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风雨》不再以农民做主角，对于多年写农民的胡正来说是一个尝试。他对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可能把握不准，但对20世纪4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心理特点，还是深有体会的，因为他本人在那个时期就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所以，他写起来并不显得生硬、笨拙。总体上看，胡正的尝试是成功的。
1997年问世的《那是一只灰猫》，仅有七八千字，是比较规范的短篇小说，也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说，出自七十多岁老作家胡正之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件极普通的日常生活片断——刚刚参加工作的某政府办公室干事白寄舟，随同副主任刘修远作为卫生检查团成员到某市去检查。该市对检查团表现出极大热情，吃、住、玩，还有礼品，都安排得十分周到，汇报也非常得体。实际上是大做表面文章，甚至把市民的正常生活都干扰了，目的是在于成为卫生模范城市。白寄舟从一位亲戚那里了解到实情讲给了刘副主任，刘副主任却要求他到此为止，不可再说给别人，他有些困惑。然而，让他更困惑的却在以后。例行检查结束后的欢送宴会上，完成任务的检查团与达到目的的市领导，沉浸在相互祝酒的兴奋中。突然，一只硕大老鼠从餐厅门缝里跑出来，白寄舟大叫一声：“老鼠，好大一只老鼠！”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正在逃跑的大老鼠，也都惊呆了。此时，身为检查团副团长的刘修远道出了一句惊人妙语：“哪里有这么大的老鼠，那是一只灰猫！”市里的领导摆脱了尴尬，对刘修远感激不尽，白寄舟则莫名其妙。再以后，该市成为卫生模范市，各有关领导及刘修远都相应升迁。白寄舟想着自己是否过几年也会成为刘修远呢？
这是一篇针砭时弊的讽刺小说。政府干部刘修远明知某市有弄虚作假现象，竟视而不见，并且为了某种利益，居然可以当众说谎，指鼠为“猫”。在荒唐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发人深思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复杂的社会里，少数党政机关干部禁不起名誉、地位、利益的诱惑，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胡正以一位作家的责任感，勇于揭露这种时弊，表达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也是希望党政机关干部能够克服这种弊端，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那是一只灰猫》的情节结构很精巧。整个故事前面一大半的篇幅，都是在作铺垫，用白寄舟的行为和感受，给刘修远后面的妙语准备下前提。到了时机成熟时，突然抖开包袱，点明主题——刘修远为了某市的“荣誉”及市领导的政治前途，也为了个人利益，可以视鼠为“猫”：“那是一只灰猫！”有如神来之笔，把整个故事推向高潮，把情节由铺垫进入关键，把人物性格由模糊变得清晰。由此而显现出短篇小说情节结构的魅力，显现出胡正叙述故事的精彩与高明。
胡正在《昨天的足迹》中说：
今天看昨天的作品，自然感到它们的历史局限；而明天看今天的作品时，也可能有今天不可能预见的局限。但只要站在时代的历史的高度，深刻地艺术地表现了一定时代的真实生活，反映出人民的情绪和愿望，并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有益的影响和艺术的美感、精神的愉悦，也就尽了作家对时代的历史的责任。
这段话可以看做是胡正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从他的主要作品中可以发现，他时刻注视着各个历史进程的发生和发展，探求着各种人物，特别是农民的历史命运、思想情绪和生活态度。他也善于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撷取精粹，揭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矛盾冲突，不少作品就触及到了现实生活中那种最令人关注、而又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经常把一些正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摄入作品，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作用。但是，几十年以后看他的一些作品，包括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汾水长流》，都不能不存在局限；不过，作为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胡正已经尽到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责任。文学史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形成的。
2002年10月
李束为：从战士到作家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流派之一——“山药蛋派”的骨干作家李束为，1994年3月走完他七十五年的人生旅程，与世长辞了。然而，在山西文艺界，大家却没有遗忘他。人们谈起山西现当代文学史、谈起“山药蛋派”、谈起新中国成立以后山西文艺事业的发展、谈起一批中青年作家的成长，总要提到他的作用和贡献。对于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来说，能够让后人记住并经常提到，这是最大的欣慰，也是他的价值的体现。
李束为是从一名抗日游击队战士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他在生前曾对笔者说：“过去我以战士的感受写下了一些东西，今后我还要以战士的感受继续写……”综观他的人生与创作，他有战士的性格，战士的胸怀，战士的意志；同时，他也有作家的品德，作家的抱负，作家的才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束为主要在晋绥根据地从事新闻宣传和文艺创作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负山西省文艺界领导责任，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在培养作家队伍、创办文学刊物、搞好机关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完成公务的前提下，辛勤笔耕，创作出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特色的文学作品。因此，他在山西文艺界有着很高的威望。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李束为“人民作家”称号。他是山西省迄今为止获此称号的八位作家之一。
二
李束为原名束学礼，笔名束为，1918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朱管村一个农民家中。东平县与闻名天下的水泊梁山交界，这里的人们都有着梁山英雄好汉的性格。因而，李束为从小就形成了豪爽、耿直、见不得歪门邪道的品格，并且伴随了他的一生。由于家境贫寒，生活拮据，李束为勉强读完小学后，便辍学到一家酱油作坊当学徒，在那里饱尝了人间的苦难。但他不甘心命运的安排，偷闲的时候，寻找古典文学作品阅读，开始迷恋文学。1935年，适逢阎锡山部队在山东招兵，李束为期望改变窘迫的生活环境，寻找一条谋生之路，即报名入伍，离开老家到了山西。（关于李束为是阎锡山部队到山东招兵到山西的说法，源自马烽的《悼束为》一文。刘金笙先生在1997年第4期的《新文学史料》杂志上发表《关于李束为经历中几件史实的订正》文章对此说予以否定，为此，笔者专门就这个问题走访了马烽，于是，1999年第3期的《新文学史料》刊发了《马烽谈关于李束为的几件史实》。马烽在这篇文章中说：“我在《悼束为》一文中，曾写到过李束为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到了山西去山东招兵的人，就应招来到了山西。我是根据李束为亲口讲述的情况写的。从1938年秋天，我们就在政卫队‘前锋剧社’一起生活工作。平素互相交谈中各自都讲自己的出身经历。李束为由山东来山西的经过，不只向我一个人讲过，向孙谦以及别的同志也是这样讲的。我相信他讲的事实。”马烽还谈到，为了慎重起见，他曾经就此问题专门向他们剧社的指导员赵哲民同志写信询问过，赵哲民的答复也是这样的。）从此，便一直战斗、工作在山西，逝世后把骨灰也安葬到了吕梁山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束为满怀救国热情，从阎锡山队伍投奔到山西抗日少年先锋队，不久，加入到抗日决死二纵队，转战在太行山、吕梁山一带，做过战士、班长、排长。其间，一度在李伯钊创办的太行晋东南艺术学校（即民革艺校）学习过半年，初步接触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1939年底，阎锡山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政变”，山西的抗日斗争面临严峻考验。李束为所在的决死二纵队加强宣传力度，任命李束为为所属文艺团体“吕梁剧社”的分队长兼党支部书记，领导剧社的宣传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文艺生涯。
李束为在“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两三年时间发表了十多篇对自己当年转战吕梁山时的战斗生活回忆的散文，如《吕梁小夜曲》《露水闪》《清风习习》《第一仗》《到吕梁山去》《无声的战斗》《阳光下的狂欢》《平地风浪》等。他在一次谈话中曾表达了为什么要写这类散文的缘由——
……四十年前我就想写反映“十二月政变”的文章，只是找不到一个适当的角度。我曾想从史料的角度正面去记述，但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资料可参考，最后还是决定，通过一个普通战士在这次政变中的耳闻目睹，把当时的情景用艺术的手法反映出来，也许这样更觉亲切、自然，更易感人。然而，几十年的夙愿今天才得以实现。而真正促使我动笔的原因，还是在看到这几年社会风气的变化之后。现在有那么一些青年，崇洋媚外思想严重，他们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多少人付出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对历史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如果不加以教育是很危险的。作为一个作家，有这方面的责任，何况我们不写，下一代人是更写不出来的。所以我写了。……我虽然写的是历史事件，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如果说是传统教育，用艺术的方式来拨动人们的心弦会收到更好的效果。至于说到这类散文在写作上有什么突破，也谈不上。事物应该是发展的。从我主观上讲，只是想不落俗套，我不愿用别人用过的方法去写。
李束为的这些散文，情景交融、借物寄情、虚实辉映，把读者带到了四十多年前的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但是，他没有对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和庞大的战争场面作详尽的描述，而是把笔触伸向一个个普通战士的心灵，通过第一人称“我”的眼睛、行动和感受，对战斗生活予以别有新意的渲染，是几段奏鸣于战斗间隙的小夜曲，伴随着厮杀、战火和疲惫；迷雾、晓月、落日、露水、清风，增添着兴味。作品那新颖的角度、独特的感受、充满诗意的句章和清新明丽的笔调，把所要表现的历史事件和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令人陶醉的境界。由于李束为是战士出身，亲自经历过这些事实，所以写起来特别顺手，显得文笔清新，亲切动人，感情真挚，内涵丰富。读者从这些散文中，找不到夸夸其谈的政治说教和枯燥平板的战争叙述，却犹如在聆听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深情地回忆和追述着一个个娓娓动人的故事，格外随和自然。由此可见，战士的经历让李束为终生难忘，战士的性格伴随了李束为一生。
三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20世纪40年代初就走上文坛的作家，李束为一生创作的作品数量不算多，总共有100万字上下，如果是现在的作家，写这样数量的作品也就三五年而已。但是，李束为的文学素养厚实，起点比较高，正如他的老战友、作家马烽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老实讲，论文学素养，束为比我们几个人都高。他在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时，对戏剧并没多大兴趣，主要时间花在了阅读文学作品上，特别是对短篇小说饶有兴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就不要说了，对俄国契诃夫、法国莫泊桑的作品也颇有研究。我们几个人，都是在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开始从事文艺创作的。他最初发表的短篇小说，起点就比我们高，至少是比我高。诸如《租佃之间》《老婆嘴退租》《红契》《第一次收获》《卖鸡》等，当时在根据地就引起过轰动，有的解放初期曾被收入了中学课本。
李束为的第一篇作品，是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于1943年8月3日和4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短篇小说《租佃之间》。当时，李束为所在的晋西北文联为了响应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培养一批自己的文艺创作人才，同时配合根据地的农村工作，组织起文艺工作团，抽调一批文艺工作者下乡，他也名列其中，被派往河曲县第三区农会，开始在鹿固村，以后在黄河畔的曲峪村搞减租减息工作。火热的农村斗争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于是，在工作间隙写出了这篇小说。现在来看，《租佃之间》仍然结构谨严，情节紧凑，语言朴实。应当说，通过这个作品，初步显示了李束为的文学才华，说明他具备通过纷纭万端的生活现象看到生活本质的艺术观察能力。小说受到了读者的普遍称赞，也鼓舞了李束为继续写作的信心。1956年，苏联翻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中，就把《租佃之间》作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之一而选入。
《租佃之间》反映的是解放区减租减息斗争中，农民与债主之间的激烈斗争，通过叙述地主金卯为了多吃租子利用抽地诡计，挑动贫雇农之间斗殴的事实，揭露了地主破坏减租减息运动的丑行，表现了农民和土地之间血肉般的关系以及对土地的渴望。束为在总结他五十年创作的体会文章中专门谈到了这篇小说写作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