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
A
谈起日本总有说不完的话。
但若幻想用理论的方法把话说清楚，往往又只是徒劳。
日本的问题千头万绪，大幅简化，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投身亚洲还是背叛亚洲。
但是话未出口，似乎就听见了中国人惯用的反唇相讥：少来这一套！亚洲怎么啦？我们就是亚洲！
宛似多年前我笨口拙舌，想强调“人民”的意味时的遭遇一样：人民怎么啦？我们就是人民！于是在那个所谓思想解放的时期，我们无法讨论人民与底层的立场，与特权阶层的挫折并不相同。
言及日本，莫谈理论，还是讲个真实的故事。
1972年脱离日本辗转抵达阿拉伯地区，决心投身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一小批日本青年——他们为自己命名为阿拉伯赤军——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的战斗序列，首先接受游击战训练。在贝鲁特的海中进行游泳训练时，不幸发生了一人溺水而死的事故，他的战友桧森孝雄为护送遗骨回到了日本，未能参加以后的军事行动。
当时25岁的学生桧森孝雄，从那一天开始了他孤胆的抗议活动。一直到54岁辞世，他持续了30年之久的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绝食抗议、游行静坐、宣传救援，最后选择54岁那年的3月30日即“巴勒斯坦土地日”这一天，他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海鸥广场烧身自杀。
在留下的遗书中他这样写道：
我感到，为解放而组织起来的巴勒斯坦的人们，是我近处的友人。日本正在急于增强侵略战争的体制、变成非常危险的国家。但是，追究侵略战争责任谋求日本解放的人在亚洲并不少见，我也一直希望加入到解放的一部分之中。高度发达的科学的世界，却带来了比古代残酷得多的侵略与屠杀的时代。作为人最真实的、彼此开怀和分担痛苦之心，正被残忍地践踏蹂躏。
对以色列及其后台美国、还有充当他们盟友的日本进行的抗议，虽规模小但在日本持续着。我也要参加其中，成为这抗议的一员。
《水平线的彼岸》，东京风尘社2005年
去年（2010）岁末，我带着女儿，站在了海鸥广场。
一位白发蓬乱的桧森孝雄的昔日战友，声音哽咽地给我们讲解，指点着烧身抗议的位置和细节。确定位置的地标，是一棵从香川县移植的橄榄树。
原来，桧森孝雄就背靠着这株树，如依偎着他献身的巴勒斯坦。在东京湾吹来的夜风中，他的战友告诉我，遗体烧成了焦炭，但只有前胸一小块皮肤未烧。后来在检察遗体时人们才发现：桧森孝雄是把一面巴勒斯坦国旗贴肉缠在身上以后，才来到海鸥广场的。那一天他扑倒后，只有胸前的一块皮肤和旗子碎片一起留了下来，如留下了一个尚未解读的日本精神，以及他以命相谏的日本的方向。
我以为，那也是中国的方向。
B
明治的时代，孕育了诸多日本的“志士”。值得重新俯瞰他们思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主导了那以后日本的走向，甚至以变种的形式，潜在地影响着今日中国。
如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因思想激进触犯法度而被捕，囚禁中写下启蒙的《幽囚录》。但是他的发愤之作，却一面教导对俄美列强的恭敬，一面宣言对中朝邻国的野蛮：
既与鲁西亚或亚墨利加一旦缔约，决不可因我破约而失信与戎狄……滋养国力，使易攻取之鲜满支那顺从……得失之壑乃至土地，可就鲜满夺以填偿之。影响更大的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福泽谕吉思想的核心要义，就是成为帝国并实现殖民主义、吞噬弱小亚洲的“穷亲戚”。
为今日谋……不可犹豫于邻邦……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其与支那朝鲜交际之法……径以西洋人待此之风予以处理可也。
脱亚入欧，成了一个古怪的谜谶。日本至今对它再三吟味而不得结论。但是中国、朝鲜却一直催促逼迫，警告它只要不放弃脱亚入欧的方向，就得不到亚洲的信任，就永远都是“加快复活军国主义和狼子野心不死。”
也许今日的中国，正朝着明治日本的老路举步。今日重提阿拉伯赤军孙大圣，只缘脱亚入欧的妖雾又重来。
批判只有在矛头敢于对准自己时才称得起批判——如我们对待日本，解剖的手术刀必须对准大中华的天朝帝国思想。已经应该指出：在今日的中国，至少在一个个精英的圈子，他们的忧国宏论之中，游走着、甚至疯狂泛滥着一丝与脱亚入欧的明治日本相似的声音腔调。
在今日繁衍的精英里，在天下己任的“士”中，方兴未艾的大国主义和对亚洲弱小民族的歧视，正如一种致命的癌，于无声处，悄无声息，向着中华天朝的眼、目、耳、鼻、骨骼、髓液乃至心眼大脑危险地传染。
举例则纸短角多，若一言以蔽之，必须说：
如何对待亚洲“还没富起来”的弱小国家，如何对待自己地盘之内“非我族类”的人民——才是中国人特别精英们在大搞南水北调、重画省区、低碳环保、亚丁护航、海岛争端等大功伟业之前，先要从零学起的头等大事。
黄晓京书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也许是关于天下国家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分析。他说：“天下国家观，也有人称之为文明国家观，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这也许是亚洲的文化革命的历史含意。”
这一思路源自顾炎武的思想。顾炎武预言般地、最早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这简直是一篇摒除狭隘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宣言！但是，既然远见卓识被放逐于书卷而不得实施，时至如今就变做了不祥的谶语。恐怕，“亚洲的文化革命”到了它以一出汹汹的历史活剧上演之际，伴随着的，也许将是恐怖的流血与无边的遗恨。
C
我在日本时，也曾度过与黄晓京近似的艰难时光。后来在写作关于日本的随想录《敬重与惜别》时，又直接与他深谈，得到过许多的教益。他编纂的明治初期汉诗，出自众多的日本精英与思想家之手，虽然中国人读着会觉得太乏诗味甚至忍不住捧腹大笑，但字里行间描画的，确实乃是骄狂活跃在那个时代的、脱亚入欧的野心。
如同某种形式和思想的对立，阿拉伯赤军的成员留下的，不是汉诗而是地道的日本和歌。
如重信房子在狱中出版的短歌集《把茉莉插在枪口》。其中满满记下的，是他们青春作伴的斗争剪影以及一股徘徊于短歌行间的、献身被剥夺与被压迫的亚洲人民的忠诚。然而，最为令人震惊也最发人深省的，乃是如下一首短歌。
パレスチナ わがまほろばの れゆくのみしジェニンのよ
（巴勒斯坦，我的美之家园，正坍塌崩溃，唯天穹高高，杰宁的街镇哟）
抄录日文原作并把粗浅的释意写在括号里，不仅为了让大方之家能依据原文审断，也因为我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译法。一首排列假名的短歌，不仅难在格式的生疏、不仅难求语词的对应；最使我感觉困难的，是对于其中一个含义重大的古语——まほろば的解释、强调和意味的传达。
まほろば一词，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大和”的同义词来接近，但又不能译它为“大和”。它有“理想国、和平乡、净土、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家园”等寓意。它属于日本的私密，并不能与人分享。唯作者能发奇想，把巴勒斯坦比做自己一个日本人心中的まほろば。此一笔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即便在整部日本史上也前所未闻，其价值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为过高。
是的，成为日本的狭隘爱国主义象征的大和理想乡，已被置换为巴勒斯坦、置换为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他者，包括亚洲。在我们毫无察觉之际，日本的先驱者，早已朝着“亚洲”这一方向，迈出了他们的步伐。
问题留给了中国。
对于我们的国人而言，这样的问题存在吗？
所以我想说——
与那些躲在帝国主义裤裆里高喊民主的斗士不同，更与孪生于西方价值粪便里作艺术态的诗人两样；面对日本，我们并不想彼此确认民族主义。我们想做的是——把桧森孝雄、冈本公三等英雄的名字刻在满是遗恨的胸中，怀着对烈士的追悼之意，一同探求新的亚细亚主义以及真正的英特那雄纳尔、即国际主义的道路。
2010年11月9日在日本讲演
2011年2月16日再改于北京
（选自《上海文学》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