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的文学研究与学术研究，注重资料性、学术性，观点明确，论述有效。《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最能代表谢泳研究成果且影响最大的一部书。这部书分为五辑：第一辑《天凉好个冬》，包括《晚年冯友兰》《晚年费孝通》《寂寞钱端升》《天凉好个冬》《陈寅恪与周扬》《吴晗的悲剧》《过去的教授》等。第二辑《毕竟是书生》，包括《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杨树达的屈辱》《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等。第三辑《无奈的群体》，包括《令人困惑的梁思成》《晚年曹禺》《无奈的群体》《三个教授的命运》等。第四辑《谁在思考》，包括《过去的大学生辩论》《什么文化养育了他们》《1959：谁在思考》《西南联大与中国大学教育》等。第五辑《〈观察〉研究》，主要是关于《观察》杂志及其储安平研究的17篇文章。仅从这些题目中就可以看出谢泳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广泛而深入的，每一篇文章都能言之有据，并明确表达出自己的看法。谢泳的文章是平稳舒缓的，但在平缓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思想功底和个人风格。他从故纸堆中淘出那么多学人的倜傥风采和悲惨命运，然后信手写成学术随笔，展现给我们——胡适、冯友兰、张东荪、金岳霖、傅斯年、梁思成、王瑶、舒芜等上百位自由知识分子都被他画了素描，他们的伟大与卑微跃然纸上。
知名学者林贤治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说，谢泳为知识分子造像，尤重“自由知识分子”，所取多为一枝一节，合起来则近于完形。他重史料，善剪裁，风格浑厚，质重于文。最有代表性的是1995年写的随笔《内心恐惧：王蒙的思维特征》。他认为，“作为右派，王蒙的内心世界有一个抹不掉的印迹，这就是内心恐惧。这种恐惧在动荡的岁月中经过漫长的政治变化，已经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这种恐惧已成为支配王蒙思维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王蒙判断今日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主要参照系是五六十年代。他的深刻处在此，他的肤浅处也在此。”
谢泳喜欢关注一点一滴有意味的史实，善于引用史料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从他所引的史料来看，最喜欢选用书信、日记、年谱、回忆录，并写过《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的文章。书信和日记是比较私人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谢泳才得以在充满迷雾的历史中走近那些前辈学人，与其进行灵魂上的直接对话。谢泳的文章大都不长，其中又往往穿插大量史料，这样一来，文章难免有零散之感。然而，恰恰在这些史料上，体现了谢泳思想的深度。他想让读者读出什么，读者是能在阅读中体会出来的。目前，谢泳正在从事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工作，撰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1951至1952年》。
在近年来最受人关注的山西青年作家中，1963年5月出生、现为忻州市委干部的晋原平是其中之一。从1998年迄今的短短五年之间，作家出版社陆续推出晋原平的长篇小说方阵——“世纪三部曲”：《生死门》《权力场》《大欲壑》；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力作《权力的平台》。这四部作品都畅销全国，读者反响强烈。晋原平写小说既有比较厚实的文学素养，又有职业优势。他1983年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基层党委部门工作，一直由科员、副科、正科做到地级市委副秘书长兼督查室主任，亲历并参与了黄土高原上一个贫困地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他的人生经历、文学修养和哲学思考，决定了他的作品一贯是直面现实，关注时代；构架大气磅礴，而描写却细致入微，颇具深厚的生活底蕴和浓郁的地域气息，也不乏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四部长篇小说全景式、大跨度地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芸芸众生在汹涌的欲望潮水中的沉浮起落，从生活的广度和高度揭示出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和必然性。
《权力场》是晋原平“世纪三部曲”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讲述了一个追赶时代潮流的大学生，如何从公社秘书起步，一步步攀上副省长的高位，又在一张看不见的巨网笼罩下，一头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的故事；展示了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奋发、张扬到迷惘与蜕变的心路历程；刻画了一个铅华褪尽的政坛要人在迟暮之年，关于一生中四个漂亮女人以及爱与恨、友与仇、得与失、灭与生的反思痕迹；阐释了一个由情与理、正与邪、法与权交织而成无法解开的现实生活死结。书中描写的环境与现实社会的环境，书中的人和事与现实中的人和事特别吻合。正直仁君、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世外高士、社会小丑、腐败分子、纯情女性、善良平民等等，各种角色一一登场，宦海沉浮，人生冷暖，世态炎凉，淋漓尽致的一场人生宴席，恰如《红楼梦》的结局，只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读者的心会被强烈地撞击，同情、无奈、可怜、遗憾、鄙夷、愤慨，都在阅读中产生共鸣。晋原平是高明的，他把人与人之间的细枝末节，描摹得惟妙惟肖，令人叹服。
《权力的平台》似乎是给稍许消退的“反腐小说热”又添了一把干柴烈火。此前，晋原平的“世纪三部曲”写的都是明晃晃的权力斗争，而这一回他另辟蹊径，把犀利的笔触伸入到了权力的深层运作和人性的隐秘之处，着力于人性的剖析。小说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惊心动魄的官场生活，更多的则是思考、震撼与一种观念上的全新阐释。尽管晋原平一再声明：“我并不完全是写官场小说，更不是什么单纯的反腐败题材。”但他的小说中官场的内容总是占据了很大的分量。如果说这部作品的题材仍然没有离开官场，那是因为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官场的味道；或者说官场同生活已经密不可分。官场上的正义感同人性中的悲悯意识同时并存，成就了晋原平的这一次主题超越。他真诚地希望，人们应当从权力的阴影中走出来，即走下权力平台，更多地关注生活本身，关注脚下的这块土地。而这部长篇新作里流溢着的人文情怀和人性内涵，让人读来亲切、自然，他的写作因此渐少功利色彩，成为一种自觉的精神诉求，一种不动声色的灵魂追问。这更让人掩卷沉思，激动不已。于是，《权力的平台》就成为一部文人小说。作者的叙述非常平实，但平实的背后有一种冷峻，冷峻的同时又潜藏着热情，热情的背后又有一种锋芒。因此，这也显示出晋原平艺术探求的一种进步。
晋原平在不长的时间里出版了四部题材相近的长篇小说，但他的多产并没有带来题材重复、手法渐少、主题单一的弊病，反而显示出艺术的成熟和主题的深化。这就预示着他在以后的创作中，仍然会不断超越自己，不断给读者以新的感受。
现为《太原日报》编辑的唐晋，1966年8月出生。唐晋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的，出版有《夏天的禁忌》《宋词的覆灭》《玄奘》等长篇小说，并在《花城》《江南》《南方》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得到国内一些评论家的热情关注，认为他的小说创作是近年来一种新的探索。
唐晋的小说充满词意，话语古雅，构思新颖，想象力丰富，个性突出，在山西青年作家中富有代表性。唐晋早年曾有一段游历江浙的生活，那段游历生活好像尽是大喜大悲的故事。他乡遇故知，江浙几位文人相伴左右，日日呼酒买醉。醉后彼此间不知缘何发生口角，于是大打出手。次日酒醒，大家都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照样狂歌豪饮。富春江畔，西子湖畔经常可以看到数位半醉半醒的文人。江南的山水，是苏轼的山水，是柳永的山水，是辛弃疾的山水，是陆放翁的山水。从小沉溺诗词之学的唐晋，就这样游历在宋词山水的真实意境里。数年之后，唐晋以游历生活为题材写出了一部佳作《宋词的覆灭》。用“文化情怀、诗化语言、腐化场景、散文化结构”概括这部长篇小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宋词的风流倜傥，宋词的悲凉豪放，宋词的缠绵婉约，在唐晋的小说中，幻化成一个人，一个仕家子弟柳致。柳致的创作高峰，是在儿女情长的南歌生活中，是在烽烟四起的利州前线。柳致的没落，是因为世俗观念的桎梏，是因为金钱暴利的诱惑。柳致由一个才如泉涌的文人，蜕变为日进斗金的盐商，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之处。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具备一流才赋的文化人，最后一个个演变成了巨商大贾。反过来，也经常有财雄天下的巨商大贾，喜欢附庸风雅，演变成一个三流的文化人。为什么具备一流才赋的文化人，很少能够成为文化界的一代宗师呢？道理很简单：他们都像柳致一样，无法摆脱世俗金钱的诱惑。《宋词的覆灭》除了语言优美，意境开阔之外，最突出的是独特的思想力量。
唐晋的朋友说，他身上有许多不可理喻的东西，旁人理解为“诗人气质”，而在他的朋友看来，他的性格一半是诗，一半是小说。小说与诗歌的差别，也正是唐晋性格矛盾冲突的焦点。他有诗人“狂飙为我从天落”的气魄，又有小说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情怀。
2001年度获奖者：阎晶明、王春林
获得“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的阎晶明，出生于1961年12月，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秘书长，2002年底调中国作家协会工作。阎晶明从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曾在国内多家文学与学术报刊发表大量文章，特别关注当代文学发展动态。先后出版著作有《十年流变：新时期文学侧面观》《批评的策略》《鲁迅的文化视野》《鲁迅与陈西滢》等。主编有《中国文坛纷争公案》《鲁迅演讲集》等。
2001年阎晶明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颁发的“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冯牧文学奖以中国文学界的卓越组织者、已故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冯牧命名。该奖以鼓励新人为主，每年评选一次，下设三个奖项：1.青年批评家奖，奖励在评奖年度里，站在时代前沿，对文学趋势、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发表富于创建的评论，体现出深邃的思考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的青年批评家。2.文学新人奖，鼓励在评奖年度里以其作品积极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关注、潜质优秀的文学新人。3.军旅文学创作奖，鼓励在评奖年度里以创作实绩为军旅文学的发展作出开创性贡献、进行了成功的探索、提供了新的启迪的军内外中青年作家。三个奖项把重点放在了中青年作家、评论家上，其中青年批评家授予年龄为四十周岁以内；军旅文学创作奖授予年龄为五十周岁以内。该奖对阎晶明的评语是：“阎晶明同志是一位热情关注当下现实、热切关注当代文学，并能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勇敢而及时地发出自己声音的青年批评家。面对复杂多变的文学潮流、令人注目的创作现象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他反应快捷，判断准确，既有批判的锋芒又坚持实事求是的说理，具有难得的持重、厚实的风格。他今后如果能不断强化理性的深度和更加注重研究的系统性，将会在理论批评领域取得更大的建树。”
近年来，阎晶明在多家报刊写的文艺随笔很有特色，往往能够以小见大，有理有据，比如有一篇《何为狭隘》中的一段话，就能体现出他的特色：“想一想我们的当代文学艺术吧，对自己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何曾有过沉痛、严肃的叙述与总结？民族的仇恨何曾有过饱满的倾诉与表达，十七年的文学与电影，倒不是怕不能国际化，而是怕把战争描写得太残酷‘长了敌人威风，灭了自己志气’，战争乐观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做法，让我们这些后来人错认为战争是一场好玩的，只有敌人死，我们自己却永生的游戏。我记得自己幼年时代正值‘文革’，每看电影前，大家总要互相问一些刺激性的问题：‘打不打仗’‘死得多不多’‘有没有特务’，等等。中国人受到的屈辱绝不比犹太人的少，但我们这些后人及更后一代的人，被震撼的程度却要比犹太人低得多。美国沉没了一只‘泰坦尼克’，然后就有了同名的电影成为世纪大片。中国清代的一只沉船导致上千人死亡，报纸上说，外国人正拿沉船上琳琅满目的文物拍卖。”
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的王春林，1966年6月出生，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作家作品评论，出版有《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和《思想在人生的边上》两部评论集，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