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跟马烽当时的小说一样，主题是对新生事物热情的歌颂，对人民内部落后保守行为善意地讽刺。影片中青年人的劳动热情和雄心大志、纯洁友谊和热烈爱情，交织成动人的、颇具诗意的画面。艺术上，体现了马烽重视表现人物性格的创作风格，不再像《扑不灭的火焰》那样追求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而是把人物安置在农村中普通的、火热的劳动与生活的场景里面，自然地按时间、事件发展的顺序推进情节，展示各式各样的人物性格；渗透在人物纠葛之间的，是幽默与宽厚的情调。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经过了导演、演员的二度创作，得以充分阐释；再加上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的准确配合，使得影片成为一部精品之作。影片公开上映后，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轻松愉快，成为人们一个时期的中心话题。几十年来，这部影片仍然不断放映，成为经典电影之一。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大大地提高了马烽的知名度。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中宣部等部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文化工作会议”，讨论如何繁荣文艺创作问题，马烽作为作家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过新年时，周恩来总理去饭店看望与会人员，并约请二十多位著名作家、艺术家吃火锅，多数是老一辈文艺家，年轻人只有两位，一位是马烽，另一位是鲁彦周。饭后，他们跟周总理照了一张相，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找到马烽，希望他能写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起初，马烽有些犹豫，因为他知道，按照文艺创作的规律，续写一部作品是比较困难的，原来作品所设置的矛盾冲突，经过揭示、发展，到后来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主要人物的性格也大体上展示了出来。这样，续作就必须去寻找新的矛盾冲突，去进一步丰富人物性格；而一般作家由于对生活的理解不是特别深刻，就不容易达到求新的目的。因此，多数续作很难超过原作。但是，长春电影厂负责人谈了影片仍有续写的空间，马烽感到的确还有继续发挥的余地，于是就答应下来。
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山西不久，马烽就去了洪洞县下乡搜集素材。他之所以选择洪洞县，是因为1956年下半年他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知道洪洞县小水利工程建设比较快，而且有特色。他计划续集要围绕修小水电站展开故事情节。由于有过去的生活积累，又进一步加深了了解，马烽很快构思出剧本大纲。回到太原，用了不长时间，就顺利地写成了剧本。长春电影制片厂收到剧本，基本满意，稍作修改便投入了拍摄，制作完成随即与观众见了面。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总体上看是成功的，在思想深度与艺术表现两个方面，不能说超过正集多少，但至少没有低于正集的水平。深刻的思想、饱满的激情、幽默的风格，仍然贯穿着全剧；几位主要人物的性格进一步深化；幽默风趣的特点贯穿始终。
马烽与孙谦首次合作创作《千秋大业》
1965年春天，为了配合农业学大寨运动，周恩来总理交给山西省委一项任务：组织人员创作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文学剧本，并指定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孙谦是写电影文学剧本的专家，并且刚刚完成了社会反响强烈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省委自然把任务落实到他头上。孙谦感到责任重大，恐怕一个人难以完成，要求马烽跟他合作。省委同意，当即把正在原平县搞“四清”工作的马烽调回来，让他俩共同完成。这是两个人首次合作写电影剧本。
马烽和孙谦结伴，用了一段时间去大寨体验生活，与大寨的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走访了昔阳、平定、盂县、榆社等县一些学大寨的先进农村，增加素材积累。然后又阅读了大量相关材料，反复讨论提纲，分头写作，综合修改，终于完成了剧本初稿，定名为《千秋大业》。
应当说，《千秋大业》初稿还是充分体现出了马烽和孙谦的创作思想。他们认为，直接表现大寨人的生活与生产，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效果不一定好；尤其是如何刻画真人真事，尺度难把握。于是，他们虚构了一个名叫乱石滩的村庄学大寨的故事，塑造了郑山花、胡根茂、马起家等不同性格的人物，把大寨的基本精神贯穿到了全剧，专门安排了剧中人直接到大寨参观的场面。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一触即发，全国上下阶级斗争的纲已经绷得很紧，但他们并没有紧跟形势，刻意突出阶级斗争，只是表现了郑山花与马起家在如何学大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马起家最终还是转变了思想，没有作为阶级敌人刻画。主题思想也是围绕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增加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展开的。剧本的故事性、矛盾冲突，处理得比较符合生活实际。
由于这部电影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创作，并且农业学大寨已经成为一项全国性运动，所以，中共华北局和山西省委负责人都十分重视，对《千秋大业》剧本初稿做了层层审查，要求突出阶级斗争这个主题。马烽和孙谦只能改变最初的设想，根据各方意见，做了一次次修改。基本定稿后交给北影准备拍摄时，“文革”浩劫开始了，只能搁置起来。
马烽与孙谦两部未拍成影片的剧本
马烽和孙谦一共合作创作出七部电影文学剧本，其中有两部未拍成影片，即《高山流水》和《几度风雪几度春》。
描写某地为战胜饥荒、发展生产而兴修水利的《高山流水》，马烽和孙谦在“文革”后期就开始构思了。1972年，山西省黎城县上绕公社动工修建一条水渠。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要把漳河水从几十里外经过深沟峡谷引入悬崖绝壁上的盘山渠中，灌溉千百年来干旱的土地。公社书记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和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装备的情况下，带领群众钻深沟、越高山，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干了几年，终于把水渠修成了。马烽和孙谦曾去参观过这项工程，并访问了公社书记和其他一些人，非常感动。后来，晋东南地区的领导人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希望他俩能以此工程建设为题材，写个电影剧本，两人乐意地接受了。
进入具体创作时，马烽和孙谦却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难题：如何对待“文革”造成的混乱和破坏？如何对待农民普遍存在的饥饿和贫困？如何对待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村干部问题？如何对待派性和武斗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是十分敏感的，是碰不得的。事实上，在武斗、饥饿、批判、斗争频繁的情况下，引水工程经常受干扰，却又不能表现。经过反复研究，他俩把引水工程的历史背景放在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暂时困难时期，避开了“文革”，又能充分表现引水工程的艰巨性和农民战胜各方面困难的勇气、信心、品格和精神。
剧本《高山流水》，围绕修建胜天渠的关键工程七孔渡槽，展开了一场人与自然、人与人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塑造出了公社书记赵春山、老石匠钱永年、工程党委副书记孙秀兰、李家沟大队支书李耀廷以及他们周围的亲属、上级领导、技术人员、男女民工等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剧本写出来后，两位作家、晋东南地区的领导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方面都比较满意，却由于特殊时期终未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无法投入拍摄。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马烽和孙谦对剧本又作了修改，以文学形式发表了出来。
《几度风雪几度春》（包括正集和续集），实际上是马烽和孙谦花了很大气力、倾注他们几十年对农村社会风风雨雨思考的一部剧本。好在《电影创作》杂志和群众出版社予以发表和出版，能让读者阅读到作品，但影响毕竟有限。
《几度风雪几度春》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从1958年“大跃进”起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所走过的坎坷道路的根本原因，全面、生动地描述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兴衰史，可以说是倾吐了千百万农民的心声，总结了极“左”路线在农村中的教训。剧本的主角云务本是一位很有代表性的村干部，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的思想、他的工作几起几落。他努力为父老乡亲办实事，却左右不了大的政治气候。在他身上，倾注了两位作家对农村干部多年的理解，使用了表现人物的种种艺术手段。同时，围绕着云务本的其他一些人物，也各有鲜明的性格，代表着农村社会不同人的喜怒哀乐。作品总的格调是沉重中不乏情趣，让人们在一连串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思考中国农村走过的一段坎坷之路。
《新来的县委书记》（《泪痕》）：“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约马烽和孙谦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剧本。于是，他俩结伴下乡，跑了交城、文水、汾阳、临县、榆次和平定等县，广泛接触农村基层干部，走访社员群众，实地考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同时，结合他们几十年来经常下乡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对基层干部的熟悉优势，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写一个县委书记拨乱反正、解决冤假错案和大抓农田水利建设的故事。两人继续采用共同讨论提纲、分头写作、相互修改的办法，很快就拿出了剧本，命名为《新来的县委书记》。
剧本以“四人帮”肆虐时期令人窒息的黑暗气氛为大背景，描写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那个特殊年代展开的各种形式的反抗与斗争，表现了人民群众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作为主要人物的县委书记朱克实，是一位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为人民群众撑腰做主、敢于同歪风邪气坚决斗争、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干部；他有着对复杂的现实斗争深刻的洞察力，对各类人物敏锐的鉴别力；他保持了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又有断然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还有真挚的人情味，是一位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理想干部形象。
《新来的县委书记》被国内文艺评论界评价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影片后，导演为适应当时“伤痕文学”流行的现状和吸引观众，易名为《泪痕》。马烽和孙谦并不十分赞同这个剧名，但却尊重导演的意愿，没有反对。
《泪痕》上映后，成为轰动一时的电影，差不多家喻户晓，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专家也好评如潮。在一片赞扬声中，《泪痕》先后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首届山西省文学艺术创作金奖等奖项。
“农村三部曲”：倡导农民共同致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了各项生产责任制和家庭承包政策，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跟农民有着很深感情的马烽和孙谦，注视着这些变化，感到很兴奋。在乡下，他们确实看到一些过去连粗粮都不够吃的困难户，如今白面吃不完；一些过去只能挤在破窑旧房度日的穷人家，如今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更主要的是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出一派活力。
但是，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两位老作家，也看到部分缺乏劳力、或者虽有劳力却没有致富门路的农民，在解决了口粮问题后仍处于贫困状态；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却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无法逾越的困难，影响着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他们忘不了1984年在晋中一个村里时的见闻。那天，他们在一些县乡干部的陪同下，去访问一家承包果树专业户。刚进村口，前面带路的汽车开过去时，路旁蹲着的一个老乡站起身来朝汽车吐了一口，并且愤怒地说：“麻雀尽往闹处飞！”坐在后面汽车里的马烽、孙谦真切地看到了这一幕，心头为之一震。到村里一了解，村民们反映说，过去上面下来的人是访贫问苦，如今只找拔尖富裕户。这个问题引起了他们深深的思索。他们认为，中央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打破大锅饭体制是确实重要的，然而这本身不是目的，最终还是要让所有农民都富起来。
如何才能让所有农民致富呢？如何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全面进步呢？两位老作家苦苦思考着，觉得需要提倡一种为了大家致富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提倡联合起来共同致富却又不同于过去“大锅饭”体制的经营方式。但从哪个角度表现呢？在晋东南下冯庄，他们遇到一个当过五年兵的大队支书。这个支书退伍回乡后办起了砖厂，帮助村里的军烈属和困难户摆脱了困境。他们意识到，用退伍兵带领大家致富的角度，既新颖又有代表性。于是，他们基于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经过综合提炼，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咱们的退伍兵》。这部剧本拍成影片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是马烽和孙谦事前没有料到的。他们感觉意犹未尽，于是，接下去又写出了《山村锣鼓》和《黄土坡的婆姨们》，跟《咱们的退伍兵》组成了“农村三部曲”。（关于这三部作品的内容和特点，在本书前面《马烽写作的三条原则》一文中，已经讲到，此处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