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地域作家，研究地域文化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学术界已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出版了不少的专着，因此，进入21世纪再来选这样的题目做研究，似乎显得有些背时，尤其是在当下讲究功利的时代。然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老生常谈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特别是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老生常谈同样可以推陈出新。就像电影界重拍经典一样，不同时代的人总是会对经典作出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不过，不同时代的人将基于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研究对象，认识和把握对象的规律性特征，展示出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历史现象的不同感悟、不同认知和不同诠释，则是“老生常谈”的关键。
在我看来，由于中国新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进行时文学，它有历史的一面，又有直接针对当下、指向未来的一面，因此，研究中国新文学，总是会对历史、对当下、对未来会有诸多的启示和启迪。只要时代在发展，新文学也在发展，研究新文学，探索新文学也在不断地发展，永远都不会停止。因此，关心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进程，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特点和规律特征，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绕过“两浙”作家对中国新文学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他们的丰功伟绩是永载史册的。
然而，“两浙”作家在当年的创作，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或者说“两浙”作家当年是以怎样的一种姿态步入新文学新文坛的呢？这是我所关心和感兴趣的。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多个不同的角度对此来作不同维度的审视，但是，从地域文化视角来切入“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我以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作为外乡人，我也许没有当地人对“两浙”——自己家乡那样的熟悉，但是，外乡人也有外乡人的长处——可以通过不同的地域文化作为参照，譬如将自己家乡的文化与现在居住地的文化进行比较，从中发掘出不同地域文化的特点，并依据自己对不同地域文化的独特感悟，就可以从地域文化这一特殊的视角，发掘出“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之间的独特关联。或许，我的这种独特的感悟、独特的内心体验，正是长期生活在单一地域文化圈内的人所不曾拥有的。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领导、师长与朋友的关心和支持，其中有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领导、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领导，以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中文系、研究所的领导。如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廖可斌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陈坚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吴秀明教授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我将永远铭记心中。同时，浙江大学出版社编审钟仲南先生也十分关心本书的写作，并给予了许多帮助。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社会科学研究院将本书选题作为浙江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列入“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资助出版。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也将本书列入2006年的重点研究课题予以资助。在此，谨向支持和关心本书写作的领导、师长与朋友们，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国内外不同学科的资料和论着，由于篇幅所限，未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和篇目。这些不同学科的资料与学术观点，对本书写作有很大的启迪价值。对此，也谨向这些未曾谋面的着者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本书以“两浙”地域文化视角来探讨“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的内在关联，目的是要努力地揭示出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两浙”作家为什么会整体性地崛起的文化根源，并试图结合文化原型和母文化的孕育功能，以及地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积淀等特点，探讨“两浙”作家在新文学发展中的思想理念、价值建构、心路历程、精神轨迹和艺术探索等各个方面的表现，以及为中国新文学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以确立他们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本书的部分章节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在相关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由于本书只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的内在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将来有机会再版时予以认真的修改。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作为一种轰轰烈烈的历史现象，一种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存在，当年风华正茂、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两浙”作家已经走进了历史。如今，我们对此进行认真的历史梳理和学术研究，当然不仅仅只是为了缅怀过去的历史，对过去的辉煌发出由衷的赞扬，更重要的是指向今天、指向未来，期待在进入以现代化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当今和未来的“两浙”作家能够重振雄风，再攀高峰，再写辉煌！
黄健
2008年早春于西子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