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家里的几天，我一次也没见到春梅。听庄里的那些娘们说，春梅的日子已经定了，就在这几天了。他们家除了学家上工以外，别的人都没出来干活。我想他们一家肯定都在忙春梅的事。我塌下心来干活，我觉得打立夏以来，我已经丢失了不少好时光了。
那几天，晌午上工前，我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春梅家，我在她家屋里站站、蹭蹭，跟她娘或者学家说话，我一问到春梅，他们就说她走亲戚去了。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留意地头路上可有春梅走过去，但一次都没见到。春梅这趟亲戚走得真不短。
那些日子也没有多少正经活。庄稼都长起来了，但还没到收割的时候。下过雨之后，天一晴，我们就下地翻红芋秧子，或是打大蜀黍叶子。太阳又红火起来。地皮子很快晒干了。
在西北湖地干活时，我跟学有、冬梅离得比较近，干着干着，学有突然小声叫了起来：“哎，小陈，冬梅，来吃香瓜。”我们过去一看，原来是地里长的野香瓜。野香瓜蔓子不长，瓜也结得不大，跟小孩的拳头差不多大，花皮花脸的，隐在庄稼棵子里，干活不干到跟前，都看不见。我们三个蹲下成一堆，一人揪了一个，拿手在瓜皮上抹一把，就啃了起来。
瓜还没怎么熟透，吃到嘴里有一股苦味，但越嚼越清甜。
老远的胜元几个人喊：“冬梅，你几个蹲那弄啥来？”冬梅讲：“吃瓜呢。”一地的人都停住干活，往这边看。胜元那几个又喊：“吃啥瓜？”冬梅说：“吃野香瓜。”胜元又喊：“还有呗？”学有说：“还有瓜种。”地里的人都不讲话了。也都吃不上了。过一会胜元老远地又叫了起来：“小陈，冬梅，你几个还吃来，你几个可知道那野香瓜咋长的？”冬梅讲：“咋长的？拖秧子长的。”胜元讲：“是俺上年搁那拉屎，拉出来个瓜种长的。”说完了哈哈大笑。一地的人也都笑疯了。学有想骂他，又不敢骂，因为胜元的辈份比他长。学有对冬梅说：“冬梅，你骂他，你跟他平辈。”冬梅还是个大闺女，骂不出来，一听学有的话脸倒有点红了。冬梅讲：“这个死胜元，你跟他讲啥来，啥不是粪长的？菜不是粪长的？粮食不是粪长的？他不吃粮食？”
地里的人都还在笑。笑过了，又开始干活了。
二
歇歇子我们是在新汴河堤上歇的。新汴河河堤上树凉荫厚厚的，树的底下有些地方长着草，有些地方就是白地。干活的人到了堤上，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占了一大片地方。还有不少是上了堤就睡觉的。堤上风呼呼的，凉快死了。
一上堤时，我跟良元歪在一个斜坡上讲话。我们歪的那个地方，往下能看见平原上的大田，能看见大片的田野里冒冒失失光亮闪闪的热量。讲着讲着良元突然不说话了。我一看，他张着嘴睡着了。这时，堤上的人差不多都不说话了，除了几个在地上下泥棋的以外，也差不多都睡觉了。堤上静静的。我歪在斜坡上，看着下面大田里的庄稼。过一会，不知不觉的，我也睡着了。才过到第五天，公社的管秘书托人带话来，说县里通知的，会议又要按期举行了，要我到县里去集中。叫马上就去。
我是晌午接到通知的。我穿上鞋就去了。
三
下午三点来钟，我进了城。正是热的时候，城里的气氛跟我离开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甚至也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了。就像一场暴风雨一样，来得快，走得也快，眨眼就变了，简直叫人不能相信。在街上走着的人都平静得要死，街上人也不多，没有一点紧张的气氛。墙上还留有不少标语和大小字报，但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和小孩撕，都显得很陈旧了。
我在街上迈着大步走着，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很快就到了知青办。知青办还和以前一样，只是里面静悄悄的。我想看看会议室里是什么样子了，我直接就上了三楼。三楼会议室锁着门，我贴在玻璃上往里看，里面桌子和椅子都摆放得好好的，整整齐齐的，一点也不乱，地上也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墙上新贴了一些边框剪成花形的红字，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看了一会，我就下楼到了办公室。办公室都锁着门，只有资料室里有一个女的坐着在打毛线衣，我一次也没见过她。我说：“请问同志，丁秘书上哪去了？”那个女的抬头说：“丁秘书上县委开会去了。”我又问：“乔主任在不在？”那个女的说：“乔主任到宣传组去了，他现在是宣传组组长，你找他可有事？”我说：“俺是打阳光公社来的，俺叫陈军，知青办通知俺来写材料的。”那个女的“噢”了一声，站了起来：“噢，小陈，你刚到的吧？”我说：“俺刚来。”那女的说：“你们还住在凤凰饭店里，已经来了两个了，你先去住下吧。”我说：“那管。”我对她点点头，转身要走，又想再问她一件事，就停住了又问她：“哎，乔主任到宣传组去了，那知青办主任叫谁当了？”那个女的说：“知青办现在还没有主任，丁秘书是副主任，他先负责着。”
我又兴奋又新奇，因为县城的变化太快了。离开知青办，我一路大步着来到凤凰饭店。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已经是熟门熟路了，进门到登记室一问，原来是张新华和蔡家生来了，他俩就住在三楼。我噔噔噔上了三楼，一推门，看见蔡家生和张新华正睁着眼睡在床上吸烟。我大叫一声；“张新华！蔡家生！”他俩一看是我，“哗”地一声坐起来了，同时叫道：“陈军！你来啦！”我把包往床上一甩，说：“你俩啥时候到的？”蔡家生说：“俺是今个上午到的，新华昨天傍晚就来了。”我说：“咋昨天就来啦？俺公社今天才通知俺。”张新华说：“你们公社肯定通知晚了。”我说：“你两个等着，俺先洗把脸去。”
我噔噔噔噔去洗了脸，回来我说：“这回像是有点冷清。”张新华说：“跟上回一点都不一样了。”我说：“咋不一样啦？”蔡家生说：“县委书记换人啦，你知道不知道？”我吃了一惊。我说：“俺只听说乔主任升宣传组组长了，丁秘书当上知青办副主任了，还不知道县委书记也换了，换啥人啦？”张新华说：“打地区调来的，叫柯元吾。”我说：“汪余农哪？”张新华说：“汪余农调走了。”我说：“哎哎，还有咱们的一份战绩吧？”蔡家生说：“那当然啦！”张新华说：“咱们的战绩不可磨灭！”蔡家生说：“不过，咱们这次来写材料，情况也有变化了。”我说：“有啥变化？”张新华说：“李孟一回蚌埠了，通知不到；袁志强正在办回城手续，他家人不叫他参加了；郑小江也来不了了，知青办这次没抽他。”我说：“为啥没抽他？”蔡家生说：“上次咱们走了以后，郑小江跟知青办闹了一通，知青办就不叫他来了。”我说：“这咋搞的。”我觉着见不到他们几个有点遗憾，但也没有办法可想。跟上次相比，这次有点冷清。
四
下午我们上街逛了一圈，晚上吃过饭没事又上街逛了一圈。我们往南一直逛到新汴河河堤上。新汴河里水有点大。我们站在河堤上望了一会水，又坐下来吸了两根烟，然后我们就比赛谁往河里扔坷垃扔得远，每人扔四次。我有两次最近，两次最远，张新华有一次最远，三次中等，蔡家生有一次最远，一次中等，还有两次扔得看不见了，不知道是远还是近。
我们一直玩到晚霞半落，才从河堤上返回。
回来时我们不走大路了，我们拐到庄稼地里的小道上。一路上我们不停地扔坷垃头，我们看见一个目标，就轮流用坷垃头砸，看谁砸得准。目标有时候是路边的一棵柳树，有时候是地里一棵玉米上的棒子，有时候是一道沟坎子。有一次张新华还差点砸到了一只鸟。他使劲扔，坷垃头落下的地方，扑拉有一只鸟飞了起来，飞得歪歪斜斜的，还从它身上掉下来两根羽毛。我们三个人都怪叫一声：“砸住啦！砸住啦！”跟上就撵。鸟在前边贴着地皮飞，我们三个跟在后边又喊又叫又砸地直追。有两次我们都快逮住它了，都能看见它的眼睛了，但是很奇怪，它突然又能飞了，它先向下沉一下，然后一下子飞升起来，飞得很快地飞走了，一直向新汴河河堤的树林里飞去。我们干瞪眼地看着它飞跑了。它往下沉的时候，我和张新华离它只有两三步远，我刚想往地下扑它，没想到张新华比我还快，他不顾一切地往前一扑，却扑了个空，扑了个嘴啃泥。这时我看得非常清楚，那只鸟的浅灰翅膀和羽毛一下子有劲了，就像充了气一样，一下子饱满了，也柔韧了，它一下子就斜升上天空去了，然后直向河堤的树林方向飞去。
树林那里像一道绿线。绿线和天、地的区别非常明显：绿线上是淡蓝的天空，绿线下是发干的庄稼地。我们三个都累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扑通就在地上坐下了。张新华用手擦着下巴颏上的土星子，怒骂了一句：“K他娘！”我们就原地歪着吸烟。蔡家生说：“哎，你俩知道呗？当年项羽带着虞姬就是打这块走的。”我说：“知道，到东边虞姬墓就死了。”张新华说：“还说不准就是打咱们脚底下这块过去的哪。”蔡家生说：“那说不定咱们这几个人里头就能出个霸王。”我说：“霸王得出，不过结局也得改。”蔡家生说：“咋改？”张新华说：“改成不死。”我说：“改成不结婚。”张新华和蔡家生都赞成。张新华说：“不能让女人坏了大事。”瞎扯一通之后，我们也歇过来了，就爬起来，顺一道水沟往城里走。这条路不是我们来时走的路了。走着走着，前头一堵围墙挡在面前，小路顺着围墙拐走了。要是顺着围墙走，得拐老远。我说：“墙里头不知是啥地方，咱们翻墙过去看看。”他俩都同意。我们几下子就翻上去了，跳下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工厂的后墙，离墙不远有几间平房，平房门口有一个姑娘在洗头，头发有一个人的胳膊那么长。我们都不说话了，一个接一个从脸盆架子旁边走过去。我们走到了厂区，厂区没有人，到处都是大石头。张新华说：“这是啥厂？”我说：“看样子像大理石厂。”我们出了大门，看大门的老头也没管我们，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我们出了大门，原来已经到来时我们走的大路了。蔡家生说：“哈哈，条条大路通北京。”我和张新华说：“一点不假。”
五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按时到了知青办。丁秘书（我们还喊他丁秘书）对我们说：“你们几个先集中学习吧，新材料不少。咱们边学边等，等人都来齐了，再下去。”
知青办来了个新秘书，姓宰，是个女的，看样子比我们大几岁，白白胖胖的。丁秘书安排她领着我们学习。她先是进来了一下，又出去接电话了。蔡家生说：“俺知道她，她是咱县胖大头的闺女，工农兵大学才毕业的。”我说：“哪个胖大头？”蔡家生说：“水产公司的胖大头。”张新华说：“咋姓这个姓，听起来怪不舒服的。”我说：“她叫宰啥？”蔡家生说：“她改了好几回名字了。开始叫宰美丽。”我说：“这名字一股小资产阶级味。”张新华说：“再说宰美丽也不好听。”蔡家生说：“后来改了。改成宰红线了。名字一改就不对头了，你还能把革命红线给宰啦？”张新华说：“反动！”蔡家生说：“后来又改成宰四类。”我说：“四类分子该咋样处理，党中央会统一解决，她哪能发号施令！”张新华说：“就是的，她没有这个权力！”我说：“那她现在叫啥？”蔡家生说：“她现在叫宰铃铃。”张新华说：“这还差不多，宰零零，啥也宰不上了。”
不过宰铃铃对我们几个挺随便的，跟我们有说有笑，有时还讲点县里的事，学习气氛不怎么僵。学习的材料很多，一大摞，有省里编的，有地区编的，也有县里编的。学习的方法是，宰秘书先念一遍，再解释、辅导一遍，然后再一段一段地细学，学一段，我们谈一次体会。我们学的第一篇文章是梁效的《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文章说：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进一步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将长期进行下去。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还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在梦想着恢复自己已经失去的天堂；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腐蚀，除了在小生产者中和仍然保持着小生产者的习惯的一部分农民中还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以外，党员中的一部分、工人中的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还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产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可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更是长期的复杂的。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复辟仍将是随时可能的。学了一上午，下午睡过午觉接着又学。学到四点多钟，来了两个人，一个叫何国达，是高楼公社的，另一个叫王景伟，是尹集公社的，以前我们都不认得。他们来了之后，连饭店都没去，丁秘书就叫他们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学起来了。趁宰铃铃出去的时候，张新华说：“哎，咱们几个晚上干啥去？”蔡家生说：“也没啥可干的。”
晚上我们五个人就聚在房间里说县里的这事那事，一直说到半夜，一点都不想睡觉。然后我们咋咋唬唬地下楼出了饭店，在县城里转了大半圈，一直到夜里两点多钟才回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