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博洛交接”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发表的张子明同志的《关于扎西会议的若干问题》，对拙文《论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载该刊1989年第4期）提出异议，认为拙文列举的自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县境内召开的5次中央会议，不是“根据显然不足”，就是“不知从何而来”。在他看来，这些会议一次也不存在。本来，扎西会议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拙文原稿对5次会议曾作简要考证并提出了待考的问题，后因篇幅所限而删去。不过拙文在叙述概况后着重说明：“上述概况难免有不尽准确之处，关于扎西会议还有若干问题有待进一步查考。”所以，对扎西会议不同意见的讨论，笔者是很欢迎的。但是，张子明同志既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反证，又没有提出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意见，只是一味地对扎西会议予以全盘否定，这就使得问题的讨论几乎只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准上。但事关重大，笔者不得不在这里对会议概况再作一番考辨，同时将笔者以为尚待考查的问题提出，供张子明同志和党史工作者研究、批评。
对于这个问题，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作出如下回答：“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1935年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一带，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这个结论是对的。笔者研究了1985年以来公布的文献、资料和发表的调查报告、考证文章，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可以向前走一步，即可以确定：时间为2月5日；地点为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云南省扎西县（今威信县）境内水田寨西边二三里的村子高坎（或花房子）；“博洛交接”的决定是通过常委会作出的。
毫无疑问，陈云当年的传达提纲和周恩来1972年讲话中、杨尚昆1985年文章中的回忆是基本依据。人们理所当然地去寻找专称“鸡鸣三省”的庄子，以坐实“博洛交接”的地点。旧地图上标明为“鸡鸣三省”的地点，位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处，称“岔河”。这个渡口周围峰峦环绕，都是悬崖峭壁，无路直通扎西。到实地考察过的同志说，中央纵队根本没有办法在这里宿营过夜。经调查，事实上长征中也没有红军部队在这里驻过。所以，笔者阅读过的考证文章和调查报告，都不认为“博洛交接”的确切地点是在这个特指的“岔河”。惟有张子明同志认定，博古交权的地点，“是真正的‘鸡鸣三省’的一个庄子，即岔河附近”。然而他又没有提供什么证据。
既然特指为“鸡鸣三省”的岔河（或张子明同志认为的“岔河”附近）不可能是“博洛交接”的地点，那么，确切的地点当然只能到泛指为“鸡鸣三省”的地域范围内去寻找。没有人否认“鸡鸣三省”是一个泛称，也没有人否认它是以岔河为中心的周围村寨，只是对它包括的范围看法稍有出入。由此，对“博洛交接”的确切地点也产生了分歧。曾经有过贵州毕节县林口，四川古商县石厢子和云南扎西县水田寨诸说。究竟何说为是呢？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属于“鸡鸣三省”范围，一是中央纵队在这里住了一夜。现存电报、日记告诉我们，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有资格被确认为“博洛交接”的确切的地点是水田寨附近之高坎（或花房子）。
先从当时的电报看中央纵队的行踪。
1935年2月3日22时，朱德致各军团首长电称：“我野战军……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军委纵队仍在石厢子不动，准备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2月4日23时半，朱德致各军团首长电说：“明5日”，“军委纵队明日应进到水田寨宿营”。这两则电报说明，中央纵队2月3日抵石厢子，2月5日离开。在石厢子住了两夜。
2月5日21时半，朱德致林电告：“军委一梯队今到滇之水田寨，滇军一部守老堡与我对峙，明拟续向扎西前进。”2月6日22时，朱德致林电告：“野战军司令部今晚宿营石坎子附近”。这两则电报说明，2月5日中央纵队从石厢子进到了水田寨地域，在这里宿营，住了一夜，第二天（2月6日）走出“鸡鸣三省”范围，到达石坎子。
从2月3日至6日上述电报载明的中央纵队的行程可见，符合前面列出的两个条件的“博洛交接”的确切地点不是石厢子，也不是石坎子，只能是水田寨。
然而当时的电报、日记和后来的回忆又告诉我们，2月5日中央纵队并没有驻在水田寨街上。上引2月5日21时半的电报说到水田寨街上“滇军一部守老堡与我对峙”；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2月5日日记说，“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子宿营”；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有病坐担架行军，他在2月5日日记中载明，到水田寨，“……因敌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造成对持〔峙〕形势”，“晚间弯过敌堡”，“到宿营地时已次日二时了！”一些当时在军委工作的老同志如吕黎平（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李质忠（军委总部机要科机要员）、曾三（红军通讯学校校长兼政委）等回忆，同电报、日记所说类似。据调查证实，中央纵队驻地是在水田寨街向西五里之内的楼上、花房子、高坎、芭蕉湾等几个小村寨。而从实际考察与访问目击者的结果来分析，芭蕉湾不够安全，花房子（即伍云甫日记中的“花屋子”）住的是通讯部门，中央负责同志住高坎相宜，可能性最大。所以拙文将“博洛交接”的确切地点确定为水田寨附近的高坎（或花房子）。地点既定，时间为2月5日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博洛交接”这个重要史事中需要讨论的是方式问题。陈云的传达提纲中说：“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浦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说“博洛交接”是通过“常委分工”决定的，也没有任何异议。那么，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常委分工”的呢？笔者认为是通过会议形式，即“博洛交接”是由常委会决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条重要的理由是，这在党内是一件大事，不可能草率从事。从周恩来1972年讲话可见，由洛甫提出“要变换领导”，到洛甫换下博古，中间有个酝酿过程。洛甫在1943年说过，“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既然有酝酿，有推举，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定，撤换党中央总负责人这样大的事情，当时不可能用别的什么方式，而只可能用会议的方式来决定。陈云传达提纲将范围限定在“常委分工”之内，因而认为这次会议是常委会是合理的，同陈云传达提纲的讲法是一致的。
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的依据是“博洛交接”的决定当时是有正式文件的。这依据就在周恩来1972年讲话中。周在叙述怎样形成一致意见“让洛甫做了”书记之后，紧接着说：“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这句话告诉我们，以洛代博是有一个正式文件的。如果不是常委会讨论决定，这个“撤销博古的声明”又从何而来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没有见到这个“声明”，但没有理由怀疑周恩来说的这个“声明”的存在。
二、关于2月5日讨论中央苏区问题的会议
认定常委会分工后召开了这次会议的依据，是2月5日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的电报。认为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要依据，也是这份电报。
从已经公布的当时中央苏区与党中央的来往电报可见，1935年2月4日项英致电党中央和军委，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均应早定”，并批评党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党中央和军委接此电后没有立即回电，2月5日中央分局又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要求中央决策，真是到了万万火急的地步。这两份电报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的直接动因；这同时也是“博洛交接”不前不后恰好在5日进行的一个契机。正因如此，所以张闻天接任以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问题。
2月5日中央书记处的电文开头称：“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电文结尾又说：“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这还说得不够清楚吗？开头说明“政治局及军委”进行了讨论，不开会怎么“讨论”呢？结尾说明“先此电达”的以上各点是要点，还有详细的“决议”待后续告（后于2月13日以“中央致中央分局各同志”电文的形式发出），不开会哪里来“决议”呢？在这样具体、明确的文献面前，谁也不会、同时也无法否认2月5日有这样一次讨论中区问题的会议存在。至于这次会议的性质，笔者鉴于它是政治局与军委一起讨论作出决议，故认为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否妥当，可以进一步研究、查考。
张子明同志否定2月5日有两次会议存在，举出两条反证，一是没有时间，一是没有地方，都很难站得住脚。张子明同志据伍云甫日记记载5日23时半（张误引为22时半）才到花房子宿营，因而以为再有个把小时就是6日，因而5日不可能连开两次会议。这不能不说是张冠李戴。伍云甫日记说明伍当晚23时半才到，却不能说明中央纵队也是这时才到。本文前引朱德致林彪电告诉我们，军委一梯队5日21时半前就已到达水田寨地域。事实上，护卫中央纵队的先头部队五军团一部在前一天（2月4日）即已从石厢子进到水田寨地域。5日中央纵队沿先头部队走过的路线行进，沿途没有停留，直抵高坎、花房子等庄子宿营。中央负责同志到达时间不会迟于一梯队，即21时半前。因此，到达后在这里连续开上述内容的两个会议，不存在时间不够的问题。张子明同志又说，“花房子是一幢三间的小木屋（至今保留原状），伍云甫日记记载是二科住地”，言下之意中央无法在这里开会。而拙文并没有将开会地点限定在花房子，拙文认为开会地点是“高坎（或花房子）”，即高坎的可能性大但并不排斥花房子的可能。至于花房子，云南昭通、威信的联合调查材料说明，红军经过这里时全幢房子住有三户人家。整幢房子门窗雕刻有花，木结构四列八柱，带西厢房，大小共十间。目击者说，红军来时楼上楼下都住满了人。背后那幢是四列七柱，大小共六间，也住满了红军。这同张子明同志调查时见到的目前的样子相差甚远。笔者以为当地同志调查了解的当年情况更为可信。
三、回兵黔北、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决定是怎样作出的
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为渡江北上、转入川南的决定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作出的。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土城战斗失利，原定渡江入川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而且中央红军受到各路敌军的围追堵截，处境十分艰险，必须迅速决断，改变战略方向。为此，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改变遵义会议原议，回兵黔北，向川滇黔边境发展。其文献依据就是1935年2月7日19时以“军委”名义发给各军团首长的电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决定”是怎样作出的？张子明同志认为，“负责军事的主要领导人完全有权作出”这样的决策。笔者认为这不是战役、战斗的部署和决策，而是战略方向的决定，更何况这个决定是要改变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下来的战略方向。所以，不能认为当时负责军事的主要领导人“完全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
2月7日19时的军委电报是可靠的文献。它对问题作出了清楚的回答。电报写道：“（甲）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这是有力的内证。说明“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这个“决定”、“方针”，是“党中央及军委”作出的。军委电报除宣布这个“决定”之外，就是“依此方针”，规定“我野战军目前作战任务”。对“党中央及军委决定”应该怎么理解呢？难道可以理解为负责军事的主要领导人“完全有权”冒用“党中央及军委”的名义吗？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那简直是对负责军事的主要领导人的一种亵渎。
笔者认为将“党中央及军委决定”理解为党中央及军委开会讨论决定是合乎逻辑的，并且还有别的史料可以证实。
红九军团司令部文书林伟日记载：“2月7日今天我军进抵扎西县属的大河滩。中共中央昨天在这里召开过会议，总结了土城战役失利的情况，并决定了今后新的行动方针。”“2月9日我军团今天又折回到大河滩来。这里是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过政治局会议……”
红九军团供给部长赵熔日记载：“2月7日……今日日出前出发，向西行约40里，进抵滇东北扎西县属的大河滩宿营……中央昨天在这里召开会议……”，“2月9日我军今天又折回了大河滩，由于中央最近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根据土城失利后的形势决定了今后新的行动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