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闻对《葡萄熟了的时候》存在的缺点也没有掩饰，指出了影片在主题设置、人物塑造和矛盾冲突等方面，还不够准确。此外，《大众电影》等报刊也发表文章，批评《葡萄熟了的时候》缺乏真实感，人物塑造有概念化倾向。这些意见对于从事电影文学剧本创作没几年的孙谦，无疑是重要的。他觉得应该认真反思一下前一段的创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他说：“自己创作上的毛病，简单地来说就是：习惯于用作品来解释某一个具体政策。”
其实，这样的毛病是当时整个文艺创作中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从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很少有避免了这种毛病者。然而，只有像孙谦这样真诚的作家，才有勇气坦然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进行严格的自审，为的是能够在以后的创作中不断进步。
三
1957年，已经由一个门外汉成为多产电影剧作家的孙谦，意识到过去的生活积累已经差不多写完了，总住在北京，写农村题材毕竟不是优势，最好还是回到故乡，重新积累生活素材，重新找到创作感觉。当时，与他一块在晋绥边区起步搞创作的马烽、西戎、胡正，都先后从北京、四川等地回到了山西，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这对他也是一个影响。他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曾这样说过：
这些年，住在北京写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剧本。任务，总算完成了，凭得是过去的一点生活积累。可是脑子里积累下的那些人物，早已变成“人干”了，只能是拿水泡涨了使用。这就不可能写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于是，孙谦在这一年的夏天，拖家带口回到了山西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与马烽、西戎、束为、胡正重新聚到一起，山西的文学创作进入全盛时期。
孙谦与马烽结伴先去了他们曾经生活、战斗过多年的晋西北访问。晋西北的交通状况跟他们当年在的时候差不多，县与县之间没有公共汽车连接，县里也很少有小汽车。他们或者搭乘供销社拉货的卡车，或者坐上乡村的马车，有时还得骑上拉脚的毛驴。俩人虽然都在北京生活了好些年，但他们并没有对老区不习惯。他们走访老房东、老民兵、老模范，结识新朋友、新干部、新农民，吃莜面、吃山药蛋，睡土炕、睡大通铺，感觉非常亲切。老区的新文化让他们欣慰，老区人民仍然艰苦的生活让他们心急。他们觉得只能用手中的笔去鼓与呼。转了一圈回到机关，俩人分别写出几篇散文，谈下乡感受。随即开始酝酿写小说、写电影剧本。
为了充实生活素材，更为了保持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俩人又分头下到县里蹲点。孙谦选择了平遥、交城、文水等地。他仍然一如既往，走家串户，与农民吃在一起，睡在一块。田间地头、茅屋土炕，他跟老汉们说村事国事，跟妇女们拉家常琐闻；农闲时参加青年人的文体活动，农忙时同干部们研究解决生产、工作中的问题。他朴素真诚，从不摆作家的架子，与农民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农民把他当做自己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都愿意说给他听。如此，他对农村中各类人物，尤其是青年农民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情趣爱好、思想觉悟，都非常熟悉了。这一段生活体验，使他获取了大量创作素材，写出了《新麦》《伤疤的故事》《大门开了》《大红旗与小黑旗的故事》等十余篇短篇小说；写出了《春山春雨》《通天路》等电影文学剧本。紧张的创作，使他的身体几乎吃不消了。他在后来曾谈到，在赶写《通天路》时，由于疲劳过度，竟昏厥在写字台上。苏醒后，天旋地转，头晕耳鸣，浑身无力，有一段时间连读书看报都不行。可见他是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表现出一位作家强烈的责任感。
1963年冬天，病情还没有痊愈的孙谦，从广播里听到昔阳县大寨大队干部社员苦干实干事迹的报道，深受感动。他意识到，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宣传大寨人、大寨精神，会比新闻更有影响力，对于鼓励全国农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农村，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当时的大寨还不像后来那样声名显赫，仅仅是一般的先进大队。于是，他不是受谁的指派，纯属自己主动带病去了大寨，在那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山村，蹲了七十多个日日夜夜，真正是跟大寨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一个作家的眼光看待大寨村的历史、现状和大寨人的情感、希冀、苦干精神，尤其对陈永贵、贾进才、郭凤莲等十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了深入采访，获取到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他用文学的笔调写这些朴实的农民，字里行间充满真挚的感情，把以陈永贵为代表的一群大寨人栩栩如生又真实可信地描述出来。这就是影响广泛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1964年1月中旬完稿后，先在《火花》杂志刊载，随后有四家出版社分别出版，《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了评论，高度赞扬这部作品的深远意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白羽的评论《英雄之歌》。文章中评价：
读了孙谦同志的《大寨英雄谱》，禁不住想把自己激动喜悦的心情写下来。这是充满时代精神、革命精神的文学作品。这是我们殷切期待着的作品，它以强大的现实生活内容感染着你，它也以与这生活相适应的豪迈的艺术力量感染着你。你读着它，就觉得浓郁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你就看着一个个亮堂堂的人在大踏步行进。我们很久以来注视着、寻找着，总没有能从文学作品中发现陈永贵这样高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新型的农民形象。现在它做出了革命文学所应该做的：为英雄的时代，谱出了英雄之歌。
四
最能体现孙谦农民情结的，是从1982年到1987年的5年中间，他跟马烽共合作写出了四部电影文学剧本，即：《几度风雪几度春》《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除《几度风雪几度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拍成影片外，其余三部拍摄成影片上映后，都引起过强烈反响，获得不少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也多次捧回了金鸡奖、百花奖、文化部奖、解放军文艺奖、民政部扶贫奖、山西省文艺创作奖等等国家级、部门及省内奖项。这些奖项是对他们辛勤笔耕的回报。
这里首先要特别说一下孙谦跟马烽的合作。文人相轻之风是文艺界的通病，而像孙谦、马烽两位已是成就卓著的作家，能够多年合作愉快，写出那么多优秀作品的事例，在文艺界是少见的，也是人们乐于谈论的佳话。这中间，一方面是他们俩的生活经历基本相似：差不多前后参加抗日部队，同时走上文艺创作道路；在北京工作几年后又都回到山西，经常一起下乡，讨论问题。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文艺创作观点基本相同：他们都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写农村题材为主，着重用作品揭示生活中存在的现实矛盾，注重结构故事情节，注重人物描写。当然，他们在创作中有时为了某个问题也会争论，但从不在意，马烽在谈到这些时曾说：
孙谦有个特点：一件事不干便罢，只要他答应了干，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决不后退。我们俩虽然基本观点一致，但在具体讨论提纲时，对一些人物的设置、重要情节的安排，总不免各有各的想法，有时也难免各持己见，争论不休，甚至有时他会大发脾气骂人。我的对策是不理睬。我知道他是一堆麦秸火，燃得旺，灭得也快。过不了多久，连灰烬都被风吹散了，一切照旧，和好如初，从来不伤感情。
在上述四部剧本中，孙谦和马烽最满意、最看重的恰恰是没有拍成影片的《几度风雪几度春》。好在《电影创作》杂志和群众出版社予以发表和出版，能让读者阅读到作品。《几度风雪几度春》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从1958年“大跃进”起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走过了的风风雨雨坎坷路的根本原因，全面、生动地描述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兴衰史，可以说是倾吐了千百万农民的心声。剧本的主角云务本是一位很有代表性的村干部，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的思想、他的工作几起几落。他努力为父老乡亲办实事，却左右不了大的政治气候。在他身上，倾注了两位作家对农村干部多年的理解，使用了表现人物的种种艺术手段。同时围绕着云务本的其他一些人物，也各有鲜明的性格，代表着农村社会不同人的喜怒哀乐。作品总的格调是沉重中不乏情趣，让人们在一连串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思考中国农村走过的一段坎坷之路。
1995年，孙谦病重住院，被确诊为肝癌。癌变的部位不能做手术，只好进行介入治疗。他得知自己的病况后，读了不少医学书籍，开头对治疗还抱有一线希望，除了在山西的医院治疗外，还去北京的权威医院住过，终于找不到根治办法。他也不再抱任何幻想了，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病魔。在病床上，他仍然惦记着农民。天旱少雨他着急，化肥、农药涨价他也着急。他经常说：农业太重要了，粮食太重要了，没有粮食什么事也干不成啊！省委书记去看他，他拉住书记的手说：引黄河水进山西的工程一定要做成，咱们山西太缺水了，特别要解决农民浇地用水的问题。
孙谦从发现癌变到去世拖了十个多月，据有关专家讲，能拖这么长时间很不容易。然而，他还是没有能抗过病魔，于1996年3月5日走完了76年的人生路，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让他放心不下的农民和农村。遵照孙谦的生前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保存在太原双塔革命烈士陵园，一部分安放在他为之倾情的昔阳县大寨村虎头山上。他的农民情结在九泉之下延续着……
2002年10月
《汾水长流》给胡正的荣誉和启示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高等学校中文系统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谈到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时，有这样一段话：“像胡正的《汾水长流》、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于逢的《金沙洲》等，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比较优秀的作品。”作为“山药蛋派”骨干作家的胡正，正是凭借长篇小说《汾水长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一席地位，也成为这个流派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一
胡正最早产生写作《汾水长流》这部长篇小说的意念，是他1953年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结束，回到山西省文联后，为了获得创作素材，在榆次张庆村下乡的时候。当时，村里正贯彻中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统购统销余粮政策，大办农业合作社。胡正住在一户单身农民家里，轮流到各户吃派饭，真正是融入了群众中间。他在《昨天的足迹》一文中回忆道：
我和当地县区下乡干部一样，参加村里的各种活动，村干部和农民们也经常找我商量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或坐在一起闲谈。同时我也了解他们对文艺作品的兴趣。我要反映农村生活，就要顾及农民的兴趣，为农村读者喜欢阅读。在和村干部、农村青年以及村里小学教员的谈话中，他们都谈到喜欢有故事情节的作品，人物要鲜明，语言要明快、幽默。于是，我在和农民谈话时，不单了解他们所谈的内容，同时注意他们叙述一件事情、评论某一人物，或谈起他们的身世时的表述方式。我努力尊重他们的兴趣和愿望，从生活中获得启示和灵感。
张庆村众多熟悉的人物，特别是土地改革后分到了土地、房屋但缺乏牲畜和生产投资，或遇到天灾、疾病等困难的贫苦农民强烈要求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动人情景，和他们热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向往美好富裕生活的激情，以及村干部和农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各式各样的情态，经常在我脑子里浮现。于是，我想到要写一部反映全国解放初期，在发展农业合作社这一历史时期晋中平川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1954年后半年，胡正结束了在张庆村一年多的生活，回到省文联担任起秘书长职务，忙于组织行政工作。但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科学地处理好工作与创作的关系，写出了一批优秀短篇小说和散文、报告文学，同时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汾水长流》，草拟出一些人物和故事情节。1959年至1960年，他集中精力写作并修改这部作品，1961年初完稿后，先在《火花》杂志连载，之后由作家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
《汾水长流》刚一出版，就“以其特有的鲜美和芳香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顺利地“走入了一九六一年好的长篇行列”，并且很快改编为电影、话剧和地方戏上演，在大众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在20世纪60年代众多的长篇小说中，《汾水长流》仍不失为一部有较高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