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未改人依旧
——记与汉学家李福清先生的一段交往
王加兴
1985年以来我一直在南京大学从事我所钟爱的俄罗斯语言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客串了一回外交官的角色——从2001年3月到2003年6月我被借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任一等秘书。在此期间，既从事过留学生的管理工作，也分管过与俄罗斯的教育交流，有一段时间还兼管过汉语教学工作。虽说是客串，但我在扮演这一角色的过程中，还是很用心的。在这一特殊的工作岗位上，我几乎不敢有任何懈怠与马虎。这一段的工作经历，可以说，使我终身受用。在我所经办的诸多事情中，有几件已牢牢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并已驻留在我的心灵深处，其中的一件事便与推荐俄国汉学家李福清先生为“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候选人有关。
记得是在2003年初，国家教育部发来指示，要求使馆教育处推荐第二届“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候选人。此奖是教育部于1999年开始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首次设立这样的奖项。其宗旨是为了推动世界汉语教学的发展和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获奖人应为在汉语教学、汉学研究及中国语言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友人。候选人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一、在汉语教学方面有突出成绩；二、在汉语和汉学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三、在传播中国语言文化方面有突出贡献；四、在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组织、管理工作方面有突出作用。”此奖每3年在世界范围内评选一次，评奖工作的具体事宜由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使馆教育处裴玉芳参赞接到指示后，责成我在做好调研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合适的人选。
其实在此之前，由于职业使然我对俄国汉学家早已有所关注，对俄国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现状也略知一二。虽然俄国有许多知名的汉学家，但我首先想到的候选人还是李福清先生。李福清先生系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是当时俄罗斯汉学家在本国所取得的最高学术地位），苏联国家奖获得者。1932年出生，1950年至1955年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苏联科学院（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1958年至1961年在苏联科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写的是《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1970年在列宁格勒大学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学位论文题目为《历史演义与中国民间传统——口头与书面的〈三国〉历史演义与中国民间传统》。李先生从事中国文化研究50年，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中国年画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在俄罗斯、西方国家和中国出版大量著作，以资料丰富、方法独特著称，在世界汉学界极具影响力，为宣传中国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聘为学术顾问，被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还被台湾静宜大学聘为教授。
第一次听到李福清这个名字，是在读大学期间。时任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的余绍裔教授（后来曾担任过南京大学副校长一职）是20世纪50年代的留苏生，他与李福清是同期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的好友。余老师曾向我们提起他俩互助学习语言的事情。当时我校德语专业有位资深教授名叫张威廉，于是我自然就以为，这个苏联人也跟我们系的张威廉先生一样，出于对所研究的对象国文化的迷恋，便给自己起了如此纯正地道的中国人的名字。我甚至还不无担忧地想：当初在中苏关系交恶的情况下，要是苏联也发生了一场类似于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单凭自己的名字他就会招致飞来横祸，苏联的“红卫兵”们肯定会指着他的鼻子怒斥道：“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不要了。一个十足、地道的卖国贼！”不过后来我才得知，“李福清”并不是这个苏联人给自己专门起的中国人的名字，他是在其俄文姓氏的基础上巧妙地作了汉译处理。如果按照通行的译法，他的姓氏应该翻译成“里弗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苏联百科词典》中就有一位叫里弗亭的苏联语言学家。
第一次见到李福清先生是在1989年，当时我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进修俄罗斯语言文学。那年6月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当地的几家出版社洽谈合作事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的话，李福清先生就是促成这次交流活动的中介人。我参加了江苏代表团与莫斯科艺术出版社的会谈。那次见面李先生给我留下了几点鲜明的印象：第一，58岁的他虽然已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但还非常注重训练自己的语言实践能力。担任业务会谈翻译的本来应该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一名30来岁的俄籍汉语教师，她讲得一口地道流利的汉语，我甚至都不敢相信这是俄国人在说汉语。大家落座之后，李先生跟她说了一句：“我来翻吧。”就这样他把口译的活计“抢”了过去。迄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细节：有一位代表团成员提到了“反转片”一词，李先生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术语，在问清楚该词的确切含义后，准确地翻译了过去。第二个印象是，他说的汉语仔细听起来，略带甘肃、陕西一带的口音。后来我才知道，李先生在列大学习期间，数次利用暑期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两个加盟共和国，向那里的中国甘肃、陕西回族移民的后裔学习汉语。他曾在一篇自传体文章中写到：“我可以利用暑假去学甘肃话，虽然不是北京话，但还是比完全不会说好。有的老师劝我不要去，说甘肃话可能影响我将来学北京话，但我还是去了。我来到一个甘肃回族人居住的集体农庄，叫米粮川。我很快意识到一定要与农民一起劳动才能学会他们的话。农庄主席派我到建筑队，给泥水匠当帮手。人们对我非常好……1953和1954年，我又去了中亚，继续学习甘肃话、陕西话……”第三个印象是，他精明强干、办事效率很高。不知这一点与他的犹太人身份是否有关。那天由于他的在场，会谈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似乎解决得异常顺利。会谈结束后，他草草吃了几口午饭，便匆匆离去了，说是还有事情要急着去办。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事例：我国“文革”结束后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书店买了一批中国当代小说作品，就在回国的火车上他翻阅了这些作品，并利用这6—7天的时间编就了一本《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其做事效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我觉得李福清先生应该是这届“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的合适候选人，但我还是按照裴玉芳参赞的指示查阅了俄国其他一些知名汉学家的材料，以防在这项工作中出现疏漏。在对相关材料作了比较的基础上，我最终向裴参赞提出了初步人选——李福清先生。而我的建议竟然与裴参赞的想法不谋而合。裴参赞（后晋升为公使衔参赞）是俄国学研究专家，此前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从事俄语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俄语口语构词学》一书，编有《汉俄新译语汇编》等俄语工具书和教材。裴参赞让我约见一下李福清先生，以便当面向他了解有关情况。由于获得第一届（2000年）“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的汉学家仅有泰国诗琳通公主等4人，因此为谨慎起见我们决定暂时不向李先生提及评选“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的事情，只是说我们教育处要建立俄国汉学家资料库。
我们相约于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中餐馆。记得那天是周末，李先生偕夫人一起参加了晚餐。李先生谈兴很高，话题始终围绕他所钟爱的汉学研究和对中国文化的宣传，而且“乡音依旧”。在谈到其研究方法时，他一再强调，他是在用本国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文学现象。另外，他还特意介绍了自己在中俄文化交流中所做的一些事情。文革结束后，他是第一位被邀请访问中国的苏联学者。1981年在中国访学了两个月，回国后在中苏关系尚未正常的情况下客观地介绍了中国的真实状况，在40多个单位发表演讲，呼吁恢复两国友谊关系，恢复学术交流。他不无自豪地说道：1989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率团访问中国时，就是他担任的代表团文化总顾问。当他讲到此事时，我不禁回想起他陪同戈尔巴乔夫总统夫人赖莎参观北京故宫的电视画面。
此后过了几天，我就到李先生住所去取他的科研成果目录及其他一些书面材料。他住在一幢旧楼里，书房里的陈设极为简陋，除了书橱和书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家居条件之普通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李先生兴致勃勃地向我展示了他多年来所收藏的中国年画，他说其中大部分是他自费购得的，有的还是从阿尔巴特街的古董商店里高价买下的。他还告诉我，他正在为自己的老师、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文集撰写详细的注释。交谈中，我得知这位70岁的老人还经常去世界文学研究所“上班”，而且“上下班”时都是乘坐地铁和公交车。
在李先生的科研合作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王长友研究员的协助下，我把李先生提交的书面材料作了整理和归纳。
首先，我发现李先生非常注重发掘、收集流失在域外的中国文化的珍贵资料，并加以整理出版。他在20世纪50年代搜集的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资料就令时任我国文化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叹为观止。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调查各国所藏的汉籍（小说、戏曲、俗文唱本），曾调查过10多个国家的图书馆，发现了不少中国失传的作品及中国图书馆未藏的版本。李先生在这方面的最大功绩就是1963年他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发现了1832年俄留华学生库尔良采夫从中国带到俄罗斯的《石头记》八十回抄本。这本著名的《石头记》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称为“列藏本”。他在丹麦、奥地利发现了明代戏曲安徽滚调并出版《海外孤本晚明戏曲选集三种》、《俄、德、英及台湾的所藏广东木鱼书》，并已在着手编选《海外藏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书录》。另外，还调查了俄国、德国、日本、英国各博物馆的中国年画收藏，发现了许多中国失传的画作，与北京王树村教授合作选编了《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90年分别用中文和俄文两种文字出版。
其次，李先生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民间文学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其时已出版研究成果200多种，其中专著12本，编著、译著33本，论文及重要资料近200篇。其研究领域大致包括4个方面：中国各族民间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评话等）；中国古典小说及其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中国古典小说及其他通俗文学版本目录；中国年画。他在1970年于莫斯科出版的专著《〈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该书中译本于1997年在上海出版）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三国题材与民间文学关系的理论著作，引起世界汉学界的强烈反响。1979年出版《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象的演变》，该书在德国、斯洛伐克、美国受到汉学家的好评，在中国分别于1980年、1988年和1989年得到推介。他在80年代写的论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称赞他“对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技巧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运用……分析得相当精当，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国人”（9）。中华书局已准备出版北京大学李明滨教授主编的《李福清汉学论集》。他的许多著述被翻译成英语在欧美出版。许多国家，如德国、日本、美国、捷克、英国、荷兰、奥地利、越南、韩国等都曾邀请李福清教授讲学。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汉学界的广泛承认。
再次，在介绍和翻译中国文学方面，李先生也做了不少工作。在苏联时期他就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冯骥才中篇小说选》、《中国民间故事选》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苏联》等。
我们教育处把被推荐人的主要事迹写成书面材料，并报送大使审批后，便以国际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给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这份显得沉甸甸的材料是由我本人去邮局寄发的（而通常只需交给教育处办公室的同志办理即可），至今我还没有忘记自己端坐在桌旁，分别用俄文印刷体和中文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地用力填写邮件详情单的情形。大约过了10天，我给国家汉办打了电话，询问是否收到我们报送的推荐材料。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这才放下心来。
是年5月我们得知，经以季羡林为主席的评委会的评审表决，李福清先生等6人荣获第二届“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其他5人分别是：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副校长、教授萨巴蒂尼，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吴伟克，韩国高丽大学教授李充阳，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教授白乐桑和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主席颜长城。我国教育部将邀请这6位获奖者来华出席颁奖仪式和进行短期学术访问，或进行为期3个月的学术研究，费用由教育部专项基金提供。
当我把这一喜讯告知李福清先生时，他一方面表现得非常谦虚，另一方面也感到很欣慰。先说谦虚的一面。起先，我是以口头方式告诉他的，当时他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嗫嚅道：不会吧，全世界一共才有6人获得此奖；要是在全俄，那还差不多有我的份儿。我想，他的这份谦逊是真诚的，他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福清汉学论集》的自序中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作了如是评价：“‘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年70岁了，研究中国文化一晃也已五十年。我的研究范围较宽，但与浩瀚的中国文化相比，还只是个边角。我只研究了中国民间文学、古典小说以及其他俗文学与年画，从来没有研究过作为中国文学正宗的古典诗词和散文，现当代文学也只是略有涉猎而已。”再说他感到欣慰的一面。当他在家里收到我们传真给他的评奖结果的书面通知后，他打来电话，兴奋地说道：“请你们给我的单位也发一份。”后来，他给中国友人写信时，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获此殊荣之事，而且还专门加以说明：全世界获得该奖的仅有6人。
我在离任前最后一次见到李福清先生是在使馆教育处。他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请求：数十年来他在世界各地搜集了中国文化方面的很多材料，但遗憾的是只整理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他本人由于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恐怕已无法对这些材料全面加以整理，因此需要一名合作者与他一起完成这项工作，不知能否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王长友研究员纳入中国国家公派留学项目来俄罗斯世界文学研究所访学一年。我们将他的这一合理请求向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作了书面汇报，基金委经过研究，同意给王长友研究员提供为期一年的访学资助。
6月份我离任回国。关于第二届“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的颁奖消息，我是后来在报纸上获悉的：2003年12月2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颁奖典礼，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了颁奖大会并向6名获奖者颁发了奖章。
我从使馆返回母校工作虽有三载，但与李福清先生的这段交往时时萦绕心际。当我在指导俄语专业的学士学位论文，发现有些学生竟然连现成的俄文资料都懒得查阅时，我就会想起李福清先生当初为了撰写大学毕业论文《中国成语、谚语和歇后语》，不仅参考了中国出版的文献资料，而且还利用暑期到远离列宁格勒的苏联中亚地区，向当地中国移民的后裔们搜集鲜活的口头语料；当我听到有识之士痛斥国内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期刊上学术垃圾成灾之时，我就会想起李福清先生运用本国著名文艺学家弗·雅·普洛普的民间文学理论来分析中国民间文学作品所得出的精辟见解，以及我国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对他的研究工作所作出的那句中肯评价；当我在国内媒体上看到时有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有一位俄国老人时常奔波在世界各地，收集流失在域外的中国文化的珍贵资料，从故纸堆里救出有价值的汉籍文献……
注释：
（1）19世纪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冈察洛夫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的贵族主人公。
（2）余一中：《阿斯塔菲耶夫访谈录》，载《当代外国文学》，1993年第3期，第143—147页。
（3）结识的其他文化界的著名人士还有：《莫斯科》杂志主编B.鲍罗丁、《旗》杂志主编C.丘普里宁、《我们同时代人》主编B.库尼亚耶夫和副主编A.卡金采夫、《莫斯科》杂志文化栏目主持人兼著名评论家K.柯克舍尼奥娃、文学史家Ю.米涅拉罗夫、俄罗斯国际作家联合会副主席兼俄罗斯联邦鞑靼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P.穆哈马基耶夫、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Ф.库兹涅佐夫，以及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B.康德拉季耶夫、Ю.波里亚科夫、Л.乌里茨卡娅、И.拉克莎、C.叶辛、A.库尼亚耶夫，果戈理研究专家И.佐洛图斯基，著名评论家И.罗德尼扬斯卡娅，俄罗斯侨民评论家兼作家H.斯特鲁威等。
（4）由田大畏、陈汉章、钱诚根据法国巴黎YMCA出版社1973年的《古拉格群岛》俄文版翻译的。
（5）该图书馆在1995年末由俄罗斯索尔仁尼琴社会基金会、巴黎“YMCA-Press”俄文出版社和莫斯科市政府共同创办。图书馆专门收集俄罗斯侨民在国外撰写的俄文书籍和手稿。1996年6月，索尔仁尼琴把俄罗斯侨民作家的上千部回忆录手稿，还有关于C.布尔加科夫、H.别尔嘉耶夫、И.西科尔斯基、Л.祖罗夫、C.弗朗克等人的部分档案转赠给该图书馆。为了支持该图书馆的藏书，专门成立了“为俄罗斯捐书”委员会。由于这个委员会的努力，如今已经收到约2万本在国外出版社用俄文出版的书籍。
（6）这次发言全文见《在两次纪念日之间》（作家、评论家、文学理论家论索尔仁尼琴创作），莫斯科，俄罗斯道路出版社，2005年，第385—393页。
（7）鲍·尼·波列沃依（1908—1981），苏联著名作家，成名作为长篇小说《真正的人》（1946），曾任苏联作协的领导和《青春》杂志的主编。
（8）原信中“你”字为大写，全篇信均如此。
（9）《文汇报》1986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