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除了安全困境之外，国际政治的更深的悲剧性原因在于：
“恶”深深地嵌入到人的生活之中，尤其是嵌入到我们理解的生活的“好”的方面之中，所以不是简单地“撇除”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探讨现实主义的这些理解——人类的美好事物，人类为了解决不变的人际冲突灾难的努力，恰恰导致更多的灾难。
尼布尔的思想的深刻性就在于看到在解决问题的机制本身中就有恶，这更加加剧了人类的悲剧感和命运感（无法克服）。比如，人的无限追求是好的，总不能加以压抑和消灭；但是，在人的无限追求当中就有罪。再比如，公共政治权力本来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的恶的问题的，但是强制权力即使还没有异化，本身也是恶。有败坏之危险。国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个体，从而不会具有良心，甚至不会认同国家连续性，从而没有责任感。群体、国家没有理性。而且，大众——而不仅是资本家——的恶性更加不少，并能够在国家中放纵，所以民族主义有必然性。
比如，虽然理想主义者乐观地相信有了解决战争的办法：建立民主国家。但是结构现实主义认为：民主国家照样会打仗。由于安全得不到保证，它们仍然会追求权力最大化，从而会发生冲突。华尔兹认为冷战中的意识形态作用其实不大（与摩根索的“新民族主义”猖獗论不同）。这是现实主义的必然性在起作用。因为大的结构会逼使国家放弃不同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现实主义对于“民主”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评价大部分是负面的。民主是公认的好事。但是现实主义认为民主会伤害务实的外交。摩根索说道：
成功的外交政策的实施所需要的思考可能是与那种能打动群众和他们的代表的花言巧语和行动完全对立的。政治家思想中的特质并非总是可能在公众的思想中引起共鸣。政治家思考问题的角度必须是国家利益，它被当作其他权力中的权力。别的大众的思想不注意与政治家的思想有细微区别，更多的是从绝对善或绝对恶的简单的道义或法律角度进行推理。政治家必须放眼未来，缓慢和迂回地行进，以微小的损失换取巨大的利益；他必须能够顺应时势，做出妥协和等待时机。公众的意识则希望快出结果；它将牺牲明天的真正利益而换取今天的表面好处。
摩根索明确地指出：如果托克维尔的观点是十分可取的，那么，成功的外交政策的行为所需的那种思考有时将与用以打动人民的思考相矛盾。得到公众舆论热烈地绝对支持的外交政策不能只因为这一原因就被认为是好的外交政策。美国政治中的特殊机制逼得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不得不经常对公众舆论让步，因为“美国几乎总是在不断地从上次选举中恢复过来或是在准备下一次选举。特别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对于行政当局来说，通过牺牲外交政策投合公众舆论的偏好，从而寻求赢得选举优势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
华尔兹也反对“民主”，这体现在他反对国际范围中多极而主张二极的思想。他认为权力的不平衡对弱国是一种危险，对强国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危险。权力的不平衡可能会助长某些国家扩张其控制范围的野心，从而诱使它们采取危险的冒险性行动。但是这并不就证明国家平等会导致和平，或是存在大量强国对世界各国都好；因为不平等是国家系统内固有的特性，无法加以消除。在权力的顶峰，只有少数大致平等的国家曾彼此共处；与它们相比，其他国家的重要性总是要稍逊一筹。华尔兹说：如同国际政治历史一样，国际政治理论是根据某一时期的大国来书写的。这种做法流行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中，但是方法的流行并未揭示出隐藏在习惯背后的原因所在。
在国际政治中，一如在任何自助系统中，实力最强大的单元为其他单元和它自己设定了行动的舞台。
华尔兹的核心思想是：在经济体中和在政体中一样，极端的平等是与不稳定相连的。与国内政治相类比：当个人主义走向极端，当社会趋于原子化，当缺乏中间组织时，政府往往要么分崩离析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变得高度集权和专制。国家的不平等，尽管无法保证和平与稳定，但却至少使其为可能。
华尔兹指出，两极世界中军事相互依赖程度要低于多极世界。
多极世界中的强国在危机和战争中，依赖于彼此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支持。确保自身能够获得坚定的支持至关重要。但两极系统中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第三方加入或退出某一联盟并不能使两极均势发生改变。
他说：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各国经常为了实现它们的利益而聚集资源。实力基本相当的各国在开展合作时，必须为其政策寻找一个公分母。它们甘冒风险，去寻找最小公分母，却很容易在所有可能的选项中找到一个最坏的结果。在一个两极世界里，联盟领袖主要根据自身对利益的计算来制定战略。战略的设计可以更多地着眼于主要对手，而非为了满足盟友的要求。领袖可以自由地执行自己的政策路线，当然这些政策可能反映了它的良好或是糟糕的判断、想像的或现实的恐惧、卑劣或高尚的目标。联盟领袖并非不受任何约束，但是它所受到的主要约束来自于主要的对手，而非自身的盟友。
普世性和独特性也对国际政治的宿命产生影响。我们先看看普世性。对于美国，这首先是以基督教为代表。基督教是美国的国教。
它在创始时，应当是作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保罗因此而将基督教从一个犹太教的小流派带出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宗教。从希腊到罗马，应当是一次普世化——反对“差等”（犹太旧约还是讲族内与族外的双重标准）。西塞罗与儒家相似，讲“内外有别”。但儒家不是一个征服性的大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则在西方文化中明确了普世性的重要。奥古斯丁当年批评罗马没有正义，没有对上帝的爱，而是自爱和荣誉、骄傲，正是用基督教的普世性批判罗马的特殊性。托马斯·阿奎那倡导的“自然法”更加意味着所有人的同等地位和道德的普遍适用。那么，基督教本来应当是最为普遍性的？但是事实显然不是如此。美国经常以基督教的名义为幌子，干着许多偏袒自己国家利益的事情。
甚至尼布尔等现实主义的神学家也指出：基督教本身就存在普世性与特殊性两面。近代基督教小教派呼吁“宽容”之说，恰恰是针对基督教大派的“非普世性”。现代美国在“天定使命”的口号之下，对于伊斯兰教等其他文明的国家，步步紧逼，毫无自我批评的思想。摩根索说过：有组织的宗教与其说是倾向于超越民族国家，不如说是倾向于与民族国家认同合一。这样一来，民族就成了个人效忠的最后参照点，不同民族的成员都有他们自己特定的效忠对象。
第二节 认同的悖谬
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难以消除的一个原因还在于人们的认同总是有限的。认同本身不是坏事。亚里士多德曾经强调说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私人的，社群或共同体对于个体十分重要。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不可能有任何人离开共同体，除非他是一个野兽或一位神：
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早期各级社会团体都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这又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无论是一个人或一匹马或一个家庭，当它生长完成以后，我们就见到了它的自然本性；每一自然事物生长的目的就在显明其本性［我们在城邦这个终点也见到了社会的本性］。又事物的终点，或其极因，必然达到至善，那么，现在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在该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了。
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那么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这种“出族，法外，失去坛火（无家无邦）”的人。
不错，人确实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社会性”生物。可是问题是：这种必不可少的“社会性”在小共同体比如国家层次上就可以得到满足，人似乎并不需要国际范围的“社会性”。再极端地讲，“认同”可能只能是有限的；或者说，太大的共同体，人们很难与之认同，很难鼓起激情为之奋斗。现实主义指出，在近代，人们的认同往往停留在民族国家。理想政治的要求为集体献身牺牲为职责，但是什么是集体？
“人类”太抽象，难以称为一体。有的哲学家极端地类比：人不能同动物订立契约。同样，人也不能与所有人订立内在的契约。所以，对于国家的认同无法破除。对于国家的忠诚，为其“利益”而献身，这实际上是近代的事情。摩根索论民族国家的近代产生时说道：
在19世纪的进程中，当贵族国际社会瓦解为国家碎片的过程几近完成之时，民族主义的首倡者确信这种发展将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国际道德的纽带。因为他们相信，一旦获得解放的人民的民族愿望得到了满足，贵族统治为民众政府所取代，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世界各国分开了。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同样的人类成员并为自由、宽容和和平的同样理想所鼓舞，他们就会在和谐中追求他们的民族命运。实际上，民族主义精神一旦在民族国家内得以实现，它就被证明是完全忠于一国利益和排他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当17、18世纪的国际社会遭受毁灭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这个统一和制约的因素——凌驾于特定的国家社会之上的一个现实社会。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旗号下的国际团结证明是一种幻想。
民族国家一旦成为人们认同的焦点，就会带来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场景。摩根索引用了凯恩斯（Keynes）勋爵笔下的克雷孟梭对于这种新的民族主义道德的生动描述：他所感觉到的法国，就像是培里克利斯（Pericles）感觉到的雅典一样——在她身上体现着独一无二的价值，其他一切都不值一提。……他有一个幻觉－法兰西；又有一个幻灭——人类，包括法国人，尤其是他的同僚。……国家是真正的东西，你热爱其中的一个，对其他则漠不关心——或者仇视。你所热爱的国家的光荣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一般总要以牺牲你的邻国为代价去实现。谨慎要求对愚蠢的美国人和伪善的英国人所提出的“交易”给予某种程度的空口赞许，但如果相信现实世界为诸如国际联盟这种事物或任何自决原则的观念留有很大的余地——除非是作为一项按照自身利益重新安排权力的均衡的独创性方案，那就真是愚蠢了。
实际上，这种特殊性的道德没有任何理性可言，正如帕斯卡尔（Pascal）所说的：你为什么杀我？什么！你难道不是住在河的彼岸吗？假如你住在河的此岸，我的朋友，我当然就成了凶手，用这种方式杀死你就是非正义的了。但因为你住在彼岸，我便成了英雄，杀死你就是正义的。……三度纬线颠倒了全部法理；一条子午线决定真理。……这以河为界的奇怪的正义！摩根索悲观地看到：今天和整个现代历史上的大多数人都采取了效忠国家的立场，从而解决了超国家道德与国家道德之间的这场冲突。不过在这方面，有三个因素使当代区别于以前的时代。
首先，民族国家拥有大大膨胀了的能力对其成员施加道德义务。
这一能力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国家在我们的时代享有近乎神圣的威望，部分是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使国家掌握了控制塑造公众舆论的工具。
其次，对国家的忠诚达到了要求个人蔑视世界性道德行为规则的程度。现代战争技术使个人有可能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毁灭。
今天，一个国家可能会要求一个个人发射一枚带核弹头的导弹从而毁灭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个人对将会导致如此严重后果的要求的服从，与有限地违反原子前时代所适用的世界性道德行为标准的做法相比，更加深刻地显示了超国家道德的软弱无力。主权不能上移，就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国际公法。国家往往是一个共同体。人类很难破除国家认同，因此很难达到实现全球政府。
摩根索讨论过认同局限于这种小共同体的原因。在他看来，国家内部的各个成员固然存在阶级斗争的可能；但是，他们不仅是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的成员，不仅具有相同的政治态度（且不说他们可能同时属于其他社会集团），而且根据定义，他们也是同一个国内社会的成员。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习惯，共同的历史回忆，共同的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哲学，以及共同的国家象征。他们读同样的报纸，收听相同的广播节目，度过同样的假日，崇拜相同的英雄。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相比较，发现他们相互之间的共同点要远远多于与其他国家的成员之间的共同点。特别是，他们相信他们共同具有的民族特性，在所有重要方面，特别是在道德方面优于其他国家的成员的品质。因此，这些人渐渐感到他们不仅属于同一个民族家庭；而且由于这种家庭关系，他们拥有某种非常珍贵的共同的东西，某种增添了的价值，使他们在每一重要的方面与外国人相比都成为“更好”的人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