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茅盾的“东征贺信”史料确凿，应该肯定下来
最近，从1997年10月20日出版的《广东鲁迅研究》第3、4期合刊上读到丁尔纲同志的《从“长征”贺“电”到“东征”贺“信”》一文，接着又在11月22日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4期上看到这同一篇文章。文章谈论的是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涉及我曾经发表过的某些意见。读后引起我写下这一篇文字，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为行文方便，我把讨论的问题简称之为“贺信贺电问题”。
“贺信贺电问题”已经谈论了几十年。近十几年来，由于有重要史料的发现，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有了重大突破。我以为，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可以对应该肯定下来的史实肯定下来。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贺信贺电问题”上，还有问题没有搞清楚，对史实的认识和解释，也还有不一致的地方，需要继续发掘资料，进行考证，需要继续研究、讨论，求得认识的接近以至一致。
在“贺信贺电问题”上应该肯定下来的史实是什么呢？
应该肯定下来的一个重要史实是：红军1936年2月20日过黄河东征以后，鲁迅、茅盾确实给中共中央写信，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主张，赞扬红军的英勇斗争，祝贺东征的胜利。人们因以前有“长征贺电”之说，而把鲁迅、茅盾的信简称之为“东征贺信”，是恰切的。
为什么说这一重要史实可以肯定下来？因为有了过硬的、无庸置疑的文献、史料。
一、最为重要的是，阎愈新同志发现了重要的文献：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上刊登的鲁迅、茅盾的来信。
信中说：“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信末写明的写信日期是“1936年3月29日”。这两条内证，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信是鲁迅、茅盾在获悉“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以后、亦即红军东征以后发给党中央的。“东征贺信”的存在已经有了最直接的证据。
对信的内容，在发现了信的全文以后了解得更加确切和全面，主要有两点：一是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等宣言，拥护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一是赞扬红军的英勇斗争，祝贺东征的胜利。
二、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到此事。
这是一条新的文献资料。
1936年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后，中共中央于5月8日在延长交口太相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全体成员和各军团首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据会议记录（作记录的是杨尚昆），会议由洛甫主持，毛泽东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在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到了鲁迅、茅盾。毛泽东指出：东征动员了全国。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在暴风雨中。在这种情形下，两方面对群众争取的情形表示很紧张。一方面是革命的，这以共产党为首，以新的政策来动员，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据说李济琛也拥护，可以说广大群众是已经接受了。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二方面是敌人，以日本为领袖，提出防共统一线，企图以此击破我党之人民统一线。（以上是记录的摘录）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东征以后的形势，提到鲁迅、茅盾拥护新政策，当然是就他们在东征以后的言行来说的。同5月20日的一封长电（见下文）联系起来看，毛泽东说鲁迅、茅盾拥护新政策，其主要依据就是他们的“东征贺信”。
三、1936年5月20日，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一封长电中提到红军东征后鲁迅、茅盾的来信。
这封电报由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12人联名签发，发给正在长征途中的党和红军领导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肖克、关向应、夏曦并转各负责同志，内容是谈目前形势和策略。这份电报已经选收在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全文有六点，其中（丁）为：“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与七次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李济琛也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的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30余种，其中《大众生活》一种销数约达20余万份，突破历史总记录，蒋介石无法制止。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领导示威游行，许多外国记者赞助反日运动，从蓝衣社、国民党起至国家主义派止，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的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织中，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取着暴风雨的形势。”
尔纲同志怀疑以至不承认《斗争》第95期所载《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是鲁迅、茅盾的来信。他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信末署名用的是两个××，标题为“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四个×连写），这隐去的名字，认定是鲁迅、茅盾根据不足。他问道：“文化界领袖多矣，焉知一定就是鲁迅、茅盾？”
我以为，把《斗争》第95期上的信，与5月8日的会议记录、5月20日的电报参读，疑云应该驱散。《斗争》上发表的5封来信，同5月20日电报所说“红军的东征引起华北、华中群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和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李济琛也发表拥护通电……”，同5月8日毛泽东报告中所说“东征动员了全国。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在暴风雨中……以共产党为首，以新的政策来动员，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据说李济琛也拥护，可以说广大群众已经接受了”，不是完全一致吗？不是可以互相参证吗？毛泽东的报告，党和红军领导人的电报，都把鲁迅、茅盾放在最显著的地位，说的明明白白是他们在红军东征后来信，这就完全证实《斗争》上登载的“中国文化界领袖××××的来信”中那两个未写出来的名字不可能是别人，而只能是鲁迅、茅盾。
从3月29日来信本身，结合5月8日的报告和5月20日的电报来看，中共中央认定鲁迅、茅盾是“中国文化界领袖”当无疑问，他们“有信来”是由“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红军的东征引起”也当无疑问，信的主旨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和庆贺东征胜利也当无疑问。
尔纲同志认为这两个隐去的名字可以是别的人，那么，这可能的别的人是谁呢？问题非常具体、实在，能举出别的两个人来吗？据我看过的在此前后的会议记录、电报、文件中，没有见到还有什么与鲁迅、茅盾相当的、堪称中国文化界领袖的人士来信的记载。这也证明了这两个××是鲁迅、茅盾当无疑问。
四、杨尚昆1936年7月24日写的文章中引用了“我们的战友”的来信。
1936年9月15日出版的《火线》第61期上发表了杨尚昆7月24日写的一篇重要文章：《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1936年的“八一”》。文中引用的一段话，就是《斗争》第95期上中国文化界人士××××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的一段话：“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全中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杨尚昆文中没有明说这段话的出处，但他在引了这段话以后说：“这是我们的战友对我们的赞扬，是全中国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对我们的希望！”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战友”是谁呢？在看到了1936年10月28日《红色中华》“摘鲁迅来信”后，当然可以认定是鲁迅；在发现了《斗争》第95期上“中国文化界领袖××××的来信”以后，认定“我们的战友”指的是鲁迅、茅盾，也是理所当然的。
五、《红色中华》摘引的“鲁迅先生的话”有一段就是鲁迅、茅盾3月来信中的话。
鲁迅逝世后，《红色中华》1936年10月28日用一个整版载文纪念鲁迅先生。其中在“鲁迅先生的话”标题之下，摘录了两段鲁迅的话，一段注明“摘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另一段注明“摘鲁迅来信”。这“摘鲁迅来信”的一段，就是1936年4月17日《斗争》第95期上发表的××××来信中的一段，也就是《火线》第61期上发表的杨尚昆1936年7月文章中引用的那一段话。两者联系起来，足以说明，××××的确就是鲁迅、茅盾。至于在纪念鲁迅逝世的时候，把两人来信中的话放在鲁迅名下，这是编者所作的一种处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这样的处理，怎么能够引出这封信是鲁迅、茅盾以外的另外两位中国文化界领袖的猜测呢？因为，在出自不同作者写出的两封信件中，有一段话竟完全相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摘鲁迅来信”中的这一段话，不可能一字不差地在鲁迅、茅盾以外的另外两个人中重复出现。
由于长期流传鲁迅、茅盾有“长征贺电”之说，而杨尚昆文章中引用的另一段来信中有“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一句，与流传已久的“长征贺电”那一句话“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相仿，在没有发现《斗争》第95期上登载的那些来信的情况下，发现者和研究者认为杨尚昆紧接着引用的另一段话也是出自鲁迅、茅盾的来信（本人发表在198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上的《关于鲁迅来信的一封内部长电》一文中也作如是观），这是合乎逻辑的。现在有了新发现的材料，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这段话不是出自鲁迅、茅盾来信，而是在抗日救国会的来信之中（按：杨尚昆的文章在接连引用这两段话之前，已经引用过另外一段文字，注明是“抗日救国会来信”，即《斗争》第95期刊登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信”，所以我这里简言之为“抗日救国会来信”），据此说明原来的判断有误，予以改正，这种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是无可厚非的。
除了上述五种材料可以证明之外，还可以举出两条旁证。
其一，冯雪峰奉派前往上海是在收到鲁迅、茅盾来信以后。
从档案中保存的电报可以看到：冯雪峰是在党中央收到鲁迅、茅盾的来信后被从山西前线召回瓦窑堡的，时间在4月10日前后。大约在4月15日，他同张子华一起离开瓦窑堡，17日到肤施（即延安，当时为东北军六十七军的防区。有16日彭德怀、毛泽东致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电为证），19日或20日到洛川（有20日冯雪峰在洛川致周恩来电为证），21日去西安转乘火车东行，24日或25日抵上海。依据文献列出的这个时间表说明，冯雪峰之被派往上海正是在中共中央收到鲁迅、茅盾来信之后。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张闻天、周恩来4月初回到瓦窑堡后，把还在黄河东的冯雪峰调回来，分别向他交代任务。刘英说：“记得临走之前，我们还在自己的窑洞里请雪峰吃了一餐饭。闻天交代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见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第98页）刘英回忆派出冯雪峰的时间，正是在鲁迅、茅盾来信之后。而说鲁迅、茅盾是靠得住的，现实的根据，就是他们的“东征贺信”。
关于此次去上海的直接动因，冯雪峰也多次说明同鲁迅、茅盾有关。众所周知，他说是“长征贺电”（1972年11月在上海说过“电报是信的形式”），但在收到的时间及其与派他到上海去的联系上，是同上述档案材料一致的。他说过，贺电“也正在我动身的前几天才转到瓦窑堡的”（1952年，《回忆鲁迅》）；他还说过，“1936年4月，党中央在陕北也是收到他（指鲁迅）和茅盾先生的贺电，才派我去上海，去找他们。”（1974年9月2日同陈琼芝谈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
其二，最早以大事记形式记载此事的报纸，说的都是“东征贺信”而不是“长征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