一个容不得逆耳之言的皇帝，另一方面是因为严嵩久居官场，已经很少关心民间疾苦，更不要说他本人已成为腐败政治的代表人物。
官场争斗
在严嵩心目中，官场斗争要比纠正皇帝的过失，解决财政困难，安顿边界海防更重要。
首辅夏言，入仕虽晚于严嵩，却得宠于皇帝，不可一世。严嵩小心谨慎地和他相处，但是久居人下，怎么能够甘心？严嵩便秘密结交世宗信任的玄士陶仲文，希望自己能够取代夏言，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又联合仇鸾等谗杀夏言，实现了位极人臣的愿望。
仇鸾帮严嵩去掉了政敌，事后两人却反目为仇，仇鸾在世宗面前说了不少严嵩的坏话。有一段时间，世宗召见阁臣，对严嵩却避而不见，于是严嵩又利用和仇鸾争宠的陆炳揭发仇鸾的阴私，才使世宗的态度有所改变。
明朝所设官职，无不相互牵制。小臣一道奏疏，可能置内阁、部院大臣于死地；上层官僚的斗争，也常借小臣发难。严嵩深知其中利害，于是凡说他坏话的官僚，他能辩则辩，不能辩则伺机激怒世宗，给他加上罪名。因弹劾严嵩获罪的官僚，前后数十人，轻的被捕入狱，重的死于非命。
然而，严嵩对文学之士却竭力拉拢，不少文学大家对严嵩诗文交口称赞。在明代，被奉为文坛领袖的首辅，除杨士奇、李东阳外，只有严嵩了。
入阁二十年后，严嵩年近七十，机敏程度和精力大不如前。于是把朝廷政事一并交给儿子严世蕃去办理，自己只在内宫应付皇帝。后来，撰写青词也要让别人代笔。
严世蕃没有经过科考，通过父亲官至工部侍郎，他颇通国典，晓畅时务，自诩有天下才。严嵩能揣测世宗心理，而严世蕃则善分析世宗诏书，父子两人里应外合，包揽了内外大权，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
在内严嵩不知有陛下，在外群臣知有严嵩而不知有陛下，这些都必然对世宗产生影响，引起君臣之间相互猜忌。后来，恰好出来一个比严嵩年轻二十岁、多谋善断、善长写青词、主张把威福还皇上的徐阶和严嵩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皇上和群臣一起发难，严嵩在劫难逃。
不久，御史上疏，大论严嵩父子的罪状，说严嵩纵子逞恶、斩严世蕃、贪污腐化，应将其革职查办，并且斩严世蕃，割首示众。后来，严世蕃被判充边，徐阶欲除之以后快，便控告严世蕃私通倭寇谋求叛乱，导致其最终被杀。
严嵩被革职回到老家，老景凄凉，到处乞食，悲惨地去世。
严嵩崛起于官场，玩弄权力，洋洋得意了很长时间，害死了不少人，但是最终他自己又遭到权力的打击，死于官场的权力斗争。
官场就是这样一个不讲人情、你死我活、瞬息万变、不可捉摸的生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