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请假出京，月余始返，忽闻友人谈及《大国民报》前者登载政友会启事，列有鄙名，内称既入政友会，对于旧党自应脱离云云，不胜诧异。鄙人名隶国民党籍，不特无脱党之事，亦并无脱党之心。去就在我，他人不得越俎代谋也。特此声明。张瑞玑启。
关于《顺天时报》，老报人徐铸成先生在《报海旧闻》中这样写道：“日本人办的北京《顺天时报》在华北广泛发行，有相当大的影响。袁世凯称帝前，袁克定特地叫《亚细亚报》的薛大可等伪造《顺天时报》，‘恭呈御览’，就可见它的作用了。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所以能广泛流传，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府压制舆论，中国报纸登不出真实的消息，而它们则依恃特权，可以‘畅所欲言’。”张瑞玑当然不会知道袁大公子与“臣记者”薛大可的勾当，他之所以选定在《顺天时报》刊登启事，大半是冲着它“广泛发行”的影响来的。只是因为有假版，袁世凯未必能看到8月17日这则恼人的启示。但对张瑞玑其人，这位袁大总统却早有所闻。
且不说三个月前，景梅九办的《国风日报》因报道宋教仁遇刺真相被袁世凯查封后，张瑞玑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写了一篇《檄〈国风日报〉告封阅〈国风日报〉者》，从标题到正文通篇都是反讽，嬉笑俏骂，涉笔成趣，给景梅九以有力的支持。单说头一年，也就是1912年初，袁世凯就接连收到张瑞玑两封信：《致内阁总理袁项城书》和《再上内阁袁总理书》。前者是继骂卢永祥和晋抚张锡銮之后，追根溯源直骂到袁氏头上，说他“枭则枭矣，雄则未也”，不过跟三国时袁术一样，“冢中枯骨”而已。后者则是孙中山先生表示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他即解职，把大总统位让给袁氏。袁世凯欣欣然。当时在赵城家中的张瑞玑闻知后，当即写信直截了当地说：“夫所谓大总统者，全国人民所公认，非一人一家之私物也，一二人不能私举，亦不能私与之也。……孙君人望所归，天下翕然，公举为大总统可也，不能以总统私与人。”接着，从胆识、器量、品格、才略诸方面将袁世凯同孙中山先生一一比较，最后说：“执事果不自量腼颜而据上座，瑞玑固无力与争，然期期以为不可也。”
“致袁二书”在洪洞、赵城一带和前述骂卢永祥的铭、歌、书一样广为传颂。几年前，笔者在离赵城五十多公里的淹底乡，当面听一位同学的父亲讲诵《致内阁总理袁项城书》。这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恭谨的乡下郎中，当时他那种意气昂然的神情，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政府任命袁氏称帝大典筹备处总办沈铭昌出任山西省省长。消息传来，正在杭州西湖游船上的张瑞玑与几位山西籍国会议员极为愤慨。大家公推张瑞玑电阻沈铭昌。张瑞玑虎目圆睁，映着粼粼湖水凝视片刻，一挥而就。电文如下：
北京电局转前大典筹备处总办沈铭昌鉴：闻公长晋，不胜骇诧。公帝党中健将也，帝制若成，我公公侯万代矣，国人谁敢有异言。不幸硕筹失败，项城殒命，以公之忠节不殉节，亦当隐身。今复面颜市朝，急露头角，公之德量，令人倾倒不已！剥民逞欲，遵君为逆，公之仁也；朝亡伪帝，暮投民国，公之义也；煌煌大典，春梦一场，公之智也；帝国民国，覆云翻雨，公之信也。有此四德，何地不可驻节？晋人德薄，实不敢当。请公自爱，并爱我晋，卷收旌节，勿临太原。三晋父老，齐拜赐矣！掬忱相告，公必乐闻。
电文拍往北京并在各报刊登，沈铭昌接电后出了一身冷汗，悚然“卷收旌节”，未敢到任。当时跟张瑞玑在西湖游船上的国会议员中，有一位临汾人侯少白，50年代侯老先生犹能一字不差地背诵这则电文，并经常向人讲述此事。
张瑞玑生前引以自豪的还有一件事。1923年曹锟逼黎元洪下台，随后即操纵国会，以送给每位国会议员五千大洋的代价争取选票，贿选总统。当时唯张瑞玑等少数议员拒不接受贿金，当然更没有投曹锟的票。据王作霦先生回忆，他十二岁那年，已经病重的张瑞玑有一次在饭桌上喘着气说：“你要有气节，任何人不要怕。大总统也是人，有何可怕！人死不过咽气，穷不过讨饭。曹锟贿选总统，贿我以重金，我断然拒绝。”
十万卷书
张瑞玑一生爱书。
“随我转蓬三尺剑，累人行李一车书”，“踏破春山芳草绿，驮书载酒又归来”，即是生动的写照。
年轻时，张瑞玑即嗜书成癖。晚上如厕也要一手掌烛，一手拿书。《二十三岁小像自赞》云：“一囊书卷，一盏茗茶，清风扫院，巾氅横斜。”俨然一翩翩少年，颇有雏风清声之致。其翩其清，端赖那一囊诗卷。看得出这时他还比较单纯。
仅仅过了一年，容貌想必不会有多大变化，而心境已大不同：“汝将欲隐耶？而汝素无其癖。汝将欲仕耶？而汝不遇其时。知汝者，目汝为狂；不知汝者，视汝为痴。汝行汝言，不合时宜。”（《二十四岁小像自赞》）显然，青年张瑞玑这一年开始在迷茫中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他的“狂”，他的言行“不合时宜”，说到底无非是满腹诗书在“作怪”。因为越是无知无识便越能随波逐流，其言行也就越不会逸出世俗的藩篱。难怪刚到韩城时，布政使樊增祥一眼就看出这位新任知县的文章经济，而且情不自禁地在张瑞玑一篇呈文上写下这样的批语：“大凡有学问人，虽初任而即能了事。若胸无墨水，虽服官数十年，历任七八州县，而冥顽如故。人安可不读书欤！”
有一个至今还在家乡传颂的故事，说是张瑞玑在陕近十年，每次回赵城老家都要用骡马驮几只书箱带回去。有一次驮得太多，马蹄沉重，半路上被响马（即劫匪）跟定，以为是金银宝物。张瑞玑察觉后便寻旅店住下，开箱晒书。响马见状，悄然离去。这个稍有点离奇的故事其可信的程度现在已无法证实，但辛亥后张瑞玑告别陕西冒雪东归，其外孙王作霦先生说“带书二百余箱，载之俱归”，想来是确实的。久积不缀，数逾十万，于是而有赵城“谁园十万卷藏书楼”之谓。
张氏老宅“谁园”，现为赵城镇政府占用。“谁园”只是老宅后面的一部分，因为名气越来越大，便成了老宅的代称。为什么叫“谁园”呢？老人们说，谁住上就是谁的嘛！1914年张瑞玑作《谁园记》，是这样写的：
窟野人倦游归，屋后有隙地，围以短墙，将莳花种树游息其间……今年四十有二，再十八年则六十，再二十八年则七十矣。野人必死，未死之前，幸而老守此园，虽穷饿不肯转鬻。再传而及吾子孙，又及吾子孙之子孙，安可保也。……不待百年，则地必荒，墙必圯，亭石花木必倾折枯死，野人亦魂魄游荡不复从而获之，将并园而无矣，又何有于名。然则是园也，始基未成而终局已定，野人不敢自命为地主，姑借此携酒招朋以消磨垂老之光阴而已。至将来之主人为谁，其伤我薪木，毁我亭榭者又为谁？野人不能知，亦不暇计也。吾呜呼名之？名之曰“谁园”可乎？客拊掌而笑曰：善！
其时张瑞玑不过四十出头，正当盛年，但见得已是老年情怀，沧桑满纸了。也难怪，眼看着辛亥革命果实落入袁氏手中，国会被解散，约法被篡改，帝制之议又甚嚣尘上，桩桩件件，纷至沓来，“万事都同素愿违”，怎不催人少白头呢？更何况是“晋陕名人”张瑞玑！
生命的最后几年，张瑞玑是在“谁园”度过的。他不但嗜书成癖，而且嗜酒若狂，晚年以“酒皇”自许，自云“我日以酒为性命”，“酒量狂将吸东海”。所以，当1925年春张瑞玑最后一次离开北京时，友人俞渭君兄弟送给他的礼物，是三坛沉埋八十年的花雕老酒。“归来沧桑感慨多，老眼醉看汉山河”，喝酒为的是“湔愁肠”，酒兴助诗兴，诗魂则直追三闾大夫屈原。“归来百无聊，饮酒读离骚”，“射虎斩蛟两不能，只能饮酒读离骚”，“有客向天浇浊酒，一卷离骚不释手”，“判花课竹闲无事，一卷离骚供醉哦”。这样的诗句，越来越多地涌到暮年张瑞玑的心头笔尖。是遣兴，也是慰抚。
1927年春，北京友人致函张瑞玑，请他出山。这时张已在病中，伏枕作《都中友人函招作诗答之》：
落落情怀百不如，春风底事造吾庐。
渐生华发还贪酒，已死名心懒著书。
世事枯棋谁胜负，故人秋柳半萧疏。
……
尺书远到倍凄然，回首前尘俱化烟。
……
十年客梦风帆影，一榻诗魂水月天。
……
艰难世事添双鬓，衰老文章成一军。
高卧羲皇春梦懒，穷岩哪有出山云。
这年农历十二月十四日（1928年元月6日），张瑞玑在赵城“谁园”逝世，享年五十六岁。八年后，章太炎作《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发表于苏州国学研究会《制言》杂志。
张瑞玑死后，其子张小衡（即筱衡，尔公）于1952年将“谁园藏书”全部捐献国家。是年山西省政府特派文教厅副厅长崔斗宸前往赵城迎取，存放到省图书博物馆。翌年图博分设，始由山西图书馆收藏至今。张瑞玑遗存的诗文，30年代也由张小衡收集整理，编成一部《谁园集》，可惜一直未能出版。1988年9月，王作霦兄妹对《谁园集》增补加注，易名《张瑞玑诗文集》，油印面世，印数极少，且注明“非卖品”。为这个油印本作序的，是国画家董寿平先生，文末署“洪洞姻世晚董寿平拜识”。
纵观张瑞玑一生，手提肝胆，志存高远，如鹰隼啸傲苍穹，搏击风尘，不屑以词章著述争名于世。诗文之外，他还工于书，辛亥山西民军起义后，太原承恩门改为“首义门”，此匾即出其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曾持扇索题，张瑞玑为其书《云郎曲》。又精于画，尤喜画墨梅，自云“不是案头无胭脂，让与他人画牡丹”，“我与梅花同风标，铁骨冰心不染垢”。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则是“书不如画，画不如诗，诗不如人”。
今年是张瑞玑逝世七十周年。先生之名湮没无闻于世者久矣，今忽与所谓“《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连在一起，见诸报端，成为新闻人物。此则幸耶不幸？
1997年3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
【附录】
意外的收获
拙作《张瑞玑其人》篇末提及，张瑞玑逝世后，其子张小衡30年代收集整理乃父遗作，裒为十二卷，曰《谁园集》，迄未出版。过了半个多世纪，张瑞玑外孙王作霦兄妹又在《谁园集》基础上增补、加注，易名《张瑞玑诗文集》，惜无力出版，终以油印本面世，且注明“非卖品”。赘述此事，实激情难抑，感慨存焉。
时隔不久，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山西省文化厅和省图书馆决定合力出版《张瑞玑诗文集》。这消息来得突然，我先是一怔，即刻血热神旺，对着电话机连声说道：“太好了！这太好了！”心里则已充满了感动。
电话那边，是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室负责人高和平先生。其时高君已奉命上北京、下西安，几经周折，与张瑞玑曾外孙王宪先生（其父王作霦已逝）取得联系。王君家在兰州，闻讯即专程赴太原，商量出版事宜。稍后我才知道，拙作发表后，即蒙山西省文化厅厅长成葆德先生和省图书馆馆长李小强先生垂注，当时他们已商定要出版是集。李君行伍出身而禀学者气质，他将油印本《张瑞玑诗文集》细审一过，认为注释部分多可议、可补之处。遂组织本馆几位先生，将油印本拆散，逐篇粘成册页。倏忽数月，焚膏继晷。成、李二君及省图书馆诸先生保存文化遗产的热忱，他们为之付出的艰苦劳动和谨严不苟的精神，使我于感动之外又增敬意。当然，也得感谢《文汇读书周报》。时下报纸多多，而《文汇读书周报》在传播文化、增强国人的文化意识方面，其影响力是独特的。《张瑞玑诗文集》交此好运，即为一明证。
去年是张瑞玑逝世七十周年。《张瑞玑诗文集》能正式出版，九泉之下的老衡先生，闻此亦当含笑吧。张小衡《谁园集》跋云：“今重录遗稿，犹觉吾父英迈之姿，刚大之气，时时活跃于纸上也。”信哉斯言，不愧名门哲嗣。历史尘埃掩不住智者的光辉，凝聚着老衡先生精气神的《张瑞玑诗文集》，是吾晋百年一份重要的精神遗产。我们且在乡贤拓展的精神天地中遨游！
载1998年1月31日《文汇读书周报》
独抱文章期后世
——浅说“山西才子”郭象升
民国初年（1912），山西学界和文坛有一位领军人物。他就是被时人称为“山西才子”“古文后殿”的郭象升。
郭象升（1881—1942），字可阶，号允叔，晚号云舒、云叟，山西晋城县（今晋城市泽州县）人。清末拔贡，历任《晋阳学报》主编、山西大学文科学长、山西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山西文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是近现代著名的国学家、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家。
小时候他家祖坟的柏树上长了一个“柏斗”，这在山西民间就是一种家家欢喜、人人企羡的瑞兆。四十年后，郭象升在一篇书跋中写道：“柏斗者，一枝倒出而崛然再起，如别生一小树托于枝上者也。里人相传以为瑞，曰郭氏其有人乎？已而不肖有文誉，三十年中遂为山右学者所宗，……则其瑞疑有应矣。”
郭象升的学问，从他与刘师培（申叔）的关系上略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