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全球、本地网络治理机制的结合对升级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框架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全球网络与本地网络治理机制的结合，可能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Humphrey &；Schmitz（2000）对比分析了集群本地治理与全球价值链治理对于升级的不同影响。
Humphrey &； Schmitz（2000）认为，尽管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研究都强调升级在应对全球市场竞争的挑战以及获得持续性收入方面的重要性，但是这两种学术研究领域所指出的、通向同一目的的途径却大不相同。集群研究强调合作和本地治理的重要性，甚至产品和职能升级所需要的资源也被认为主要来自于本地。集群研究承认与集群及外部更广阔世界的联系存在，但是对其没有进行严格的理论化分析。总的来说，在集群研究中，外部世界被刻画为展现竞争挑战的市场，而这种挑战只能通过改进集群内部的组织与努力才能应对。集群内部的风险处理机制使得应对这些挑战变得更为容易。对比而言，价值链研究强调的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没有深入地研讨本地的属性和特征。价值链分析较少将注意力集中在商会、本地企业间合作等在竞争力和升级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换句话说，尽管强调价值链内部企业间的治理关系，但是本地治理没有得到重视。升级被认为是从出口中学习，采购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提升能力，或者进入价值链带来要求更为苛刻的客户等机制的结果。全球价值链是内部的企业间合作而不是本地的企业间合作，被认为是竞争优势的来源。
从上述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尽管目前产业集群化发展被广泛地认为是提升区域和企业竞争力的有效方式，但如果仅把注意力集中于集群内部联系会遗漏关键的外部影响因素。此外，使情况变得复杂的是，升级并不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与很多方面的因素都有关联。在一个全球化、全方位竞争的时代中，企业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受到本地网络治理与全球网络治理的共同作用。任何试图改变这种组织方式的战略性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地和全球产业组织中结构性要素的推动或者阻碍。对结构性因素的把握和利用，与企业本身异质性能力和战略意图相结合，构成本地企业在全球竞争获得收益乃至赢得优势的充要条件。
从表面上看来，升级是本地企业或者产业集群所承担的生产性活动的改变。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升级是企业和集群知识系统的变化，既包含知识利用的成分，也包含知识改变的成分。例如，为了维持和扩展给定生产模式的利用能力，企业在已经建立的操作流程中培训工人，或者在集群情境中模仿相邻企业的生产技术，这些都涉及知识利用的成分。而在创新过程管理、产品设计与开发，或者（从集群外部）搜寻、选择、适应和吸收新产品或新工艺技术的过程中，则主要涉及知识改变的成分（Bell &； Albu，1999）。
产业集群被广泛认为有利于知识的利用、复制和循环。然而，升级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参与全球市场过程中被动的知识获取和循环（最简单的“出口中学习”思想）。知识改变要求有特定的资源：对人、组织安排和设备进行投资。这种投资可能还会扩展到营销以及采购商关系。集聚的优势在于专业化，有助于有效投资，以及以小幅和可承担风险的步伐进行升级。一个生产商投资于某种专业化技能可以获得回报，因为其他企业会投资于互补性的专业技能。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升级尽管是重要的，但是仅仅是以累积的形式改变知识。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所面临的挑战是，当在现有全球市场面对新的竞争者时，它们需要升级产品，扩展它们所执行的职能以及寻找新的客户，这往往需要巨额投资。然而，集群中的大规模投资常常为本地产业的规模结构所限制（尤其当集群包含大量小企业时）。更糟糕的是，个体企业承担风险进行大规模投资会因为知识难以占有而受到抑制，因为在集群中建立阻止新知识流动的壁垒几乎是不可能的。集群重新在全球市场定位的升级，可能需要将企业和机构内部产生的知识与从集群外部获得的知识有机组合。
对此，存在两条潜在的实现途径：一是通过集群企业的联合行动，尤其是通过技术中心、商会组织以及类似的机构，它们可以协调搜寻努力和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二是通过集群中大企业的出现来进行升级。
集群演化成许多小企业，从而为少数大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层级结构，在这种“轮轴-轮辐”式产业集群中，大企业可以充当其他小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定位之锚。就本身而言，集体行动与大型本地企业并不必然导致为升级进行巨额的高风险投资，然而，它们可以被视为是升级的前提组织条件（Humphrey and Schmitz，2000）。
Giuliani 等人（2005）以拉丁美洲集群为案例进行了研究，在本地集群、全球价值链以及升级的关系上得到了一些非常有趣和具有启示意义的发现。他们把产业集群按照所属产业部门分成四类：传统制造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传统”技术产业，如纺织、鞋类、瓷砖、家具等。自然资源基础产业（natural resource‐based）。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如铜业、大理石业、水果等。复杂产品产业（COPs）。包括汽车，汽车零部件以及航空工业，ICT 以及电子消费品。专业化供应商。在拉丁美洲的案例中，基本上是指软件业。Giuliani 等分别探讨了在不同产业类型集群的升级过程中价值链治理关系以及集群集体效率的作用，其核心结论是，集群的集体效率很重要并且影响到企业的升级，但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中影响是不同的，并且沿着不同的路线。然而，这并非唯一重要的事，因为企业所参与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影响本地企业升级的范围和程度以及如何进行升级。更为特别的是，在准层级式价值链中，遵守价值链领导者所施加的标准通常会促进产品和工艺升级，但是功能式升级几乎总是内向的。如果这是一个适合所有产业部门的结果，那么追求产品和工艺升级的方式就改变了。总而言之，企业层次追求升级的战略在不同的部门群体之间显着不同：集群化与集体效率在某些部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那些国外买家主导的以及企业需要学会如何应对更具竞争力（通常也更大）的参与者的部门中则不是这样。
3.4发展中国家企业升级的国际经验
近年来，国外许多学者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集群理论为基础，针对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业升级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这些研究分别以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或者企业集群为案例，分析了地方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能力积累和创新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3.4.1东亚：服装、计算机产业
1.东亚新兴经济体企业在服装产业中的升级
全球服装产业中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典型案例。其中，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经常被各种研究当作产业升级的样板和典范（Gereffi，1999；Gereffi，2003）。
服装制造对工人的操作技能要求低、进入的资金和技术门槛也较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起点。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早期出口增长中，服装生产和出口同样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然而，东亚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们迅速地实现了从简单装配（OEA）到原始设备制造（OEM）再到（OBM）的产业升级。这个升级过程可以归纳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构建本地一体化的制造和营销网络，与国外采购商建立紧密的联系；第二阶段，为了应对供给方资源约束和外部压力，服装价值链开始向亚洲新的低成本供应商拓展；第三阶段，通过不同类型的贸易网络协调和组织这些采购商驱动型价值链；第四阶段，在亚洲形成完整的、区域化的服装价值链（Gereffi，1999）。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服装加工生产由日本向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转移。最初主要是在邻近港口的出口加工区进行生产，后来很快扩大到这些经济体内的其他出口导向工厂。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原来仅从事服装加工环节生产活动的厂商开始在国内或者地区内构建自己的制造网络，同时深化与国外采购商的联系，从加工商升级为OEM厂商。尽管NIE 企业在出口导向的OEM生产中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是它们同时也承受着沉重的竞争压力。一方面，它们需要面对来自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低成本生产商的直接竞争；另一方面，欧美市场纺织品出口配额以及本国和本地区货币对美元汇率水平的上升，使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丧失。此外，本地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价格的上涨也大幅提高了OEM厂商的生产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NIE的OEM厂商采用了两种策略来应对挑战：一个是由OEM向OBM升级。一部分OEM生产商利用学习掌握的设计和营销技能，开始在亚洲和欧美市场建立前向链接，向采购商驱动型服装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升级，由OEM厂商转变为OBM（原始品牌制造商）厂商。其中，中国香港的服装品牌最为成功。另一个被更普遍采用的策略是服装生产网络的国际化。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NIE在亚洲或世界其他低成本和无出口配额限制的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国际服装生产网络。中国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向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毛里求斯进行服装制造业转移。
中国内地在改革开放后，邻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香港最主要的服装生产和采购基地。韩国服装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主要是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拉丁美洲、东南亚和南亚的低成本地区也吸引了大量的韩国服装制造商。中国台湾在加大非配额限制市场出口的同时，也向东南亚和中国内地转移了大量服装制造产业，自己则成为服装产业的纺织品原料供应商。
NIE企业用来协调国际服装生产网络的主要机制是“三角制造”。凭借与国外采购商在加工贸易和OEM生产时期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NIE企业从全球采购商处获得订单。然后，它们不是独自进行生产而是将这些订单传递给低成本地区的制造厂。这些制造厂商既可以是NIE制造商的独资分支机构，也可以是合资企业或者是独立的海外分包商。当最终成品根据出口国家的配额直接交付给国外采购商时，“三角制造”过程方得以完成。“三角制造”改变了NIE在全球服装价值链中的地位，使其从纯粹的生产商转变为全球价值链中采购商（零售）和低成本制造商之间的中间人。
2.中国台湾地区企业在计算机硬件产业中的升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电子信息产业逐步成为推动台湾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尽管20多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信息产业部门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台湾都超越了这些竞争对手。
台湾计算机硬件产业主要是替欧美发达国家厂商代工（OEM）生产，依靠累积产量快速攀升而进步成长的。1995年，台湾出口到欧美市场的比例占到3／4，近年来由于亚洲本身的成长以及区域间互动增强，出口到亚洲地区的比例持续攀升，至2002年已达1／3，但是欧美市场的份额仍然保持在60%的水平。在从1993-2002年台湾代表性资讯产品出口中，以OEM和ODM 模式出口的比例在几乎在所有产品中都呈现上升趋势，代工总比例从1997年的62%上升为2002年的76%。其中，最主要的资讯产品笔记本电脑（其产值在2002年占产业总值的三成）的代工比例从10年前的77%上升为2002年的93%，显示器的比例也一直增加，台式电脑从10年前的40%上升到80%多，这三项主力产品增势明显（瞿宛文，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