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中的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前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公认评价。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教学中坚持“三不讲”，即别人讲过的不讲，书上有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
要做到“三不讲”并不是容易的事。别人讲过的不讲，书上有的不讲，意味着要论从己出，而非人云亦云。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善于创新，且十分博学，才能不断推陈出新。否则，哪有那么多新东西可讲？
不重复别人已属不易，不重复自己更不容易。我觉得“三不讲”中“自己讲过的不讲”，在当今是最难的事。计算机写作、网络写作剪贴功能便捷，要不重复自己、不炒冷饭谈何容易。每次讲课或作学术报告都不讲自己过去曾经讲过的内容，那真是非常高的要求，尤其是课时多或作报告频繁的学者。
对陈寅恪的“三不讲”，自己是“虽不能至，心向往焉”。比如，我每年给研究生上“科举学导论”课，或者给博士生讲“中国高等教育史专题”课，总要与之前讲的有所不同。不可能做到全面不同，但至少能做到部分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总有些研究生或青年教师自愿第二遍甚至第三遍来听我讲同一门课。而只要有一位听我讲过同一专题的课，自己就更要有意识地区别于过去的内容。
在我看来，“教授中的教授”除了“三不讲”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可以用来形容教授有不同的层次。有的人是名副其实的教授，有的人是勉强称得上教授，有的人光有教授之名而无教授之实，有的人却足以当教授的教授。
从取得的成果与获得的荣誉的角度来看，大学教师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是名实俱佳者，既出版了大量高水平的论著，也获得了巨大的学术声望，此类学者数量凤毛麟角，属于可能青史留名者。
第二类是名不如实者，虽然做出了许多成果但却未得到充分的肯定，此类学者或因不善于宣传和推销，或因时运不济，不过在人们做学术史回顾时还是会被提及。
第三类是名不副实者，虽然当前头上顶着许多头衔和光环，但仔细探究一下其学术论著，其实少得可怜，此类学者位居要津或善于造势，但从长远来看，在学术史上并不能留下多少痕迹。
第四类是名实俱平者，即学术成果与名声都属平平，此类教师在大学中占相当比例。在所有群体中，位居中流者总是大多数，大学教师也不例外。
第五类是名实俱无者，学术成果既不足道，也无什么学术名声，但还是在大学中长期任教，此类学者在各大学中也是所在多有。即使是一流大学，多数院系也不乏此类教师。理论上说有健全的考核聘任制度，研究型大学中不应存在此类教师，但有几个大学能真正实行退出机制呢？
现在有许多人十分追慕怀想民国时期的大学或高等学校，包括说当时的教师如何高水平如何了得。不错，当时大学是比较自由，教师也较少浮躁的心态，在社会动荡和民族危亡的时代，多数大学教师都能安贫乐道，认真教学，大学教师人数较少，教师群体素质总体较高。但是，也不要将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水平想象得太高了。因为即使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或高等学校，也有许多上述的第四和第五类教师。只是现在人们所知道和津津乐道的，基本上都是前三类教师而已。
历史是一个巨大而无形的筛子，往往只留下特别值得记住的东西。经过时代和社会的变迁，现今人们对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记忆多数集中在一些著名大师和校长身上，不断重复一些学术佳话，再加上一定程度的放大，结果往往忽视了当时也一样存在着许多默默无闻的普通大学教师，忘了当时也有不少野鸡大学。
大学这个小社会与整个大社会一样，在一个群体中永远都是分层的。民国时期教授分级，1949年至“文革”前，教授一般不再评级，但随着工资的增加，特别当时还套用行政级别的分法，教授实际上还是分出等级。21世纪以来，随着教授职务越评越多，即使多数教师都升为教授，大学和社会还是会将教授分出等级来。如现在大学教授中便有院士、讲座教授、特聘教授，或有的大学中的终身教授、资深教授等等，更多的是通过评定不同的岗位津贴，将教授又分出三六九等来。自2008年以来，大学又开始正式评出了一、二、三、四级教授。许多一、二级教授本身就是新任教授的老师，足可以当教授中的教授。
因此，水涨船高的规律还是在起作用，即使评上教授，也还有许多要奋斗的目标，还是要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原刊《中国教育报》2010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