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实
李敬泽
《春明梦录·战事奏报不足信》：
闻咸同之际，军务紧急，朝廷日盼军报。遇有胜仗，即用红旗报捷，飞折八百里驿递。所谓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驿站遇军务时，每站必秣马以待，一闻铃声，即背鞍上马接递。其忙急至于如此。然奏报中所叙战情，委曲详尽，一若好整以暇者。按之事势，种种可疑。后查知其幕府言，此等奏稿，皆于未战之前，先行拟定；一得胜仗，即行发折，驰陈其当日如何冲锋，如何陷阵，贼从何地来，我从何地追，杀贼若干，获战利品若干，皆由幕府以意为之。将来如有事实太悖谬处，只于奏报详细情形时，设法补救，亦不必显为更正也。然后来所撰，平定某地某匪方略，皆根据当日奏折原文，酌量删减，不能自赞一辞。今之战事如此，古之战事何莫不然。读史者不可不知。
《春明梦录》的作者何刚德，晚清同光之际任职吏部，他是军机大臣宝均的门生，于“宝中堂”府上走动甚勤，腿勤、嘴快、好事，我估计也是个传播“政治谣言”的喇叭。笔记一体，本是“谣言汇编”，到清末民初，王纲解钮，世道凌夷，大家伙儿造谣更无顾忌。相比之下，何氏尚余一点“老吏”习气，就算造谣也不致全无根底。
张爱玲谈“流言”，引了一句英诗：“Written on water”（水上写的字），“是说它不持久，而又希望它像谣言传得一样快。”有多快呢？如水流，如潮动，其实还是不太快的。在前工业时代，蒸汽机尚未发明，谣言传播的最快速度是一日一夜八百里，平均时速16.67公里。
据何刚德说，这正是我军战报从遥远前线抵达朝廷的速度。该速度在19世纪中后期不免为洋人所笑，但是在此之前的上千年，咱们一直领先世界。唐宋以后来华观光的外国人说起此事总是叹羡不已：在China，朝廷上放个屁，天高地远之外很快就能闻到味儿，反之亦然。
但我要谈的不是速度问题，读《春明梦录》读到《战事奏报不足信》，只见咱们圣明神武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皇上半夜里被“特快专递”喊起，披龙袍，秉孤灯，“忽闻官军收河北，漫卷折子喜欲狂”！而我就比较纳闷，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手里的折子其实是一篇小说，是“军事题材文学创作”？
对啦，我要谈的是小说问题。据何刚德所说，每到战前，师爷们必先拟妥奏稿，由此推断，这种预制的“新闻”肯定不止一份。如果我早生两百年，有幸加入某大帅的秘书班子，我就会一口气写它六七份，因为战争的结局可能是大胜、中胜、小胜，或者大败、中败、略败，还可能是互有胜负，打个平手，如此算来，至少需要七种写法，我将在纸上虚拟不同的七场战争。也就是说，不管结局如何，战争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它就装在我的袖筒里。
想到此，我的尾巴又禁不住要翘啦，谁是战争的指挥者？不是大帅，更不是皇上，在下是也。
是的，我是小说家，对我来说，战争的结局如同人的命运，其实也翻不出很多花样。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走向那个命定的结局，这就需要妙笔生花，需要情节、气氛，需要煽情的小闲笔，诸如“关键时刻，某把总奋不顾身……”或者“寡不敌众，某将军望北而拜，挥刀自刎……”云云，所有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命运通俗易懂地展开，让惊喜、恐惧、绝望和哀愁不再是绝对的、不可理解的，尽管命运这匹马跑向了自己的终点，但通过我的书写，你们将相信，这匹马没有发疯，它已被驯服。
所以，皇上必须看小说，你必须讲故事。我认为皇上们对此是“圣聪烛照”，心知肚明的。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与天同在”的太皇太后老祖宗有句名言：天下最不可信的就是奏折这东西。我听了之后，和广大观众一样在心里磕头如捣蒜：教训的是！但窃以为这话后头还得加一句：天下最可信也是奏折。我相信老祖宗的意思也正是如此，否则你就不能理解皇上们为什么总是把大堆奏折捆绑打包，移交史馆，历史学家们据此增删裁剪，编一个更大的、更加不容置疑的故事。
这完全是一个创作、编辑和阅读过程，战场上那些脑袋滚在地上、肠子见了阳光的人们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当然，你会争辩说，那个结局总是确实发生的吧？在虚构的海洋中总会有一块坚硬的石头，它由“真实”的人类活动凝聚而成。
对此我表示怀疑。我认为这种说法极大地低估了人类的创造力也就是无中生有的能力。有一件事显然是可能的：我孤身一人，躲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不断书写奏报，虚构一场正在激烈进行的战争，这些折子通过八百里驿递传到皇上手中，当它们在龙书案上堆积如山时，它们就会被重新编纂，流传后世……
这不可能！好吧好吧，我就知道你会惊叫，你觉得你的某些最珍贵的信念遭了非礼，但其实你手里也没什么证据是吧？“真实”的人类活动在发生的同时就已消逝，累累白骨也化作鲜花、青草和沙砾，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你看到的只是刻在石头上，写在绢帛、羊皮和纸上的模糊不清的字迹，你对“真实”的信念只是表达了你对书写者的祈求、信任和顺从。当然，除此之外，你也没有别的选择。
“写在水上的字”，这在汉语中有一个更准确的对应词：“浮辞”，漂浮在水上的言辞；汉语中还有一个词叫“浮生”，它的意思是，人类的活动，以及作为“真实”的最终证据的人的肉身，都是水之波纹。
1930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约瑟夫·洛克在黄河上游：
沿着河流走了一天，我看见有一个喇嘛，他仿佛是在水中嬉戏玩耍。他带着一个大约两英尺长的木板，木板用一根绳子系着。他让木板在水中漂流，漂流一会儿后，他再将木板拉回来。两个小时之后，当我返回来时，他还在那儿，还在玩木板。木板的背面，有五个铜模子，是用佛教的人物形象装饰了的。通过调查，我发现他在印刷佛教的人物形象。他通过这样做来获得一种价值。它就这样耐心地致力于做这件事，一做就是好几个小时。
佛的形象印在水上，这是绝对的假也是绝对的真，是绝对的空幻和永恒。
《罗马帝国兴衰史》：
在整个帝国中，似乎仅仅只有马尔库斯不知道，或不曾注意到福斯丁娜的反常行为；那类行为，根据历代以来的偏见，都认为是对受伤害的男人的一种侮辱。她的好几个奸夫都被委以高位或肥缺，而且，他们在一起的30年的生活中，他始终表现得对她无比关怀和信任，而且直到他死后还对她十分尊敬。在他的沉思录中他感谢上帝给了他如此忠贞、如此温柔，在做人处事方面如此纯朴的妻子。唯命是从的元老院，在他的恳切要求下，正式尊她为女神。在她的庙中塑有她的神像，把她和朱诺、维纳斯和色雷斯同等看待；而且明文规定，每到他们结婚的那一天，所有男女青年都一定要到他们的这位忠贞不二的保护神的圣坛前宣誓。
吉本讲了一个老故事：妻子（或丈夫）有了外遇，丈夫（或妻子）总是最后一个知道。不过，吉本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比较特殊：马尔库斯是罗马帝国的皇帝。皇帝无疑是一种稀有人物，皇帝而兼哲人，这更是“珍稀”，马尔库斯正好也是哲人。该哲人的名字在中文中通常译为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里，奥勒留皇帝睿智、仁慈、谦卑，一日三省其身，是沉静的斯多噶派信徒。
按照柏拉图关于“理想国”的设计方案，在该国的中心、在万众之上端坐着一位哲人王，他是绝对理念的化身，所有的人都从他身上分享真理的荣耀。这的确是一种完美的构想，我们忍不住要在地面上实现它，为此我们需要哲人王，通常只要有了哲人王，千千万万的草民们自然会合乎“理想”。
那么现在就有了一位：马可·奥勒留。据说在他的统治下，辽阔的帝国繁荣、安宁，老有所养，幼有所依，每个人的心都是舒展的，就像绿叶挂着露珠儿，每一对新婚夫妇都在一尊崭新的大理石偶像前宣誓：我们真诚，我们忠贞，我们将恪守神圣的契约……
但是，我们知道，面前的这尊偶像是个不折不扣的****，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皇帝不知道。
这个故事正逐渐接近“皇帝的新衣”，你们正屏住呼吸，等着某个孩子发出那声著名的喊叫。但是，生活不是童话，“理想国”中的生活更非安徒生之流的理想主义者所能想象，在我们那里，即使是拖着鼻涕的孩子也会夸他的老师新衣漂亮。所以，我们的哲人王将永远圣明，万众欢呼，万众景仰。
唯一的问题是：皇帝真的不知道吗？这个问题像毒蛇一样盘踞在我们内心深处，细微的声音如蛇信颤动：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
是的，我知道。作为一位哲人、一位王者，我，马可·奥勒留，我知道的比你们想象的更多。我知道事情的真相，那就是：福斯丁娜是个****。但是我永远不会把它说出来，不说不是因为男人的体面——即使是吉本也不能理解这一点，他错误地描绘了一个受蒙蔽的丈夫。不，不是，之所以不说是因为这是哲人王的责任。
一个哲人王必须保存和守护“真实”。我的心已经像一座盛夏里堆满了臭鱼烂虾的仓库，但是为了我的臣民们的幸福，我必须忍受。
是的，我知道，所有的人心里都在嘀咕：“福斯丁娜是个****”，他们从我这里秘密分享着“真实”的恶臭，但他们不会说出来，因为我不说。他们一个个都快憋得发疯了，在我的帝国里，每一个垂死的老人都在喘气儿、瞪眼儿，用他仅存的最后一丝力量把卡在嗓子里的那句话强咽回去。正是我的沉默培养了我的臣民们对“真实”秘密的热爱和深沉的敬畏。
你必须敬畏“真实”，你必须在“真实”面前满怀恐惧，你必须知道那是你永远不能说出的具有毁灭性的事物。当这些信念深深地在每个人的心里扎根，那么“盛世”就会来临。实际上，我最忠顺的臣子恰恰是福斯丁娜的那些奸夫们，他们在我面前卑躬屈膝，他们每天临睡时都在祈祷我不会在明天的早朝上说出那句话，他们为此时时对照检查，朝乾夕惕，鞠躬尽瘁，以至于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臻于道德上的完善，我正在考虑他们死后在罗马城的广场上为他们树立雕像。
恐惧是幸福的，它有助于道德的完善。但是，正如你们所知，我的帝国并非死气沉沉，恰恰相反，这里灯红酒绿，到处欢歌笑语。这一切都源于那个著名的仪式：新婚夫妇在福斯丁娜面前宣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圣的契约在订立的同时被庄严地撕毁，或者更准确地说，你在庄严地肯定的同时也在庄严地否定，你忠贞，你不忠贞，你热爱“真实”，你反对“真实”。
这样的双重境界包含着盛大的快乐。我了解我的臣民，当他们立誓“忠贞”时，他们正在准备背叛，他们对“真实”爱得越深，他们就越急切地背弃“真实”；“真实”是冰清玉洁令人屏息仰视的贵妇，而“不真实”是人尽可夫的娼妓，娼妓纵容我们，让我们沉湎于粗俗的快乐。
那么，还有谁比福斯丁娜更完美地体现着这种双重性？她是最高贵的贵妇，她也的确是个****，她既是禁忌，也在纵容，既是利刃又是床榻。她激起同时抚慰了人们的恐惧，她维持了秩序又保证了活力，她把人们引向“真实”又制止人们走近“真实”，她就像一幅春宫或一张****，既暴露又隔绝，她使人经历安全的快乐，然后心满意足地睡去。
只有我们的“王”是痛苦的，他独自照料我们的美梦和噩梦，他一个人，在黑暗的花园里，沉思。
《沉思录》：
这看来是多么明白啊：没有一种生活条件比你现在碰巧有的条件更适合于哲学。
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到奇怪的人是多么可笑和奇怪啊！
如果这是不对的，不要做它，如果这是不真实的，不要谈它。因为你要这样努力……
《斯大林秘闻》：
在哥里，裁缝就在街上揽活，衣服尺寸是这样量的：裁缝在地上铺好草木灰，顾客仰面躺在灰上，裁缝骑坐在顾客身上，把他的身形压在灰上。
这本书的作者是爱德华·拉津斯基。多年前，李洱向我推荐了这本书，现在我记得的只是哥里街头的这一幕。
我认为哥里的裁缝们对“真实”有一种特别质朴的理解，他们抵达“真实”的办法也是切实可行的。当然，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哥里是个气候温和的城市，如果那里像北京的春天一样多风，裁缝们在草木灰上的印刷工作就会相当麻烦。
所以，结论一：风之吹动会损害“真实”；结论二：所谓“真实”，就是一个人骑在别人的身上。
哥里是斯大林的家乡，据说，斯大林微时也曾做过裁缝。
（选自《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