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可动摇的“硬核”。约瑟夫·奈的认为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具有重大力量的“软实力”理论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一硬核。但是，如果依然承认权力的竞争和实力之间的互动，只是不同意竞争的趋势走向实力均衡（比如可能走向“独霸”），这会不会影响到现实主义的硬核？有人就认为，只有讲“实力均衡”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不属于硬核，而属于“保护带”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多极均衡还是一极独霸，都是现实主义的权力至上论。
比如华尔兹的理论就是一种“现状偏好”（Status quo bias）。华尔兹强调说大国应忌讳获取太多的权力，因为“过多的力量”容易引起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所以“防御”的态势最安全。任何追求一极的，从历史上看，最后总是会失败，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制。但是，冷战后不少美国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前苏联的垮台已经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现代唯一一个达到实力－权力各个方面（经济、军事、技术、地缘政治）都遥遥领先的国家，不会转瞬即逝；即使是英国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ica）年代也没有达到这么强大和全面的力量。英国当时主要是海上力量，但是陆上还有俄国和法国等强国。可是美国今天是海陆空压倒优势的强国。而且，单极导向和平，因为这个超级大国太强了，以至于没有国家企图竞争霸权，招到美国的敌意；美国单极会持续，因为美国优势太好，而其他潜在的挑战者的劣势太多。既然没有国家有能力挑战，死了心，所以整个世界和平安宁。
这种看法，实际上潜藏在米尔斯海默的“进攻型现实主义”中。
米尔斯海默认为在安全压力下，大国对于他国可以采取各种行为：自助，权力最大化，但也可能“推卸责任”。不过总的来说，“进攻”是普遍趋势。由于国际社会的特点是没有社会，是无政府，所以各个国家都没有安全感，不得不扩大自己的实力，最终导致冲突和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总在变动，现状总会被打破，摩根索说国家分为“帝国主义国家”和“现状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总是不满足现状，从而总会引起维系现状的国家的恐惧和反击。亨廷顿也讲到不同的文明的实力总是在变动中；米尔斯海默的特点是在当代论证东亚国家尤其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和必然随之而来的改变现状的努力。米尔斯海默是结构主义现实主义最新的大师，他用最简单的逻辑把结构主义的这一思想点明：虽然大国没有理由彼此攻击——它们只关心自己的自存——但在该体系中，它们除了积极追求权力和征服其他国家之外别无选择。这并不会影响现实主义的基本预设。
第三，在根本原因的层面，如果人性可以改变，对非权力的、非安全感的东西的追求占据上风，那就成了建构主义和民主和平论。
这意味着现实主义的根本硬核被更动了。但是，意识形态或理想的东西确实会成为国家的偏好。对此，现实主义可以有两种办法在“保护带”上就给它解决了。一个就是把它归为“暂时的发疯”（非理性，愚蠢），长期地看国家总会回归到现实的目的上来的。另一个是归为“幌子”或假象，下面掩盖的（关起门来说话时）是现实主义。
再比如，如果“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如果无政府状态可以改变——出现了世界政府，那就成了内政政治学。这属于硬核的变化。
但是，在此也有些可能属于保护带的东西。比如现实主义一直强调的民族国家作为单位。前面说到，基欧汉把现实主义的最根本假定概括为三个：国家中心、理性、权力。他说：“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是依靠领土组织起来的实体（城市国家或现代国家）。”过去西方盛行的是准世界帝国如神圣罗马帝国。直到大帝国在近代分裂之后，才有许多独立的国家出现。民族国家在当代的出现，消解了大一统，以地方至上反对中央的道德和统治，闻所未闻的“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才得以在近代第一次出现，才有了争霸、称霸和力量均衡之类的理念。所以大多数现实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世界上主要的行为体。这是硬核还是保护带？有人如华尔兹似乎认为这是保护带。即使有人认为民族国家只不过是近代的产物，即使在冷战后出现了比国家更重要的单位如超国家单位（亨廷顿的“文明体”）或亚国家单位（今日之分裂主义，小“民族主义”），它们也是无政府结构中的单位，所以，硬核并没有受到威胁。事实上，现实主义者认为他的“文明体范式”比老的国家单位范式能导出更好的预测，亨廷顿就说道：对一个范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决定性检验应当达到这样的程度：从这个范式导出的预测结果证明比其他可供选择的范式更精确。例如，国家主义范式导致约翰·米尔斯海默预测“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局势成熟到它们之间可能爆发安全竞争。
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彼此之间有漫长而无保护的共同边界的大国，常常陷入因担忧安全而导致的竞争。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能克服这一担忧，学会一起和谐生存，但如果它们这样做，那将是反常的”。另一方面，文明的范式强调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密切的文化、人员和历史联系和两国内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混合，于是把注意的焦点放在信奉东正教的东乌克兰和信奉天主教的西乌克兰的文明断层上，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主要历史事实，与把国家看作是统一的和自我认同的实体的“现实主义”国家概念相一致，而这却完全被米尔斯海默忽略了。
亨廷顿与米尔斯海默的分歧还是“家族内部”的矛盾。但是，如果文明体发展到极端一体化，如果“全球化”或“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真的发展到了政治全球化，那可能就威胁到现实主义的硬核了。
所以不少现实主义大力论证全球化是不可能的。
第四，在政策建议层面上，也许只要务实，不一定非要咄咄逼人的“进攻型现实主义”的建议才是“现实主义”的。实际上，摩根索虽然在国际政治中要以“权力”为中心，因为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利益而不是观念，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利益的动力使人们不断地行动。“以权力来划定利益的概念使人们有可能评价历史不同时期政治领导人的行动。国际政治是调整民族利益的过程”，但是摩根索同时又很重视外交手段，他真心相信只要外交用的好，可以极大地减轻实际开战的几率：“民族利益概念的前提既不是一个天生和平的世界，也不是所有国家追求民族利益使战争不可避免。相反，这个概念假定：冲突的利益通过外交行动而不断得到调整，从而使不断的冲突和战争威胁被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米尔斯海默就是更强硬的“现实”：国家在力争霸权。他的理由是国家总是拥有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使它们能够彼此伤害甚至摧毁。因此，“国家彼此间存在潜在的危险，虽然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具军事实力，并因此更危险。”至于说有的国家可能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是“和平的”，别的国家可以承认这很真诚。但是问题是说到底“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尤其是，任何国家都不能确定另一个国家不会以进攻性军事力量攻击它。……意图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因为人心隔肚皮。而且即使能够百分之百确定一个国家的真诚表态，但是由于意图是永远在变化中的，是无法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一个国家恐怕自己都不知道明天自己的意图是什么，会不会由于某种机缘不得不进攻别的国家。所以，最佳的战略是备战和取得绝对的优势。
第四节 小结
总结起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确实有一个明确的范式。我们可以把他们喜欢使用的“台球比喻”加以扩展，来概括这一范式。在现实主义看来，国际政治是“政治”的权力说的最佳表现。国际政治就是一个力学的场景，类似于台球与台球的力量互动。这样使得现实主义有“简约性”之科学特点：把人化为自然现象，把主观的、内政的复杂因素都排除出去，在“纯粹的”抽象状态下建构模型，从而可以把自然决定论用到人的现象上。在现实主义看来，国际关系中的驱动力是国家这一“台球”的内驱力和外部结构的压力，而这完全是物质性的。当其他国家台球（实力）增大时，就等于“我国”这个台球受到了力，于是我们这个台球就会自动按照因果规律反应：增加实力、博弈等等。一个国家的作用力大小，完全取决于台球的大小即军事实力的大小。至于内部的结构，可以完全无关。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和一个纳粹国家完全可以对换，只要“军力”相当，就毫不影响博弈的场景。各个台球－国家－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取决于台球的大小即军事实力的大小：大的球会击远、击碎、压垮小的球；但是几个小的球联合起来，合力可以等于大球，从而抵消其压力——这就是实力均衡。所以大国的兴衰是历史的变化（严格地说是“循环”）的唯一动力学相关因素。
现实主义只承认这些“硬碰硬”的力量，不承认任何中介变量。
只是建议增大自己台球的型号，或是建议避开与大球直接碰撞。
但是，现实主义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或全面的。比如，现实主义属于“理性主义”。但是，单方面最大化自己的实力合乎理性吗？会不会因此堕入安全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