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长乡村小说写作的作家莫言，在“2005北京文艺论坛”上专门谈了文学创作与市场经济的看法，他说：“市场经济给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变化，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动机、创作热情、创作的关注点，也毫无疑问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这些变化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照样或者说依旧可以产生出杰出的文学作品。尽管会产生许多快餐式的文化垃圾，但肯定还会有真正的文艺作品产生。我们的文学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作家们都向‘钱’看了，作家们都在为了适应市场而牺牲自己的创作个性，背离自己的创作良心。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写作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还有很多作家在为了文学、为了良心在写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外部的声誉或者市场叫好在写作。”莫言的这一席话，是对乡村小说创作与市场经济规律和读者关系的很好的阐述，值得所有从事乡村小说创作的作家借鉴。
六心目中的乡村小说
我认为，作家从事乡村小说创作，首先应当自觉地选择民间立场，以知识分子觉醒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审视乡村人生，体现独特的价值判断；其次应当特别注重呈现乡土生活本色，即深入发掘和提炼那种体现出生活本质与生命韧性的乡土民间精神——那种体现在最普通的人群、最本真的现实人生、最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的真性情、真精神；最后还应当体现出明确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此外，乡村小说创作非常需要作家坚持文化思考，包括对传统文化中封建部分的思考与解剖，以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人际关系和道德风气的变化，都应该纳入作家的视野。这样，乡村小说的经典之作，才能真正脱颖而出。
2006年5月
小说家的家园
据上海的《文学报》报道，告别城市喧嚣，悄然入住湖南省汨罗县八景峒的作家韩少功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文学需要改革，但不会消失；最重要的是作家要眼睛向下，向底层看，看多数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文学从来都离不开一种悲世情怀，它必须看到弱者的生存。他告诉记者，他现在能比在机关里更多地接触到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离开农村十几年后重返，很多生产知识和生活知识都值得学习，村民们的思维较为质朴、求实、直接、自由，信息接受量有限但也因此较少受到现代教条的束缚，较少一些跟风跟潮式的复制。读了这条消息，让我对韩少功增长了许多钦佩之情。韩少功前几年因为“马桥之争”及其诉讼，曾经是文学界的风云人物。或许他是厌倦了声名之累和城市喧嚣，或许他是想安静地思考和创作，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他悄然入住到了湖南乡下，跟农民生活在一起。我以为，这是一种非常明智、非常有意义的选择。报道中说，他是“悄然入住湖南省汨罗县八景峒”，那就是说，这纯粹是他个人行为，并不是哪个单位组织或者是他响应什么号召而下去的。其实，对于像韩少功这样成熟的作家来说，他的行为绝不是一时冲动或者盲目的，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作为一位小说家，他可能只有重新返回十几年前生活过的地方，似乎才会找到家园的感觉，找到创作的激情，并且从全新的角度思考文学及其整个社会的问题。
事实上，韩少功并不是第一位这样做的小说家。前些年，陕西作家陈忠实为了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也是远离城市，把渭河平原当成实实在在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潜心做了大量的有关文学、史学、伦理、家族、经济、政治等多项人文调查；随后，闭门谢客，住到没有电视、没有商店、没有任何现代娱乐、交通闭塞、民俗民风淳朴的乡村，用了差不多四年时间，精心勾画了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功夫不负苦心人，《白鹿原》的问世，让文学界感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终于有了扛鼎之作，在读者中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
我们再往前追溯，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文坛产生过很大反响的“山药蛋派”，其骨干作家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人，就曾有过重返家园的经历。这几位作家在吕梁山脉、黄土地上迷恋上文学创作，并小有成就后，都离开故土，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像马烽，在北京工作了近七年；西戎和胡正随军南下，在四川的成都、重庆数年，又去北京学习和工作几年；孙谦到东北、北京写了七八年电影剧本。虽然他们的外出是组织安排，但他们的主观意愿也是想出去的。马烽等人当时都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还从来没有离开过根据地和山区，吕梁山外的文明和大城市的世面，对他们有着强烈的诱惑，他们幻想着城市生活的丰富和潇洒。这正符合美学上“陌生化”的吸引力，没有经历过、见识过的生活内容，总是令人神往。这样，他们在客观条件和主观思想的驱使下，便离开了故土。
到了50年代中期，马烽他们却先后又都回到了吕梁山下、汾水岸边，而且再不离开。在外面的数年中，他们当然没有放弃文学创作，发表过一些不错的作品，如马烽的《村仇》《饲养员赵大叔》《结婚》，西戎的《宋老大进城》《麦收》，孙谦的《葡萄熟了的时候》《伤疤的故事》，胡正的《鸡鸣山》等等。那么，他们为何要重返故土呢？马烽在1957年写的一篇文章《千万不要脱离生活》中，曾谈到了这个问题：“……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听了不少有益的讲话和报告，开了眼界，见了世面，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但作品却越写越不如以前了，好像是掺多了水的酒，味道越来越淡了。”后来，他在1980年写的另一篇文章《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我在北京待了将近七年，深深感到住在北京城里写山西农村生活，不是个办法。‘京华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后来就下决心卷上铺盖搬回了山西。”马烽的这两段话，其实也完全可以代表其他几位作家。他们回到山西以后，在熟悉的家乡土地上很快便寻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他们用全部身心去感应这块土地上的痛苦与喜悦、喧哗与骚动，独特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和生活氛围，犹如浓得化不开的情愫，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理想港口。他们按照自己的创作习惯，选择了各自的生活基地，或骑车，或步行；出张庄，进李村；走东家，入西门；吃千家饭，睡百户床。他们如鱼得水，灵感如潮，思维特别敏锐，手中的笔特别顺畅，作品纷纷问世，进入了创作生涯的黄金时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当时文坛上引人瞩目。他们各自的代表性作品也大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比如：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西戎的《灯芯绒》《赖大嫂》，孙谦的《南山的灯》《大寨英雄谱》，胡正的《七月古庙会》《汾水长流》等等。
如果把50年代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重返山西老家、90年代陈忠实重返渭河平原、现在韩少功重返湖南汨罗县八景峒联系起来，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分析，是有其深刻的文化、美学原因的。马烽等作家在山西特有的黄土文化圈子里生活了几十年，造就了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基因，观察社会的角度，理解事物的方式，认识人物的眼光，甚至饮食和衣着习惯，比如爱吃面条、爱喝清香型白酒、爱穿宽松服装等等，这都深深地烙上了山西特色，刻上了三晋文化痕迹；此外，他们的祖辈都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来的，他们的骨子里流着吕梁山、太行山的血液，汾河水、山药蛋是养育他们的生命之源。同样，陈忠实这位陕西关中大地上的农民儿子，对“白鹿原”一带的历史、文化、民情民俗、伦理观念等等，有着刻骨铭心的熟悉，白嘉轩一类人物，永远跟他一起生活，闭上眼睛他也能把这些人物描述得活灵活现；离开关中大地，离开白嘉轩们，他就会有一种失落感。韩少功本来就是湖南的水土养育起来的作家，他的多部有影响的作品，如《爸爸爸》《马桥词典》等等，都是三湘大地农村生态的展示；因此，他离开湖南到了海南多年，但似乎还是融不进海南文化中，很少创作反映海南文化的小说，于是，终于又回到了他熟悉的湖南汨罗八景峒。对于八景峒的乡间生活，韩少功的喜爱溢于言表，他对《文学报》记者说：“农活的内容和形式都特别丰富，今天冬瓜，明天丝瓜；今天发芽，明天结果，那些瓜都不是长出来而是跳出来的。大自然里的植物和动物都是活的，有表情、有意志的，这当然要比擦地板有趣得多。”
所以，当这些作家离开故土，到了外面的世界以后，有了反观本土文化的机会，不同文化机制的碰撞使他们强烈地感到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灵落差，地域的位移造成他们难以将创作心态调整到最佳状态的困惑。他们感受到了大城市文明带来的人类生活方式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也看到了伴随文明带来的价值变异和淳朴民风的丧失。在远异于故乡本土的异质文化中，他们不能不感到文化的失落感，不止一次地怀念起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文化基因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精神事物的内在功力对他们的制约是非常之大的。其实，这种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巨大反差，对所有作家都发生作用，尤其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家表现得更为明显。上世纪初沈从文从沅水流域到了古都北京后，最大的感叹是“还是故乡好”，并以全部心血创造他的故乡湘西世界。太平洋彼岸那位靠“邮票大小”故乡写出震惊世界作品的福克纳，早年也曾离开故乡，出入过新奥尔良的艺术沙龙，游历过欧罗巴文明之地，但他很快就感到了厌倦，城市文化给他更多的是尴尬心态，只有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故乡才是他艺术生命的依托。由此可见，小说家的家园情结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能否写出优秀作品的作用呢。
2006年1月
“新生代”作家锐气何在？
上个世纪末，出现了一批被评论家称作“新生代”或“晚生代”的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年轻作家，包括有：韩东、朱文、鲁羊、陈染、林白、徐坤、张梅、邱华栋、李冯、李大卫、丁天、东西、鬼子、王彪、刁斗、须兰等。他们以独特的文学观念、全新的叙述方式，创作出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作品，为当时的中国文坛的多元景观增加了新的色彩、新的气象，并且给相对沉闷的文学创作界带来一股生气与活力，带来一种强烈的冲击。对于这批作家及其作品，文学评论家们有赞扬鼓劲者，有站在一旁观望者，当然也有不接受、看不惯并指责者。赞扬者认为，这批作家的知识准备充分，艺术感受独特，对社会与人生的剖析深刻，是中国文坛的希望所在。观望者则感觉到一时还难以跟这些作家沟通，无法寻找到概括他们创作规律的理论依据，自然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表态。看不惯者是认定这批作家完全背离了传统的文学创作规律，作品缺乏远大的理想和鼓舞人进步的力量，只能迎合低级趣味的读者，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以为，评论界对“新生代”作家产生上述几种不同看法，是十分正常的。从文学史上看，任何一种新的创作方式或者理论观念出现后，必然会引起争论。通过争论，分辨清价值取向，有价值的得以生存下去，无价值的便会遭到淘汰。同样，“新生代”作家也非常需要让不同看法展开争论，他们可以从争论中获取到有益的启示，有助于自己的创作走向成熟。然而，还没有等争论深入下去，“新生代”作家倒有点停步甚至后退的迹象了。最突出的表现是：近两年来，这批作家发表的作品明显地减少了，锐气明显地迟钝了。两年以前，你随意打开许多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刊物，总能看到他们中的一位或几位的新作；尤其是《钟山》《大家》等几家报刊的“联网四重奏”，几年中把这些作家差不多一个一个地展示了一遍，影响颇大。与此同时，一些出版社也不甘落后，以多种形式推出他们的作品集或长篇小说；更有不少报刊发表评论文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联网四重奏”已经偃旗息鼓；过去较多发表这些作家作品的文学刊物上，他们出现的频率在逐步减弱；出版社前几年推出的他们的集子或长篇小说还没有售完，自然也就不敢再操作新书了；而评论界关于他们的争论，由于他们的锐气迟钝，似乎只能是无果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