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ugman 在1991年的经典文献中将马歇尔所提出的前两种积聚优势称为基于外部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pecuniary gains），认为产业集群所带来的专业化的劳动市场和非贸易性支持体系为集群企业提供的外部规模经济则为集群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这种外部规模经济表现为，随着集群中企业数量的增加，对劳动力和中间投入品的需求也开始扩大。本地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获取成本；扩大的中间投入品需求也为上游生产商带来规模经济优势，从而降低了企业中间投入品的获得成本；共享的非贸易支持体系使得每个企业所必须负担的成本大大下降。采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Krugman（1991）研究表明基于外部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是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这一观点奠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派的理论基础。
虽然这些学者没有直接提到生产网络的概念，但是物流成本的降低以及外部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都强调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本地稳定的生产网络。因此，成本降低框架下集群企业的本质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生产函数，而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本质是集群企业通过与本地上下游企业之间构建稳定的（强关系）商业网络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实现企业成长。
但是这种强调稳定商业网络与成本降低的观点在动荡的环境中开始受到置疑。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种新的观点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并开始成为产业理论关注的焦点，一是对作为竞争优势重要来源的知识的关注（Maskell，2001b），二是对集群企业本地套牢的关注（Bathelt、Malmberg和Maskell，2002；Giuliani，2005）。这就产生了本书后面所要提到的三种产业集群分析框架。对应于知识这一关注点，产生了知识溢出框架和集体学习框架；对应于本地套牢这一关注点，产生了跨区域资源整合框架。基于这三个框架，我们将进一步分析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研究成果。
2.2.2知识溢出框架下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
马歇尔在强调本地有竞争力的供应商所提供的基于外部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之外，也强调产业中各种类型的主体之间直接的非计划性的社会性接触（contacts）所带来的知识溢出的重要性。Krugman（1991）将这种优势称为知识溢出优势，并认为知识溢出缺乏明确的可测量性而很难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但在新竞争和新经济的大环境中，环境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知识开始成为稀缺的资源，更快的学习开始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所以，产业集群中的社会网络及其所带来的知识溢出开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核心问题（Maskell，2001b）。
1.知识溢出
基于马歇尔对知识溢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产业空气（industrialatmosphere）的论述，以Jaffe、Audrestsch和Feldman 等为代表的学者最早开始采用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方法研究本地的知识转移是否存在以及这种知识转移局限在本地之中。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外部的研发活动（大学以及其他科研机构的研发活动）对私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绩效的影响。Jaffe（1989）首先以州为单位对本地的知识溢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大学科研投入与本地的专利数量显着相关。随后，Audrestsch和Feldman（1996）复制了Jaffe（1989）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只不过他们以美国国家小企业管理部门统计的小企业商业化创新成果为因变量。因为大企业可以自己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而小企业受制于资源约束难以在内部进行大规模的研发行为，外部的大学就成为一个重要知识来源，所以以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会更具有针对性。Jaffe、Trajtenberg和Henderson（1993）对以上研究思路又进行了创新，他们以专利的引用情况来研究知识溢出的本地性，结果表明，在研发上更倾向于引用本地大学研究成果的企业更具有创新性。基于以上研究成果，Audrestsch和Feldman（1996）认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可以在一定的区域之中有效地溢出；同时，这种溢出知识的隐性特征，使得知识只能在该区域溢出，而不能跨区域溢出，因为这种隐性知识溢出依赖于本地各个主体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
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在证明本地知识溢出方面存在四个主要缺陷。第一，研究地域过大。大多数研究都以美国的州为研究对象，这无疑超出了通常理解的产业集群的地理区域。地理上的不准确性限制了研究的理论价值。第二，没有直接验证本地知识溢出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大小。本地知识溢出仅仅是解释Jaffe、Audrestsch，Feldman等学者的实证结果的一个理论推断，而这一研究结果同样可以利用中间产品的规模经济和本地化的熟练的劳动力市场来说明（Glaeser等，1992）。第三，已有的研究并不能说明大学对企业的知识转移是一种溢出，而不是一种基于正式合作契约的知识转移。
第四，这种实证研究方法更多的是基于都市的经济研究，而不是基于一个产业的研究。而后者才是马歇尔产业集群研究所强调的重点内容。
2.知识溢出的网络基础
另外一些以Becattini、Saxenian，Camagni，Storper，Bathelt等为代表的学者采用非主流经济学方法，主要是案例观察研究方法，研究美国硅谷产业集群、意大利产业集群以及欧洲其他产业集群，直接关注集群中的知识溢出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Martin和Sunley，1996）。尽管不同学者的观点存在差异，但他们通常都强调本地稳定社会文化环境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是促进隐性知识溢出，并将知识溢出局限于本地的关键条件（Storper，1995、1997）。
在现实的案例研究中，GREMI 小组对欧洲集群的研究发现本地特殊的文化背景、共享的编码系统以及经济主体之间建立的密切（私人的或者公开的）关系对企业的创新性具有重要影响（Camagni，1991）。新产业区理论对意大利产业集群研究发现，相同的历史和地理背景的各种社会性系统极大地影响了本地的产业系统，并且社会文化系统与产业系统彼此交缠与强化，共同促进了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成长（Storper，1995、1997）。在巴登-符腾堡地区中，本地的产业系统嵌入一系列的本地支持性机构（包括本地政府、商会、区域性银行和各种服务中心）之中，这种社会嵌入性提高了集群企业的关联性，从而构成了本地创新系统；这种本地创新系统可以有效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并有利于集群企业快速地掌握本地所“弥漫”的各种知识（Cooke和Morgan，1998）。
基于以上研究，Storper（1995、1997）把集群企业与其他企业和非企业机构之间的关系分为贸易性依赖和非贸易性依赖，认为贸易性依赖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包括Weber所强调的交通成本降低优势和Krugman所强调的基于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固然重要；但非贸易性依赖关系对集群企业成长同样不可忽视，因为本地的非贸易依赖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知识溢出优势，有利于企业快速掌握本地流转的知识，从而实现企业成长。后来，Storper和Venables（2002）进一步强调基于面对面交往的本地社会网络是产业集群内部知识溢出的渠道，因为社会网络中面对面的交往促进了集群中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有利于不同主体之间信任的建立，可以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实现知识溢出。
因此，产业集群中密集社会网络使得隐性知识可以有效地在本地传播，从而形成本地“产业空气”。Storper和Venables（2002）将这种产业空气称为“信息场”（buzz），认为信息场使得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溢出局限于本地，为本地企业提供了竞争优势。Bathelt、Malmberg和Maskell（2002）对产业集群中的“信息场”进行了更为直观的论述。
信息场是指产业集群中主体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所产生的专业化的和不断更新的信息所构成的集合。面对面（face to face）的交流有利于建立在特定产业领域中共享的文化传统与行为惯例，形成对同一技术领域知识的类似的表达和理解能力。这就进一步促进主体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相互学习：不断地共享自己的知识，同时也在吸收外部的知识。
参与本地的信息场不需要专门的投资。集群中的主体不需要刻意搜寻，信息场中充斥着各种信息、传言和集群中其他主体的及其行为的信息。
这种信息溢出可以通过与本地供应商的谈判、在工作时间的电话沟通、与邻居在花园中的闲聊以及与同事在工作午餐的交流等多种渠道来实现。
基于面对面交往的社会网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围绕本地非企业机构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例如，Owen-Smith和Powell（2004）对华盛顿高科技产业集群中的研究发现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社会性交往促进了知识溢出。第二，企业衍生与员工流动所形成的人际网络。很多学者指出，这种人际网络所带来的社会信任和共享的知识基础可以有效促进隐性知识的溢出，从而成为集群企业知识溢出的主要渠道（Saxenian，1994；Cooke和Morgan，1998；Dahl和Pedersen，2003）。
因此，在知识溢出框架下，集群企业的本质是知识的集合体，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实质是依托本地社会网络获得本地知识溢出实现企业成长。
但知识溢出框架也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如果集群中所有的知识都可以通过本地社会网络溢出，那么所有的集群企业都拥有类似的知识基础和知识结构，企业也就难以利用本地网络实现创新。同时，如果知识可以在集群中无摩擦地溢出，那么就没有企业有动力进行知识创造，每个企业都会被动地等待知识溢出，安享“搭便车”的外部性优势，所以在纯粹的知识溢出逻辑下集群注定要走向衰亡。Breschi和Lissoni（2001）指出，基于面对面交往的社会网络仅仅使得企业可以更容易知道谁拥有有价值的知识，哪里有更好的发挥自身价值的地方，但是对于促进企业间隐性知识溢出的作用却令人怀疑。首先，大学与科研机构的知识在本地的转移并非单纯的知识溢出，而更多的是企业与这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合作以及人员的直接流动，例如大学研发人员的直接创业行为（Zucker、Darby和Brewer，1998）。其次，基于人员流动形成的人际网络所带来的知识溢出的作用有限。研究表明，人际网络有利于知识溢出，但溢出的知识仅限于一些小的思想（small ideas），这些思想的公开并不会损害传播者自身的利益。而一些具有战略价值的知识就会由于利益冲突的原因而难以通过人际网络转移。同时，双方都会知道哪些方面可以咨询，哪些方面不可以咨询，尤其是在双方企业还处于竞争的位置上。再次，与顾客之间的面对面交往对企业获得知识比较重要，但在竞争者之间这种社会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就会弱很多。最后，除了社会网络，商业网络对企业之间隐性知识的传递具有更大的作用。Maskell和Lorenzen（2003）认为，产业集群网络的本质是本地社会网络所形成的“信息场”，但在现实中，集群企业之间以及与跨区域伙伴之间稳定的合作关系是集群企业获得企业特有（firm-specific）隐性知识的重要方式。所以，一些学者开始分析集群企业的社会网络和稳定的商业合作网络对集群企业成长的影响，即集体学习框架下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