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批评家自身的知识积累，经过一段时期的超常使用，需要一个补充的过程。从事文学批评跟做其他知识性工作一样，必须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才能胜任。如果只付出不充实，或者付出多充实少，肯定会出现才思枯竭、难以创新、重复别人、重复自己的现象。具体表现就是：不管评论哪一个作家哪一部作品，总是一个模式；研究文学理论问题文学史规律，总是一种套路；所使用的叙述方式语言习惯，总是难有新意。这种状态会让批评家十分烦恼。解除烦恼的办法，就是暂时少写东西，多读书，多思考，充实自己。这样，当然也就没有了锐气和热情。
其三，随着国家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人们的观念都在发生剧烈的变革。为了追求高质量的、多元的生存方式，人们加快了生活节奏，讲究实际效益，对于纯务虚的、与个人生存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文学批评，越来越漠不关心，让批评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对自己从事的所谓事业，不能不产生怀疑。况且，市场经济讲究经济效益，批评家读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得耗去许多时间与精力，读完后写上两三千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就是几十元、最多一百来元的稿酬，与他所付出的精力着实不相称。至于花上数年时间，辛辛苦苦地写出一部文学研究专著或文学史来，即使是很有价值、很有水平，如果你找不到赞助款或者政府补贴，几乎很难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倒不是出版社看不出你的书的价值，而是人家要进行经济核算，这类书基本上是不赚钱的，人家不会干赔钱事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别人都可以去赚钱，只要求批评家安心坐在书斋做学问，实在是有些不现实的。
由以上的分析，表明批评陷入尴尬境地是必然的。只有在创作走上正常轨道，在批评家解决了自身知识积累和生存问题后，批评才能摆脱尴尬。
2005年9月
自由撰稿人何时能成气候
近五六年来，自由撰稿人这个职业重新在我国出现。之所以说重新出现，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以前自由撰稿人并不鲜见，像鲁迅先生的后期就是靠稿费生活，还有一些作家也是如此。50年代以后，由于体制的原因，这个职业基本上消失了。90年代后半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自由撰稿人的生存提供了可能，于是他们也就逐步浮出海面了。
现如今的自由撰稿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为了谋生，不惜以文媚俗、以文换饭，只要能赚到钱，什么稿件也敢写，文章成批量地制造。为了迎合书商的兴趣，这些人有时会用剪贴、复制的办法操作。尤其是有关演艺圈、影视界、体育明星的逸闻逸事，更是他们热衷写的素材。过去人们心目中比较崇高的写作，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一种赚钱手段。按说，这些人也是靠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从某种意义上说，活跃了文化市场，还满足了不少趣味不高的读者消遣娱乐的阅读心理。但是，出自他们手的文稿，多数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能算昙花一现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就是文化垃圾。
另一类则是不愿意在缛繁的公务中消磨掉自己的精神追求，或者是不想忍受商海中尔虞我诈的折磨，且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人。他们不太在乎收入的多少，敢于辞去公职或放下买卖业务，专事写作，在自由的精神家园中去追求理想和信念。应当说，这些作家才是真正的自由撰稿人。他们以一种比较寂寞的方式生活，不傍大款，很少参与各类官方组织的活动，在当今稿酬标准并不高的状态下，仅靠稿费收入度日，自然就显得有些清苦。北京的自由撰稿人狗子，依靠做机关干部的父母给他的两间房子，辞去了正经工作，专事写作。如今的他，“挣的钱也就是让自己不饿着，够自己买燕京啤酒喝。从来没攒过钱，倒是趸了一堆不知什么时候发表的小说随笔。”可他们仍然坚持着不去媚俗。例如1998年夏天，自由撰稿人古清生出版了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漂泊北京》后，反响广泛，全国数十家媒体予以报道，出版社有意为此书开个讨论会，而且有一家公司愿意提供赞助。但是，古清生却没有接受，而是不请评论家，不请记者，不租会议室，只叫了京城的十多位跟他一类的自由撰稿人，在京郊一间四合院的平房里，围坐在临时借来的高椅矮凳上，既讨论《漂泊北京》一书，也畅谈自由撰稿人的酸甜苦辣；同时还声讨那些专事抄袭他人文章的所谓自由撰稿人。
几年过去了，自由撰稿人的阵容却不见有显著的壮大。许多口头上或者文章里追求精神自由的作家，并不放弃薪水，遇上晋级、调资、分房一类关系到个人利益的事情，决不谦让。虽然一直有人呼吁改革专业作家制度，却难以实施；凡是有专业作家编制的单位，肯定没有空编名额，而且还有不少人在等着。就是一些近年来稿费和版税收入很高，完全能够靠稿费生存下去的作家，也鲜见有辞职者。最常见的是：领着固定工资，享受着单位的各种福利待遇，不必去干具体工作，一心写作或编书挣钱。因此，你让他去辞职做自由撰稿人，那是不大可能的。
可见，在当今社会文化体制下，自由撰稿人这种职业，还很难成气候。况且，他们的自由在许多情况下还是有限度的。自由撰稿人与专业作家比较，写作题材、写作文体、写作时间相对自由一些，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往哪儿投稿都可以；但是，能不能发表或者出版，却由不得他们，那是需要报刊社和出版社决定的，就像前面所说的自由撰稿人狗子，就有一堆发表不了的小说和随笔，其他人的情况也跟他差不多。看来，只有社会文化体制发生根本变革，自由撰稿人才会不断壮大。
2005年9月
世纪之初的城市文学
如果我们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你就会发现，多数经典性作品，譬如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茅盾的《春蚕》，沈从文的《边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贾平凹、莫言、韩少功等人的作品，都是以农村生活为大背景，细致地描写不同时期农民的性格，深刻地揭示农业体制的成功与失败。即使是一些活动范围在城市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人物也是来自农村，或者本性还是带有农民意识的，像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等。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之作并不多。
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以为大致有三点。其一，整个20世纪，中国还没有形成几座具备城市特征的大都市。由于历史的原因，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在动荡变革阶段，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帝集权统治，到这时走到了尽头，新民主主义开始兴起。这种变革对于历史进步而言，当然是重要的，但对于整个国家建设，尤其是城市的发展，却是延缓的。接下去的几十年里，仍然是战火频繁，经济建设难以正常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却是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错失了大好时机。直到八九十年代，才算迎来城市发展的春天，而此时已经到了世纪末。因此，没有几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也就无法形成规模化的城市文学。其二，市民阶层还处在弱势。由于数千年的经济、政治原因，中国形成了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农民所占人口比例是绝大多数。即使进入20世纪，城市人口在逐步增长，但与庞大的农村人口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就是这不多的城市人口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刚刚脱离农村的农民，他们的观念和心理还都是农民式的。在这样的市民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其本性还是农民思维，自然是无法写出城市文学作品的。其三，读者对象基本上没有城市意识。任何一种形态的文学，都必须依靠读者对象的参与，才能形成并得到发展，城市文学也不例外。20世纪的读者对象，基本上是农民和仍然保持农民心理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与城市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喜欢阅读的文学作品是农村题材，愿意接受的艺术形象是农民，像阿Q、祥林嫂、骆驼祥子、小二黑等等，就成了经典人物。这样，读者的阅读兴趣也成了制约城市文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进入新世纪的城市文学，虽然必须承袭上个世纪的重负，却初步显示出了自身的特征，露出了与农村文学分庭抗礼的端倪。我想，个中的缘由，大概还是在前面所分析的几个方面发生了变革：首先一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进入新世纪后的国家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现代化工业文明成为主导，促使城市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据有关统计资料，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城市数量增长了好几倍，城市人口相应地也增长了几倍，农村人口虽然仍然占多数，但绝对数字却增长不多。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人口多于城市人口的状况，将会不再继续。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已经基本具备了大都市的特点。在这些大城市居住的人们，其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文化观念、人际关系，再也不是农民式的了，现代社会的各种进步与文明，渗透到了他们生存的方方面面，比如单元式居家，让邻里间的密切关系大大减弱；在激烈的竞争环境里，强化了自我意识；飞速发展的传媒，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环境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等等。所有这些，都给城市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应当说，文学家创作时所希望的社会矛盾复杂化、尖锐化、多样化，值得挖掘的各种人物心态中的苦恼与困惑、喜悦与轻松、理想与追求，以及社会形态中蕴涵着的深刻文化内涵，全齐备了，就看你作家如何表现了。也就是说，如果文学家还把写不出具有博大精神和史诗性价值的城市文学作品来的原因归咎于社会环境，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次，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作家开始出现。上个世纪后期，引领文学创作主流的作家，一直少有城市人，比如曾经是右派的作家，写伤痕文学的作家，写知青文学的作家，虽然多数人后来都居住到了城市，但他们中有的出身就是农民，农村环境铸就了他们的思想基础；有的出身是城市，却主要生活经历在农村，走上写作道路靠的是农村体验。在这几类作家的意识里，根深蒂固的还是农民观念，所熟悉的生活也是农村。只有到了现在，出身于上世纪70、80年代大都市的青年作家，真正是随着城市化步伐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对农村已经没有直接印象，更谈不上有什么体验，只能是从父辈的讲述中和新闻媒体中得到一些关于农村的事情。他们从小学到大学就读都是在城市，进入社会后面对的仍然是竞争激烈的城市，不长的人生体验，都是关于城市的。他们对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思维心理非常认同。因此，他们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实实在在是城市生活的再现。比如北京的李大卫、丁天，上海的韩寒、卫慧、棉棉，南京的周洁茹等等。即使是比这批青年作家稍早走上文坛的、出身于60年代的朱文、韩东、邱华栋、徐坤、张梅等作家，多年生活在大都市，生存方式和文化观念也基本上城市化了，自然，写作小说时的意识、作品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人物形象特征都是以城市文学为主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今后将会有更多潜力无限的青年城市文学作家成长起来，并逐步成为整个作家队伍的主力。这么几代作家形成合力，共同打造中国城市文学，必然是充满希望的。
还有一点，就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喜欢阅读城市文学作品的读者也在增长。现在经常阅读文学作品的城市读者中，那种从小生长在农村，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才进入城市的，已经不再是多数；特别是青年读者，很多人对农村生活比较模糊，也就不愿意读农村题材作品了，只想读与自己生活相近的城市文学作品。近年来，王朔的作品、韩寒的小说等等，能够走红图书市场，就是证明。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一个现象：处在新世纪初的农村中具有阅读能力的青年农民，都向往城市的文明、舒适的生活，他们想通过阅读城市文学作品，从精神上感受一下城市。这种文学阅读需求，也是推动城市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动力。
200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