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定义一般指的是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广义的和本文所指的国际组织还包括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和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ｐorations）。有的学者甚至提出民族解放运动、分离主义组织、恐怖主义活动、政府间的协议、国际公约、通用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等，也应包括进广义的国际组织范围之内。
克拉斯纳（Krasner）将国际制度定义为，“在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所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
罗伯特·基欧汉（Keohan）和约瑟夫·奈（J.Nye）认为国际制度是“一套指导性安排”，包括“调整行为及控制其结果的规章、准则和程序的网络”。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增强和国际关系上人们相互协作与依赖程序的深化与细化，国际组织在20世纪得到了惊人的增长，以至于有人认为20世纪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组织的世纪”。仅从数量上来看，二战前夕，全世界约有5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17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到1940年，这个数目分别增加到80个和500个，而到90年代，这个数目已分别增加到300个与4600个，总数达5000个。中国从1977年到1995年，加入的政府间组织从21个增加到49个，加入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更是从71个猛增到1013个。国际组织不仅数量猛增，而且其活动领域几乎无所不包、组织机构日益完善、组织规模日趋庞大，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网络和在全球范围内强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等特点与发展趋势。
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内容较充分的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前期两次世纪大战期间，以美国“学者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人物的国际政治学中的理想主义学派。
威尔逊着名的“十四点”及整个理想主义学派的目标是“预防战争再次爆发，改造现有的国际体系，使之和平稳定动转。人们的思考焦点，不是经验的具体探索，而是确保和平转型的程序等技术问题。故国际关系学者的注意力主要局限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等方向上”。
这批学者就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道德等问题都作了广泛的提示，提出了“国际体系是什么？如何使之运行”等一些高于普通人常识的“大范畴”，其覆盖面和论述角度都超过了前人，使包括国际组织在内的众多国际问题成为专业的而不是非专业的学术探讨领域。然而，此学派也具有以下的毛病：他们虽然就国际组织等国际问题做了许多规范化的布局和预见，但是缺少实证的精确的研究。他们的论述是某种思考力的纯化，但对问题思考的深度不够。他们具有一种模糊的使命感，期望世界“应当”怎样，然而却没有给现实世界发生的各种危机与矛盾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法。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出现，到50、60年代达到鼎盛期的以汉斯·摩根索作为代表人物的现实主义学派，以“权力与利益”为国际政治的基础，对理想主义学派的“乌托邦”色彩进行了批判，然而他们自身在有关国际组织的研究上也具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对国家主体之外的各种国际组织的存在与影响要么完全忽略，要么低估其作用。这使得这一传统现实主义学派对二战后国际间相互依存情况的加强和跨国行为的增加无法做出有力的解释。
传统现实主义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崛起并风行的“行为主义”的强烈质疑。行为科学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从哲学、史学等古典学科中派生出来的理论思维方法，不够科学与精确分析。
作为60年代后科技革命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体现者，行为主义学者主张研究方未能要更“科学”、“量化”、“实证”与“可操作”，研究途径和视野要更加“扩大”。在有关国际组织问题上，他们批评传统现实主义忽视或肤浅地对待全球化问题。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莫顿·卡普兰在他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试图运用系统论来构造一个严格而精确的国际系统理论。在他提出的六个“国际系统”
模型中，“普遍制-国际制的系统”（the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sys-tem）很有启发，卡普兰是这样来设计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世界行为体的：“它含有一个政治学系统，可以向国家行为者和个人分配荣誉奖励……普遍制－国际制系统含有一体化机制，履行司法、政治和行政职能……国际系统所拥有的便利条件和资源比任何国家行为者的系统都优越，可以给发达国家行为者带来发展进步的希望。然而，这个系统可能会经历长期的不稳定，原因是它最初不能把各国国内的价值观念统一到一个共同的系统中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国家行为者不一定愿意对其政治、社会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者无力为使该系统发挥效力做出必要的牺牲，因此希望把这个系统改造成等级制、两极制或力量均势的系统。”卡普兰等行为主义学者对联合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的认识与构想显然比理想主义学者要成熟一些：“显然，在卡普兰的时代，人们对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世界行为体仍然缺乏足够的信心，尽管谁都承认它是履行国际法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主要机构，但没有谁还像本世纪2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那样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国联’这类世界性系统的有效性和扩展性上。”然而，卡普兰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是相当肯定的：“他的（指卡普兰）国际制系统是对加强联合国甚至建立‘世界政府’的声音的一种归纳。”他的对国际制系统的种种详细设计可以看成是行为主义学者对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的存在及其运行规则的一种内涵上的扩展与丰富的努力。然而，由于行为主义者“只有方法，缺少理论”；并且纯粹的实证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因其“机械”、“冰冷”等先天特点并不完全适用于政治等人文学科，所以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到70～80年代已被“全球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占了上风。
“全球主义”学者基于当时国际局势中冷战趋于缓和的事实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世界正在变小”（the shrinking of the ｗorld）的现象，提出应重视与强调国际组织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国际组织的令人感兴趣的新现象是，它们的存在与功能，使国际政治内引入了一种新的程序化、持续化和可预测性的现象。因此，人们现在至少可以小步地离开传统的国家间体系的无政府状况。”全球主义学者的强调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国家的重要性正在逐渐下降、多国合作应该增强等观点的指出，开辟了不同于着眼点在于权力政治且一直占国际政治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的新视野。
这时出现了重要的国际组织思想家基欧汉。用其他学者对基欧汉的评价说，基欧汉“无疑是当今如日中天的一位经典理论大师。如果我们不能将基欧汉视为国际关系理论奠基者的话，其作为继往开来者的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基欧汉提出了世界政治的松散模式，并通过对复合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等重要思想，并且“以国际机制（国际制度）为核心概念，逐步将其世界政治理论体系化，建构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独立的国际制度理论体系”。
基欧汉认为当代出现了“复合相互依赖”的现象，它有这样几个特征：
其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讯联系）；跨国组织（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国家间联系是现实主义所假定的正式渠道。如果我们放宽现实主义关于国家作为整体单位而行动的假设，则跨政府联系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如果我们放宽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唯一行为体的假设，则跨国联系将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其二，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许多问题由通常被视为国内政策的事务引起，而国内问题与对外问题的区别非常模糊。许多政府部门（并非仅仅外交部门）在不同层次上考虑这些问题。如果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政策协调，必然会为此付沉重的代价。不同的问题导致不同的各政府内部联盟及跨政府联盟，并导致不同程度的冲突。政治并无明确的界限。
其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然而，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军事力量在政府间关系中也许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军事力量可能与联盟内经济纷争的解决无关；但与此同时，在联盟与敌对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上，军事力量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种关系符合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而后者则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