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放羊娃成为作家
西戎，本名席诚正，1922年12月1日出生于山西省蒲县西坡村。这是一个仅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山区小村庄。六岁时，西戎入初级小学读书，作文成绩突出，除完成课业外，喜欢听书场说书人说书，爱看戏剧，这对于他后来走上文艺创作道路有着一定的影响。1933年9月，西戎考取了蒲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住在县城当教师的堂兄家就读。堂兄是一位曾在太原上大学时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西戎课余阅读了大量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鲁迅先生关于故乡的描述，尤其是《社戏》中的情景描写，深刻地感染了西戎；而古典小说中关于人物性格的刻画，让西戎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两年后他高小毕业，考中了设在临汾的省立六中，却因家境窘困，无法再入学读书，成了一个放羊娃。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由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蒲县宣传抗日，对西戎产生了极大影响。他跟随战地服务团听演讲，看节目，学唱歌，激发起一腔保家卫国热情。战地服务团开走不久，十六岁的西戎参加了抗日救亡团体牺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有文艺特长，被分配做文艺宣传工作，半年后转入吕梁剧社。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西戎和剧社人员不辞辛苦，连续演出，使他受到了很好的锻炼。1939年底，西戎随吕梁剧社到了延安，进行短期业务学习。他们驻在鲁迅艺术学院所在地桥儿沟，于是，能够旁听鲁艺的课，并接受鲁艺老师的辅导；能够观看鲁艺等文艺单位的演出和电影，这对西戎来说，是一次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机会。只是这次机会仅有五个月，之后西戎就回到晋西北，继续从事文艺活动，并经历了反扫荡战斗。不久，吕梁剧社奉命与另一个抗日剧社——黄河剧社合并，仍然沿用吕梁剧社名称。这次合并，也是日后被称为“晋绥五作家”的首次汇合，即原吕梁剧社的西戎、胡正和原黄河剧社的马烽、束为、孙谦聚到了一起。1940年冬季，组织上再一次安排吕梁剧社赴延安学习。这次学习在西戎的人生与创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在《我迈出的第一步》文章里详细讲述了延安学习的经历：
1940年冬季，吕梁剧社奉命从晋西北回到延安学习。剧社领导很想让我们这批“骨干”都能进鲁艺学院深造。有如此良好的机会，我当然是巴不得的。可是测试结果大失所望，年龄小当然也算未能录取原因之一，更主要的还是基础水平太差。一个高小毕业生，只在宣传队跳跳蹦蹦干了两年，怎么可能一下子跃进高等学院去呢！幸好，上级考虑到培养人才的急切，便在鲁艺学院附设了“部队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学习了半年，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主办的“部队艺术学校”成立了，部队干部训练班的全体学员，便并入了部队艺术学校。从此，我才真正获得了从头学习文艺基础理论、提高艺术修养的深造机会。年龄稍大了一点，便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在部艺学习的两年里，我不敢懈怠，上课认真听讲，课外认真读书。白天坐在山坡上，夜晚趴在油灯下，我贪婪地读着我所能借到的中外名著，逐渐地眼界开阔了，懂的东西也多了起来。但是越学，反而越感到自己的知识浅薄，因而学习更是倍加卖力。这当儿，我也暗自考虑将来的前途问题，该向什么专业发展？当演员，我的个头矮小；学美术，缺乏素描基础；学音乐，嗓子也变坏了，光会拉二胡，也算不上什么能耐。思来想去，自觉对文学比对其他专业兴趣更浓。于是，我便练习着写歌词、诗和小故事。这些习作，有的发表在自办的《生活》墙报上，有的送给音乐班的同学谱曲。我的一首歌词《送公粮》，由张朋明同学谱成曲子，曾被边区政府选用。这件事又给我搞文学创作增添了一点信心。于是，我便日夜地趴在被子卷上写呀写。有一次，我竟然写成一篇反映敌后反扫荡斗争的小说，大胆地送给我的第一位文学老师——天蓝同志，意外地得到了他的称赞。从此，我对写作更爱得入迷。虽然写了不少东西，但除《生活》墙报和《连队生活》上用了几篇外，还没有一篇能够在大报刊上发表，因为我还鼓不起向外投稿的勇气来。
西戎在延安学习期间，知识青年中兴起了一股改名风，以示与旧我决裂，开始新的生活。他也加入了其中，请当时吕梁剧社文化教员高羽为自己改名。因为他是山西人，出生地是西坡村，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参加了革命队伍，可谓是投笔从戎。因此，高羽为当年的席诚正改名叫“西戎”。
1942年夏天，西戎结束了近两年的学习，同吕梁剧社的其他同志一起被编入八路军一二○师所属的战斗剧社做编辑。他开始尝试创作文学作品，在延安杜甫川兵站窑洞的山坡上，以自己曾经参加过的一次遭遇战为素材，写出了短篇小说《我掉了队后》。经过认真修改，他大着胆子投给了延安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到10月底，稿子被登出来了。这篇作品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西戎继续创作的信心。因为《解放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能在该报发表作品是不容易的；同时，这也是西戎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件事本不足为奇，但对我这个正在生活道路上摸索前进的青年人来说，却受到了极大鼓舞；也可以说，影响了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从此我便盲目而自信地走进了文学队伍的行列，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路上五十春》）不久，剧社进行人员精简，只保留下一部分搞戏剧和音乐的，做编辑工作的西戎离开部队，从陕甘宁边区返回晋绥根据地，加入了边区刚组建的文工团。此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下来，晋绥文艺界负责人便组织文艺工作者下基层去锻炼，西戎被分配到保德县四区抗联当文化部长。
在保德四区工作的几个月里，西戎换上当地老百姓常穿的藏青色棉袄棉裤，扎上腰带，套上牛鼻子山鞋，翻沟越峁，走村串户，努力工作，跟群众建立了密切关系，也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写出了《头一次参加奋勇队》《受苦的日子算完结了》等一批小说、散文和通讯报道，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晋西北的《抗战日报》上。这一段经历对西戎了解农村，特别是了解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的中国农村极为重要，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是“七七”抗战七周年，晋绥边区开展了“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西戎等文艺工作者都回到了机关，参加这项活动。他同卢梦、孙谦、常功合作，创作出了表现农村减租减息运动的多幕大型眉户剧《王德锁减租》，获得了征文评奖戏剧类甲等奖。交给“七月剧社”公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很短时间演出就超过了一百场，观众达数十万人次。同时，一些文艺评论家对这部作品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完成了《王德锁减租》后，西戎被调到《晋绥大众报》做编辑。结合工作，他写出了一系列文艺作品和通讯报道，最突出的成果是跟马烽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关于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和影响力，本书前文《马烽写作的三条原则》中已经有详细介绍，此处省略。）
二辉煌时期
1949年7月，西戎赴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即随解放大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战斗，年底去了四川成都，筹建《川西日报》，任编委兼副刊主编；一年后又调任《川西农民报》总编辑。他用多年办《晋绥大众报》的经验来办《川西农民报》，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后来归队到了四川省文联，任创作部长兼《川西文艺》主编、《川西说唱报》社长，培养和发现了流沙河等一批文学新人。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挤出时间写作，小说《查夜》《秋收季节》（与流沙河合作）、《秀女翻身记》（与陈谦合作）以及几篇散文、评论问世。
但是，西戎感觉由于生活环境不同于山西老家，语言不同，很难得心应手地体验生活并写作，因此而陷入苦恼中。他把这种苦恼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老战友马烽，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把他的情况转告了时任中央文学研究所负责人的丁玲。丁玲直接找了中宣部，于1952年11月把西戎从四川调到北京，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副组长，主要从事创作。第二年初夏，他回到了山西汾阳县深入生活，兼任县委副书记，在贾家庄村蹲点搞合作化扩社试点工作。他在《文学路上五十春》一文中记述了那段经历：
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夜晚开群众大会宣讲总路线。干部会、党团员会经常不断，研究扩社、并社、转社、土地入股、牲畜作价，事无巨细，上级布置下来什么任务得干什么。因为群众听说我是作家，制定村民公约，起草转高级社的章程，都要我来起草。我的住处就在农业社办公的天龙庙里，整天房里人来人往，不是来谈公事，就是来说家事，有说有笑，有哭有闹，有时为了调解一件家庭纠纷，闹得我连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每天挨门吃派饭，这也是接近群众，了解民情最好的途径。每到一家，边吃边聊，可以听到会议上听不到的意见，也可以知道村里许多的轶闻趣事。我在这里生活了一年，从早忙到晚，我仿佛忘了疲劳，天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做。农村生活是那样的丰富多彩，人是那样的百人百性，看到学到了书本里得不到的东西。对我这个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来说，这里，只有在这里，我才真正找到了创作的源泉。我十分庆幸能获得这样一次兼职深入生活的机会，心中已不再为缺乏生活素材而焦虑不安。回到北京以后，接连写出了六个短篇，都比较成功。
西戎所说的六个成功的短篇，包括：《纠纷》《一个年轻人》《麦收》《宋老大进城》《盖马棚》《行医事件》。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创作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从内容上看，涉及了许多农村的重大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比如《纠纷》表现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一个年轻人》讲述的是传统观念与新思想之间激烈冲突的故事，《麦收》突出了如何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宋老大进城》表现的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变化，《盖马棚》和《行医事件》则反映出干部在农村工作中需要改进的作风问题。从形式上看，主要是着力于塑造具有高度个性化性格的人物形象，刻意创造浓郁的乡土情调，注重生动的细节描写，使用质朴的文学语言，强调充满情趣的喜剧效果。
在汾阳期间，西戎听说了流传在民间的抗日英雄蒋三儿、蒋四儿弟兄的故事，于是两次去到唐兴庄蒋家，与英雄的母亲促膝交谈，深入了解了蒋氏兄弟的事迹。他萌生了以蒋氏兄弟为原型创作一部电影的想法，并与在北京的马烽交流。马烽对这个题材也很感兴趣，来汾阳与西戎汇合，两人再度合作，进一步采访了有关人员，讨论写作提纲，设计故事情节，然后分头写作。不久，创作出了名为《扑不灭的火焰》的电影文学剧本。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公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成为轰动一时的电影。一年以后，两人对剧本作了较大修改、加工，以文学剧本形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通过这次深入生活，西戎感觉到继续在北京工作，与自己熟悉的山西农村毕竟有距离。于是，1955年他回到了山西，任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兼《火花》文学刊物主编。这段时期西戎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火花》的编辑工作上。从1956年初筹办、10月出版创刊号，到1966年7月停刊，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尽职尽责，广泛组织稿件，除了对准备发表的作品认真审阅、修改外，还阅读大量自然来稿，从中发现有潜力的文学人才。对于许多来编辑部的青年作者，他总是耐心辅导。在他和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火花》的发行量逐期上升，最高曾达到12万份，成为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火花》办刊十年，为推动我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推动山西的文学创作，培养青年作者，尤其是对于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流派——“山药蛋派”，都作出了突出贡献。1958年，中宣部曾派《文艺报》副主编陈笑雨带领工作组到山西省文联，了解、研究、总结《火花》的特色和经验；全国各地的文艺杂志也纷纷派人前来学习取经。
在完成刊物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西戎选择了永济、运城等地作为下乡体验生活的地方，获取创作素材，陆续写出了小说《姑娘的秘密》《王仁厚和他的亲家》《女婿》《两涧之间》《一头骡子的故事》《灯芯绒》《冬日的夜晚》《赖大嫂》《春播序曲》《平凡的岗位》《丰产记》等；独幕话剧《圈套》，电影文学剧本《兴业春秋》（与李逸民合作），多幕话剧剧本《青春的光彩》和长篇报告文学《在荣誉面前——植棉能手吴吉昌受奖记》等一批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