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哈维尔，分享共同的底线
难道我们自身的苦难还不足以教育我们、担保我们，让我们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和忠直地说出它们？难道要让我们这些爬过十八道坎越过十九道沟的人，跟着一天也没有受过这种罪的外国人亦步亦趋、看他们的脸色行事？难道那些“老外”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真正关心和有这个能力判断中国的问题，就像我们当中真的有一个人去关心和有能力判断尼加拉瓜的问题？他们真的比我们更加知道我们社会的症结所在或者对此知道得更为清楚？这怎么可能和说得过去？
——题记
一
哈维尔从一开始就分享着西方知识界批判资本主义的成果。换句话说，他始终是在“全球语境”中建立起自己的思考。
他早年作为荒诞派剧作家直接继承的便是批判的现代主义精神。这种批判其反思的主要对象是在一个由技术理性所主宰的失去上帝的世界中，人的个性、自身一致性（indentity）所面临的危机。这远远不是一个极权社会中突出的和特有的现象，而是分享着他的西方艺术家同行们共同的视野。他是这样一再表达自己创作的前提和动力的：
“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所思考的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的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了我梳理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都是这个题目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6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种戏剧现象（指荒诞派戏剧——引者），因为它展示了‘处在危机状态中的’现代人——失去了对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和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意义的感知。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根本。”7
6 Vaclav Havel： Letters to Olga，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88.
7 Vaclav Havel： Disturbing the Peace，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1990.
这个立场显然是被称之为存在主义的思潮和艺术所代表和传播开来的。哈维尔并不隐晦这一点。“我从年轻时所读过的所有哲学中，存在主义，当然也包括现象学，对我总是最富有刺激性和最能吸引我。我喜欢这些作家的作品，但我这方面的知识一直是十分肤浅的。我受他们思想氛围的影响远远超出对他们具体论点、概念和结论的兴趣。”8他提到的这些作家有：卡夫卡、贝克特、尤奈斯库、品特、海德格尔等。他说过阅读布洛德写的卡夫卡传记是他生活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他甚至曾经私心里认为没有比他本人更理解卡夫卡的了。至于贝克特，哈维尔多次分析他的作品倾向来解释有关“荒诞剧”的概念，乃至在他最后一次坐牢期间，这位英国“老师”特地为他的这位未曾注册的捷克“学生”写了一个剧本：《灾变》（Catastrophe）。9
8 Vaclav Havel： Letters to Olga， Henry Holt Company， 1988.
9 Vaclav Havel： Living in Truth，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89.
当然，哈维尔绝非从书本到书本跟着西方先锋派同行亦步亦趋。他解释自己和这种现代主义艺术一拍即合的原因，首先在于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从而获得了“从下面”（from below）看问题的眼光——“从下面最能看到这个世界荒诞和喜剧的方面”。同样重要的还在于他亲身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他形容自己二十岁那年（1956年），正是一个著名的“解密”时期，周围人们第一次经受普遍的、空前的大崩溃：“第一次地，那种奇特的关于真理和谎言的辩证说辞，被谎言掩盖的真相及希望的被篡改歪曲（即今天的人们才如此熟悉的东西），深深地击中了我们；并以这样一种原发性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现代艺术的基本主题：有关人的自身同一性及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分裂。”正处于接受世界印象最强烈的时期和试图取得对世界总体看法的年龄，遇到的却是处处分崩离析的现象，听到的是一个庞然大厦坍塌的声响，这种经验对一个人太重要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也经历过非常类似的情况：比如1976年正处于二十岁左右年龄的人，同样也赶上了一个历史关键性的“解密”时期——拨乱反正，面对大量首次被揭开的闻所未闻的事件，听到那些至今还难以相信的悲惨故事，他有一种双脚迈不动了的感觉。在历史的“最强音”背后，原来是如此的残酷、盲目、不合理和恶。他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历史，就先行分享了这样一种混乱和痛苦不堪的历史“地平线”。对哈维尔来说，能够找到一种形式（哪怕是被称之为“荒诞的”）来表达自己（也是所处时代的氛围）对生活的真切感受是幸运的，在这种情况下，“形式”本身所拥有的对于经验的整合力量，可以使人有效地避免因外部世界的溃散而导致个人内心破碎、凋零和瓦解，甚至因为无力应付这种外部的混乱，无力穿透和整合它们，而逐渐导致另外一些形式的僵硬、蛮横。
是否可以在“批判”中划出一类，称之为“反省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从某个外部的起点开始，涉及一个与己无关的外部对象，比如在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之间进行的那样，互相指责和攻击。“反省的批判”产生于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的内部（腹腔），是对自身事务的检点和清算，是对包含自身之内、与自身有牵连、意识到自身无法解脱的周围环境的反思。实际上，尽管称之为“内部”，但是一个社会“反省的批判”的产生，却是需要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才出现的，是历史走到了某一个点上才浮现的某种思想景观。这个时刻，可以称之为“神话的破灭”的时刻。有人试图在破灭的废墟中建立起他们艰难的思考。存在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说属于这一类。不同于无产阶级的批判在于，它代表了一个社会自身神话的破产，批判者听到了资本主义大厦内部碎裂的声音，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屋顶下的任何人都是无法解脱的，包括批判者本人。这时候，反省社会的黑暗便和反省自身的黑暗联系在一起。谁也不能说只有他的鞋子是不湿的。所以在存在主义的作品中，具有大量的对人性自身恶的反思。这远远不能简单地归置于抽象的人性论或人道主义的缺陷，恰恰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读到了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意识”，读到了活生生的历史的灾难和黑暗，读到了在这样一个破灭的时刻清醒的人们所拥有的清醒的痛苦。这种批判之特别有力在于：它不贩卖任何廉价的也是虚幻的方案或出路。
如果说，在法国，这样一种批判是由1910年左右出生的人所代表的（萨特出生于1905年，加缪出生于1913年），在他们的作品中生动地体现了那个社会整体神话的破灭，那么，在捷克，“反省的批判”则要往后推迟一段时期，因为这个年龄的人在战后立即陷入了另外一种幻觉之中。更深的危机要等到再过一个阶段才暴露出来，需要由另外一些人来承担。这就是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这批人。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36年生人”酌表达，其中包括后来到美国成大名的电影导演福尔曼（影片《莫扎特》的导演）。在中国，时间要更往后推，这种“反省的批判”出现在某种理想和理想的社会在释放了它的全部能量之后。所以，比较起来，在捷克19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出现的东西，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更容易接近。这样一种人就好像是从历史的隧道中被输送出来的，是从历史的腹腔中被释放出来的，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加入任何一方，所以变得与历史的几乎所有方面有牵连而不止是和其中的某一方面。他继承了多重灾难的同时也继承了不止一种社会实践所包含的理想主义。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哈维尔的文体在我们有些人眼中显得那么缠绕晦涩，因为他所面对的问题是复杂、缠绕、纠结的。他的哲学的表达方式和他的荒诞派戏剧一样，是他与历史及其任何一方保持足够距离的一种方式，当然也包括与他自身保持足够的距离。历史的黑暗并不在人自身的黑暗之外。
顺便地说，从历史的腹腔中“反刍”出来的东西，它要承担和直接对此负责的是历史和生活本身，而不是满足任何一种学院化的生存机制。它不参加任何一种学术政治的分配。它带着历史和生活的“血迹”，也可能带着它的缺陷和“浅薄”。今天在中国阅读哈维尔的人，看起来也不像是要从他那里获取任何学院政治分配的份额。
二
以下这个问题进一步表明：在目前中国的语境中，按说哈维尔似乎更容易被称为“新左派”的朋友们所认同，他的现代性批判的立场，他始终没有放弃的“左派”精神，但实际上他却更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朋友们所认同。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耐人寻味的。
从历史上看，曾经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传统深厚悠久的国家。1948年，这个国家的人民自由选举，将政权和平地交到共产党手中。处于时代的气氛之中并从中汲取成长所需要的营养，是每个年轻人的必修课，哪怕他本人处于某种被排斥的边缘状态。这种情况和我们当中许多人的经历何其相似：把背叛资产阶级父母作为自己的成年礼。“我一直是个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人，而且无疑在我父母最困难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深深地伤害了他们（好在只是从言辞上）。”“看起来很奇怪，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不信——我的资产阶级背景在我心中唤醒了（或更确切地说，加强了）一种社会情感和反抗情绪——对于不应得的优越条件、不公平的社会藩篱、由于出身或其他原因造成的高于他人的地位以及任何有辱人类尊严的东西。”10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到了后来，到了历史把哈维尔置于直接面对所处社会极权主义制度的斗争中，与这个极权主义发生正面冲突时，他仍然十分尊重自己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继承来的社会主义精神成果。在有关社会主义的任何一次表达中，他都显示了足够的保留和敬意，就像同时侧着身保护它们一样。更准确地说，在他批判后期极权主义社会时，始终是把它放在欧洲资本主义的语境当中，他所站立的那个批判的精神立场，不仅适合于后期极权社会，同样也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他立足于、分享着对这两者同时批判的共同的底线。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仅仅想要“复辟资本主义”！（那是当时当政的人们用来称呼他的）
1O Vaclav Havel： Disturbing the Peace，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1990.
1975年，哈维尔写给胡萨克的那封长信，是继1968年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之后第一次公开的和最重要的决裂。在信寄出两个星期后，他在自己乡间的居所回答记者伊希·列戴莱尔的采访时，仍然自诩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然，同时他也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作了清晰的区分，尤其是指出共产主义实践如何令某种理想走了样。他说：“我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甚至认为我从共产主义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11
也正是在这封长信中，哈维尔描述了后期极权社会中，当权者如何制造和利用恐惧，将人们的注意力导向仅仅是对于消费品的兴趣，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一方面是人们消费热情的高涨，另一方面是人们屈服于自己道德水平的下降，屈服于精神上的被动压抑和屈服于自己的屈服。这样的批评不能不说同样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希望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害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工具。”12其中提到的“消费品社会”、“复杂操纵的顺从工具”，正是批判所谓“资本主义”的用语。
11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12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