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把天空切割成不同的部分，一半是光明、一半是黑暗；也把大地分裂成不同的部分，一半是实体、一半是阴影。站在生与死的界限上，诗人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交给这个世界，而另一部分交给隐匿在世界背后的那些动向、那些影子、那些脚步，认为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具有与这个世界同等的价值，倾听它们在风中摇响或沉默。读米沃什的诗歌，就像看一出出黑白的无声影片，一方面有着关于事物的有力轮廓，鲜明而生动，就像我们上面所举的两首诗，其中的场景栩栩如生；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物体的声音仿佛被一头不知名的怪物吞吃掉了，它们都处于某种湮没无闻的状态，嘴巴上仿佛被贴上了封条。这也许成为阅读米沃什诗歌的一个障碍，因为仿佛有一股来自地心的引力，要把这些句子带到地面之下，而不是放在嘴里甜甜地咀嚼，或者像翎毛插在头上加以炫耀。“岛屿是沉睡的动物，／在湖的巢穴里，／它们躺下来，呜呜直叫；／它们头上是一片乌云。”（《最后的声音》，绿原译，下同）“在白色正午在残砖断壁中间，让蛇／在款冬的叶子上取暖吧，让它沉默地围着无用的金器转着发光的圆圈吧。／我不想回去。我要知道在拒绝了／青春和春天之后，在拒绝了／那些在狂热的夜晚／情欲从中流出的红唇之后／还有什么剩下来。”（《别了》）越到后来，这种带有波兰文化中特有的阴郁氛围的场景，越来越具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性质，仿佛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点什么，某种临时的平衡就要打破：“睡眠：岩石和海角将躺在你体内。／荒芜的地带有不动的动物军事会议，／爬虫的大会堂，泡沫四溅的白茫茫一片。睡在你的上衣上吧，你的马在啃草／一只苍鹰在测量一座悬崖。”（《这是冬天》）
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景象都通向一条草木不生的绝路。如果说一个诗人要有所承担的话，那么承担死者给人们留下的巨大的空白，承担巨大的灾难之后精神上的空虚绝望，则是那些高唱“道义、良知”者永远不会明白的。高调论者们口口声声谈论“诚实”，但恰恰将对自身的诚实排除在外，有关自身的黑暗和软弱并不出现在他们的词典当中。他们的“良知”是用来检查别人内心的，是别人良心的检察官，而并不是用来感知自身，并通过感知自身的疼痛和尴尬，从而能够感受和体验他人。“但我身上除了恐惧一无所有／除了黑浪一无所有／我是刮在黑暗中又消失了的，／我是去了不再回来的风，／是世界的黑草地上马利筋的花粉。”（《她》）“我们是一个掠过一长串屋子的回音。”（《茵陈星》）“没有影子的东西，没有力量活下去。”（《信念》）一再触及那些不发出声响来的事物，去推开无人问津的柴扉，米沃什走的是一条寂寞的羊肠小道。
但这只是米沃什所遭之罪的上半阙。他真正的苦难还在后头。
必须把米沃什1951年的离任出走和比如昆德拉以及苏联诗人布罗茨基区别开来。后两者都是因为作品在国内惹了祸，遭到禁止，基本生活都遇到了困难。布罗茨基因为写诗，甚至以“寄生虫罪”被判劳教三年。结果最后一次迈出牢房的大门，便被塞进一架其本人方向不明的飞机，目的地是巴黎，从此流落西方。米沃什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的作品和他本人都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并且他身为国家官员而非平民。当时关于斯大林以及苏联集中营的罪行还没有被揭露，战后由全民投票和立法议会选举的“人民波兰”刚刚诞生不久。
需要引进另外一个维度作为参照。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托曼斯·曼恰好旅居瑞士。对于从祖国传来的消息，他越来越感到怒不可遏。纳粹宣传机器中宣称的所谓“新的德国”，所谓“民族革命”，对于这位自认为是从路德和歌德传统中生长出来、无限热爱德国传统文化的作家来说，是无比粗野的公然挑衅。而且许多知识分子居然都跟着起哄，托马斯·曼称他们在报纸上的作为是“精神杂耍”。不久前成立的“帝国作家联盟”要求托马斯·曼公开效忠在“国家权威”精神下的文学。他的一位老朋友恩斯特·伯特兰姆最终把托马斯·曼惹恼了，是因为他竟然把席勒说成“一个陶立克式德国一腓特烈男人”，这使得托马斯·曼断绝了与他的来往。1933年到1936年，这期间离战争、集中营、大屠杀还有好几个年头，这位德国大文豪、贵族礼仪的典范，被称为“最孤芳自赏的欧洲精英的王冠上的钻石”，在私人书信中，用了全部“酒吧斗殴式语言”：“白痴”、“流氓”、“令人厌恶的小丑”、“悲惨的可怜人”、“邪恶的闹剧”、“奴隶的劣根性”、“精神上的阉割”，等等。1946年才出生的波兰年轻历史学家米奇尼克1986年在雅鲁泽尔斯基当局的狱中，阅读了这批后来才被发表的信件，苦苦思索这位文明的杰出代表，为什么“在言辞上失去了控制”？米奇尼克的结论是——因为所有这些做法背后的“野蛮和荒芜”。“多么不可思议的粗野！”对于人类文明的侵犯，把人的头脑削弱成宣传机器的一个容器的做法，没有比这更加粗野的了。
如果不能深入一个作家对于精神自由、创作自由的要求，单单从一般的道德立场甚至国家的立场来说，米沃什的做法迄今仍然有极大的争议。相反，在一些完全不存在争议的地方，也很可能存在某种误区。逃离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有什么过错？这样的辩护其实同样太意识形态了。许多事情、行为表面上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所持理据不一样，实际上就不能混为一谈。对于诗人米沃什来说，他直接面对的可能不是制度、国家、民族身份等，他感到关系最密切的是，头脑和想象力如何自由地展开、他自己的写作如何延续，以及如何保证自己新的作品在一定的水准之内。不难想象，从那样一个先锋写作的圈子出来，他太知道什么是写作的尺度。
然后你就来理解他的这样一些行为：不幸流落巴黎街头之后，生计无着，他后来说这一阶段对他来说，甚至比战争时期更加困难。没有工作，还要养活一个家庭，然而他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电台写稿的流亡作家！当然他给流亡杂志《文化》写稿，稿费不高但他心甘情愿。在写了几部有关现行社会制度的作品（《对权力的攫取》《被禁锢的头脑》）之后，他立即罢手，觉得自己没有向西方世界介绍他曾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制度的义务。在巴黎他将冷门的法国女哲学家薇依的作品翻译成波兰文在流亡出版社出版，他愿意对“波兰异端的宗教思想”作出贡献；同时他还翻译了雷蒙·阿隆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但并没有像对待薇依的著作那样，署上自己的名字和写一个导言。1960年，他到了美国，很快在伯克利大学斯拉夫语系取得教职直至终身，他感谢美国使得他的生活有了保障，感谢只有在美国他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在法国便不会，但是他把自己归作“极端的反西方分子”，为自己“生活在西方这么多年没有蜕变”（见米奇尼克访谈米沃什《人在清晨需早起》）感到十分自豪。在一篇文章里，他甚至把两种制度相提并论，认为处于随时失业的恐惧之中和处于随时被监禁的恐惧之中，并没有孰好孰坏的问题。当然，不能不提的是，对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波兰兴起的民间独立社会运动，他也并没有公开表示过热情或者兴趣，他跟这些持异议者没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刚才涉及的那位米奇尼克曾经提到，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利希·伯尔，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君特·格拉斯，都曾经公开署名呼吁支持波兰工人运动，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而这个名单上却从来没有出现大名鼎鼎的本国同胞米沃什！哦，对了，当他的热情读者米奇尼克1985年在牢里，由美国某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米奇尼克的文集《狱中书简》，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为此写过一个序言。但那篇文章如此糟糕、如此不得要领，使得我无法将它翻译出来，这篇不长的文章实在不如米奇尼克这本文集中的任何一篇。按照我们这里的某些人的观点，你可以把他称为“波兰的昆德拉”。
但至少米沃什是承担所有这一切的！他知道自己的弱点，知道自己全部的脆弱、彷徨、迷茫和缺少勇气。他从来没有用任何借口予以推卸。他甚至承担了自己不应该承担的！在离任出走这件事上，他的处理方式仿佛那是一件私事，然后你可以在他的诗作和文章中无数遍地读到有关自身的罪责、罪孽、羞耻等。“至于我的罪孽深重，有一桩我记得最清楚：／一天沿着小溪，走在林间的小路上，／我向盘在草丛里的一条水蛇推下了一块大石头。”（《路过笛卡尔大街》，绿原译）据译者注释，按立陶宛的民俗学，“水蛇”是神物；而对于屡遭侵犯的波兰人来说，没有比“忠诚”更重要、更敏感的了，这个神物则应该是“忠诚”。当然，对所有这些东西不可以作一种“窄化”的理解，不可以将诗中的有关表达和某件现实的事物直接挂钩；如果是那样，便是缩小了米沃什精神上的宽度、那种对其他生命一视同仁的巨大的包容力量，就像本篇文章开头所引的那句话中所表达的：某种创痛存在于他体内，也存在于其他人体内。在这个意义上，米沃什在诗中通过“我”而表达的对于“罪”的感知，是在向所有人开放对自身罪的认识，是替别人感知和承担他们的罪恶，其效果能够唤醒我们对自身人性种种弱点的感知和承担。在我看来，没有比“知恶”尤其是知道自身的恶，体现更多“良知”和“良善”了。“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使命》，杜国清译）而在一首致印度诗人雷杰·饶的诗中，他是这样向友人敞开心扉的：“雷杰，要是我知道／那病的原因就好了。／多年来我无法接受／我在的地方。／我觉得我应该在别的地方。／……雷杰，这并没治愈／我的罪过和羞耻。／不能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一种羞耻。……假如我有病，这毫不证明／人类是健康的动物。”（《致雷杰·饶》，杜国清译）很多人提到他一直使用母语写作，这被认为是一种忠诚的表现，依我看，与其说是显示“忠诚”，不如说是运用母语，诗人进行着他那无望的救赎。“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总是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我懂得，这指的是我的教育：个性的荣誉被剥夺了／命运铺开一面红地毯／在一出道德剧的罪人面前。”（《我忠实的母语》，绿原译）
我的一个在波兰生活多年的朋友说不喜欢米沃什的“自恋”。但是与一般自恋的人更多地迷恋自己的优点不同，米沃什似乎有点过分迷恋自己的缺点，而把自己的优点故意省去。这本《米沃什词典》中有关他自己的部分，提供了这样一种形象——“我一生的故事是我所知道最惊人的生命故事之一。的确，它缺乏一个道德故事的清晰性。”在他1984年为自己所选的诗篇《被拆散的笔记本》中也基本上如此。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米沃什，这个米沃什我们不甚熟悉。波兰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米奇尼克，谈到波兰民主传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有四位，他把米沃什放在了第一位。这个学历史出身的米奇尼克可以随口引用米沃什的诗句，迄今我还没有找到他在牢房里写作所引用的这两段米沃什诗的出处——“一切都不在人们的掌握之中，但是每一件事情又都取决于你。“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米奇尼克本人接着写道：“于是你想成为那颗让雪崩形成的石子。”在一篇文章中，米奇尼克将民主形容为“灰色的”，因为它是“罪人、圣徒和猴子把戏的大杂烩”。而在表述什么是“灰色”时，米奇尼克说，那是在“激进的红色和黑色的压力之下，所丧失的那些东西”。米沃什就是这么一个被红与黑所无法吸收、被它们所要一笔勾销的灰色人物。几乎很难再寻找出一个比他更典型的灰色人物了。也许，与此相比肩的就是那位以“消极自由”著称的以赛亚·伯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