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洛交接地点。陈云当年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周恩来1972年的讲话、杨尚昆1975年的回忆文章，都说博洛交接的地点是在鸡鸣三省。那么，鸡鸣三省在哪里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旧地图上标明为鸡鸣三省的地点，位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处，亦称“岔河”。这是一个渡口，周围峰峦环绕，都是悬崖峭壁，无路直通扎西。实地考察，中央纵队那么多人马根本没有办法在此处宿营过夜。经调查，事实上长征中也没有红军部队在这里驻留过。所以，博洛交接的地点鸡鸣三省不可能是特指的这个鸡鸣三省即岔河。
鸡鸣三省同时又是一个泛称。是说这里地处三省交界，公鸡啼鸣，三省皆闻。这样，博洛交接的确切地点自然要到泛称鸡鸣三省的地域范围内去寻找。由此产生了分歧。曾经有贵州毕节县林口、四川古蔺县石厢子和云南扎西县（今威信县）水田寨诸说。何说为是？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属鸡鸣三省范围，一是中央纵队在这里住一夜。现存电报、日记证明，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有资格被确认为博洛交接的确切地点的是水田寨附近之高坎（或花房子）。1935年2月3日22时朱德致各军团首长的电报、2月4日23时半朱德致各军团首长的电报，这两则电报说明，中央纵队2月3日抵石厢子，在那里住了两夜，定2月5日“进到水田寨宿营”。又，2月5日21时半朱德致林彪电、2月6日22时朱德致林彪电，这两则电报说明，中央纵队2月5日在水田寨地域住了一夜，2月6日走出鸡鸣三省范围，到达石坎子。
当时的电报、日记又告诉我们，2月5日晚上中央纵队并没有驻在水田寨街上。2月5日21时半朱德致林电说到，水田寨街上“滇军一部守老堡与我对峙”；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2月5日日记：“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子宿营”；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有病坐担架行军，2月5日日记也记载，到水田寨“因敌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造成对峙形势”，“晚间弯过敌堡”，“到宿营地时已次日二时了！”一些当时在军委工作的老同志如吕黎平（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李质忠（军委总部机要科机要员）、曾三（红军通讯学校校长兼政委）等回忆，同电报、日记所说类似。
经实地调查，中央军委驻地在水田寨街西边二三里路的几个小村寨，由东向西为：楼上、花房子、高坎、芭蕉湾。从实地考察和访问当年目击者的结果分析，芭蕉湾不够安全；花房子架了很多电线，是通讯部门驻地；高坎居中，中央负责同志在此开会较为相宜。不过，花房子有前后两造，不排除中央负责同志在此开会的可能。地点基本肯定下来，时间从上述电报、日记所载可以确定为2月5日。
肯定博洛交接的时间为2月5日还有重要的书证：2月4日和5日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1935年2月4日，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均应早定”，并批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2月5日，中央分局又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要求中央决策真是到了十万火急的地步，改变中央领导状况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张闻天感到，现在是到了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时候了。于是就提出“要变换领导”。项英的这两份电报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的直接动因。同时也是博洛交接在2月5日进行的一个契机。正因如此，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问题。2月5日中央书记处给中央苏区分局的电文就是实现博洛交接后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后发出的第一个电文。电文开头称“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指示“应在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不许可有任何动摇”，并要求“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关于组织问题，重新任命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的组成成员，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让陈毅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电文结尾又说：“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这就清楚地说明，2月5日实现博洛交接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确定了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
2月4—5日的这些电报，确实是确定博洛交接的时间为2月5日的有力证据。
张闻天从2月5日就任总书记后，立即同毛泽东配合合作，团结政治局和军委领导同志，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把领导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历史重任承担起来。从现存有关文件、电报、日记和回忆材料，结合历史状况和实地调查，我们对博洛交接后洛甫的作为进行了考察和必要的考证。说明：从2月6—10日，从水田寨至扎西镇，一路行军一路开会，作出了回兵黔北的决策（2月6—7日在石坎子、大河滩），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8日在院子），作出中央红军缩编的决定和二、六军团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的决定（2月9日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军委纵队干部大会，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和中央的战略决策与当前任务（2月10日在扎西镇）。可见，张闻天就任总书记以后于2月上旬召开的扎西会议是党史、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成。2月上旬的扎西，成为长征途中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全党全军伟大历史转折的总指挥部。
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样得到各方面的认同。201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一次如实作了以下记录：“（遵义会议）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今威信）连续召开会议，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审查通过《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决定加强对中央苏区和中央分局以及对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该书第28页）
从破解张闻天研究两大难题中概括出“四重证据法”
从破解张闻天研究两大难题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对重要、复杂的问题进行考证，要综合运用四种方法，这就是：
一、人证，口述历史、证言。包括大量回忆录、访谈录。
二、书证，即书面的、文字的证据。通常说的档案是最主要的内容。包括：日记，书信，电报，文件，批示，讲话、谈话记录，会议记录、纪要、简报，报刊，新闻，书籍，等等。当然，对其真实性、可靠性、正确性，也需要考辨。
三、物证。除了实物之外，包括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等。
四、联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思想发展，理论观点的源流影响，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不同事件、人物的比较、对照，国际、国内大势的影响等，这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当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时需要应用的重要证据。姑且叫做“史证”。
通过综合运用人证、书证、物证、史证四种方法，分析研究，使史料成为证据，来考定历史人物的作为、著述，历史事件的真相。这种方法，套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概括，我把它称为“四重证据法”。其要义是从四个方面寻找史料并进行考辨、考释，使之成为证据，得出结论或者证实结论。
运用“四重证据法”解决中共党史上的五个重大疑难问题
上面说的四重证据法，是事后归纳出来的。当初只是遇到了问题，按照唯物史观从事实出发、在联系和发展中进行研究的要求，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求得解决。归纳出四重证据法以后，遇到问题就比较自觉地综合运用这四种方法来解决问题了。在运用的过程中，证明综合运用四重证据法是有效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较好地解决问题的。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比较自觉地运用四重证据法，解决了党史、国史上的五个重大的疑难问题。
一、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这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重大问题。何方、张培森等都写有专文。我在《张闻天传》、《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等著作中也作了论证。为证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列举包括张闻天本人在内的九个重要人证：
（1）张闻天本人。他在延安写的《反省笔记》（1943年12月16日）中写道：“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张闻天又写道，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在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毛泽东为首）后，张闻天就已“多次提出解放总书记”；并“确曾向毛泽东同志提过”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但“当时他不主张提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担任下去。张认为毛既然要他名义上仍“任总书记”，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张闻天检讨，“当时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
（2）周恩来。他在1971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在扎西川滇贵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3）邓小平。他《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1979年8月25日）中说，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被推选为总书记”。邓小平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4日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
（4）陈云。他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中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表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陈云在1977年8月23日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
（5）彭德怀。他写的自传材料在讲到1935年8、9月间张国焘对张闻天的态度时说：“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
（6）杨尚昆。他在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7）伍修权。他在回忆长征和回忆张闻天的文章中说：“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尔后他又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
（8）黄克诚。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但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
（9）刘英。她在同何方、程中原谈党史时多次谈到并一再肯定，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她在一篇文章中说：“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张闻天接替的是博古的职务。博古是张闻天的前任。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是不是总书记，是解决张闻天是不是总书记这一间题的关键。在历史材料中我们找到了博古的职务是总书记的证据。
1933年1月19日博古到达瑞金。1月30日，即主持召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说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与苏区中央局合并起来，选一位负责人。会上，博古提任弼时，多数人推博古为总书记。
张闻天在1943年12月写的《反省笔记》中叙述了此事经过：“博古到后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的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
张闻天当年写的这篇反省笔记是可信的。当时曾送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后到张闻天住的窑洞，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
由此可见，经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与中央苏区中央局的这次合并会议，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