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行动概念。与新古典经济学相似，区域科学也采用了“原子型”经济行为主体的观点。通常，经济行为主体被假设在与其他主体以及制度环境相隔离的情况下，根据“经济人”原则采取行动。对比而言，关系框架则强调人类活动情境的重要性。经济行动嵌入于持续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社会制度情境为经济行动和相互作用创造了机会，否则这些行动和互动将不会发生。因此，关系经济地理学系统地将情境纳入其研究设计之中。简言之，经济活动是位于时间和地点中的过程。
第四，认识论视角。区域科学所采用的传统因果分析，是建立在休谟的规律性原理基础之上的。对比而言，批判现实主义以权变原理为基础建构了一种情境式解释。权变原理认为，一个事件并不必然导致另外一个特定事件的发生。因此，具有相同前提条件的人类行动也不一定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产生相同的结果。这为对人类行动的意图与结果进行情境特定的概念化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同时，它还认识到未来的行动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没有限制的。不过，权变并不仅仅由人类活动所单独导致，它还是本地化物质结构差异以及不同地点和地域间制度架构变化的结果。
第五，研究目标。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目标，是从地理视角阐释与经济关系相联系的研究问题。这主要通过研究设计中发生的变化得以实现：颠倒了空间与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采用了作为视角的空间概念；将经济行动视为位于关系结构中的关系过程；在因果分析中引入权变原理，为解释情境式行动与发展建构了认识论基础。研究目标主要关注的是卷入经济决策制定中的人、企业、机构和其他组织，以及承受经济行动结果的人和环境。这种关系视角没有意欲识别空间规律并避免将区域和其他空间组态当作参与者。相反，经济行为主体的战略和目标以及他们与其他主体和机构的关系，才是整个分析的核心。
关系经济地理学包含三个主要的分析框架，分别是“关系资产”、“关系嵌入性”和“关系尺度”。这些分析框架代表了经济地理研究的“主题式”关系转向（Yeung，2005）。
“关系资产”是与关系经济地理联系最紧密的分析框架。它没有采用聚焦经济生产要素与其他资源禀赋如何塑造特定区域的绝对和比较优势的新古典模型，而是尝试将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解释为以技术、组织和地域“三位一体”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复兴的空间结果。关系资产框架没有探索经济行为主体在地理集聚中发展出来的“贸易性相互依赖”关系，而是提出并使用“制度稠密性”、“非贸易相互依赖”、“学习区域”等概念来解释关系资产的空间起源及其影响。这种由新古典传统的“比较优势”向制度主义的“关系资产”的转变，表明不同的关系思维可以导致不同的概念主题和解释因素。
“关系嵌入性”框架将关系经济地理学研究进一步深化到个人、企业和组织间网络的层次。这种框架在本体论主张、分析主题和实证关注要点等方面，都显得相当多样化。一方面，一些经济地理学者借助经济社会学领域中“网络嵌入性”的相关研究进展，强调组织间网络对于理解工业化、生产以及地域开发的重要性。嵌入性概念代表了研究从生产关系本身向生产的“社会-空间”组织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网络范式、协会经济以及关系地理学等，都是以网络嵌入性作为分析的核心概念。这种对网络及其相关权力关系的重视还促进了企业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再发现。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经济地理学者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和“行为者网络”等社会学研究的哲学和理论思想，发展出一系列并行的研究主题，主要关注行为者身份（Identification）与杂合性（Hybridity）如何经由各种网络得到建立。不过，在这两条“关系”理论线索中，地理尺度都似乎较不明显，并在分析口径上保持不变（行为者网络和全球生产网络是两个明显的例外）。
除了上述“关系资产”和“关系嵌入性”框架外，“地理尺度的关系观”也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类研究工作试图澄清和解释相互重叠的地理尺度以及地域单位的重新组态，对于理解全球化现象所能发挥的作用（Yeung，2002）。传统的欧几里得几何学、笛卡儿以及威士特法里亚式的地理尺度，将尺度看做是固定的、有界的、自我封闭的和预先给定的“容器”。新的地理尺度规则不是将地理尺度当作不证自明的、预先给定的地理过程平台，而是通过引入更加动态的概念化来研究尺度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容器”、“竞技场”、“脚手架”和“层级”的角色（Brenner，2001）。因此，这种经济地理学中的“尺度转向”实际上是一场关于“尺度”的“本体论”革命，它使经济地理学从关于尺度的“空间科学”转向尺度的政治学。进而，有关尺度的层级、关系、过程和动力的研究，便构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和整个人文地理学的核心论题（苗长虹，2004）。
3.Porter 的战略研究
除了前述传承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和社会、制度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外，产业集群或者产业区研究还受到Porter 竞争战略思想的深刻影响。正是Porter 关于国家竞争优势以及地点与竞争力关系的论述，促使产业集群概念在实践界迅速流行，极大地提高了集群理论研究的应用价值。由于Porter 本人既是一名产业经济学家也是一个着名的战略管理学者，因此他的“产业集群”理论同时兼具了新古典经济学、社会制度传统以及企业战略管理的三重理论背景。
Porter（2000a）指出，一般来说，对竞争和战略的思考一直都是集中于企业内部事务，地点的角色通常是被忽略了的。如果说对地点尚且有所考虑的话，那么它的重要性也在不断降低，因为全球化使企业能够在任何地方采购到资本、商品和技术，并且能够在最具有成本效率的地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政府也被普遍认为在与全球化力量的竞争中正失去其影响力。可是，虽然这种观点是普遍的，但它并不符合竞争的现实。现实的情况是，竞争的成功不是广泛且均匀分布的，而是在某些国家、国家中的区域以及城市中容纳了比其他地区甚至邻近区位更加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如果聚焦在特定产业或者产业细分上，那么这种强竞争力企业的集中趋势就更加明显。
显然，在当代的经济地理分布中存在着一种悖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削弱了经济地理集聚的传统理由，企业不再有必要为了降低运输成本而坐落在大型市场或自然资源产地附近。另一方面，又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许多产业的生产活动在地理上是高度集聚的，表明特定区位对竞争依然有着显着的影响。
对于这种看似矛盾的两种并存趋势，Porter（1998）的解释是，区位的重要性之所以并没有因全球化而降低，主要是因为区域对竞争产生影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竞争主要为投入品成本所驱动的时代里，拥有重要要素禀赋（如天然港口、廉价的劳动力供给）的地点通常会享有决定性的、持久的“比较优势”。可是，当今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已经变得非常动态了。企业可以通过全球采购来减轻投入品成本劣势，从而使过去的“比较优势”概念变得不那么紧要。相反，竞争优势建立在对这些投入品更具生产性使用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对要素的生产性利用，要求企业进行持续的创新。Porter认为，地点的竞争优势并非来自于是否可以取得低成本原料或是规模等传统条件，而是源自于运用原材料所造成的卓越生产力：基本原料只会造成竞争的劣势，而非优势。一个地点能维持它的竞争优势，在于这个环境能提供企业更有生产力的经营、持续创新，自我升级到更精密的层次竞争。创新不只是狭义的技术，还包括营销、产品定位和提供服务的方法。在这样的地点，最有活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会比其他地方的竞争对手加快脚步超前，甚至入侵原本靠传统方式经营，凭借较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或规模经济的竞争对手的领域。
Porter（2000a）认为，企业竞争的精妙之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同时也是最基础的，是运作效率。或者说一个地点上的企业在操作模式，在诸如生产工艺、技术使用以及管理技术等方面，接近国际最优实践的程度。
第二部分是企业在竞争中使用的战略类型。最原始形式的战略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品）成本，较高级的战略形式涉及基于产品和服务差异化的竞争，而企业的终极竞争战略则是针对于竞争对手进行的独特的竞争定位。不过，一个地点中企业用于竞争的生产力和战略，受到微观商务环境质量的强烈影响。商务环境中的某些方面，如公路系统、公司税率和法律体系等，对所有的企业都产生作用。可是，在发达国家并且逐步地在所有国家中，企业商务环境中的决定性因素常常是集群专有的（如特定类型的供应商、专业化劳动力资源和大学等）。位于集群中的企业更有可能在运作效率和战略两个方面都获得竞争优势。
为了捕捉区位商务环境的性质，Porter（2000b）将着名的“钻石模型”，用于分析地点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个模型包含了影响竞争优势的四种相互联系的区位效应，分别是生产要素条件、企业战略与竞争的时空背景、需求条件以及相关和支援产业。Porter（2000b）认为，产业集群是运转中的“钻石模型”的一种表现形式。企业、顾客、供应商以及其他机构共同驻扎在某地所产生的邻近性，增强了对创新与升级的压力。这四类地点优势结合起来所形成的钻石体系，远比其中单一部分都重要。在钻石体系中，单一部分对生产力的影响，要视其他部分的状态而定。本地激烈的竞争会刺激生产力的成长，牵动本地相关支援性投资（如战略和竞争对手）以及本地客户寻求高品质的产品（需求条件）。否则，竞争将会因为削价竞争而衰退。同样的，除非企业在研发和改善工艺上投资，并且有足够的供应商支持创新导向的战略。否则，仅仅是改善要素条件的供给，并不能真正带动生产力的提升。钻石体系的任何部分如果存在严重的弱点，都将限制产业的生产力的增长潜力。
2.3产业集群与企业竞争优势
比较宽泛地说，产业集群研究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集群理论研究，另一种是集群政策研究。当然，两者也经常结合在一起。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产业集群究竟是什么，产业集群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或者其他地方，以及产业集群究竟如何影响区域和企业的竞争行为与绩效。集群政策研究则是以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网络的竞争优势假设为前提，根据理论研究发现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不论在理论还是政策研究中，产业集群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被重点讨论的核心主题。本节主要介绍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相关研究中的三个代表性理论模型：Porter 的集群竞争优势模型、Schmitz 等人的“集体效率模型”以及“基于知识的集群优势模型”。
2.3.1Porter的集群竞争优势
集群如何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是Porter产业集群理论的核心问题。
Porter（1998）认为，集群主要通过三种机制来影响竞争：提高区内企业的生产率；驱动创新的方向和步伐，支持生产率的未来增长；刺激新企业的创立，扩张和强化集群本身。集群使内部成员能够享受到更大的规模经济，就如同与其他企业正式合并一样，但是却不必以牺牲灵活性为代价。
1.集群与生产率
企业成为集群的一部分使其能够更有效地采购原材料，获得信息、技术和亟须的制度，协调与相关企业的关系，以及评测和激发改进。
（1）接近员工和供应商。一个活跃集群中的企业能够利用已有的专业化和熟练的雇员集合，因此可以降低招募员工的搜寻和交易成本。同时，由于集群发出了机会信号并且降低了调整工作的风险，因此更容易从其他地区吸引到优秀的人才来本地工作，为某些产业提供了决定性的优势。发展完善的集群还提供了获取其他重要投入品的有效方式。这种集群中能够出现一个深入且专业化的供应基地。相比于远方供应商而言，本地采购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使原料库存最小化，并且消除进口的成本和延迟。此外，本地声誉的重要性还降低了供应商过高要价以及毁诺的风险。地理邻近改善了沟通，使供应商更易于提供安装、试车等辅助和支援服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本地外包是远距离外包更优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对于涉及嵌入性技术、信息和服务内容的先进与专业化投入品而言。
（2）接近信息与知识。集群内的企业和机构积累了广泛的市场、技术和竞争信息，集群成员能够更好地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这些信息，从而使企业提高生产率并靠近生产率的前沿。邻近性、生产和技术联结以及重复性人际关系和社区纽带的存在，培育了信任并且促进了集群内部的信息和知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