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维尔辞世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如何从他那些喧嚣的故事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形象？他如何从一个文人、一个曾经的阶下囚，变成一国之总统？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他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他之后承受的是什么？很难说，这个人当上总统，是命运对他的眷顾，是一种成功。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对于一个缺少权力欲望的人来说，那是另一种酷刑。
一、共同的犯罪感
1975年，他写给当时捷克总统胡萨克的那封长信说明了什么？这年他三十九岁，是一个剧本不能在国内上演的剧作家。
“在我们的办公室和工厂，工作照样进行，纪律正在奏效。我们公民们的努力正在产生可观的效果，生活水平缓慢地增长，人们盖房、买汽车、生孩子、寻找消遣，过他们自己的日子”。这一年是苏军1968年入侵之后的第八年。“在每一个社会动荡之后，人们最后总要回到他们的日常劳作，共同的原因是他们要活着。”
“稳定获得了成功。”但是，这一切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哈维尔回答：“人们被恐惧所驱赶。”因为恐惧，人们在公开场合说自己不相信的话，参加走过场的选举，满足向他们提出的每一个看似无伤大雅的要求。某种恐惧甚至并不具体，有些模模糊糊，但就是感到不安全。每个人都感到有某种东西要失去。有特权的人，也会担心有朝一日失去特权。
在恐惧的支配下，这个社会人们的道德水平降到了最低点：什么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便支持什么。追逐权力和个人目的时，他们“变得没有原则，没有脊梁骨，乐于接受任何羞辱”，随时准备牺牲他人和放弃自己做人的尊严。“压抑你对真实的兴趣，使你的良心保持沉默”，而“官方支持这种能量向私人领域的输出。”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被公开地贿赂”。
问题不仅如此。这种结构性的恐惧，人们不仅不愿意说出，甚至自己也不承认。谁愿意承认自己正处于别人的威胁之下？那会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因此，人们发明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胡吹海夸、口是心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个蔬菜水果店的经理在他的西红柿和洋葱之间，插上这么一条标语，好像他对这件事情真的很着急似的。
在1978年那篇《无权者的权力》中，哈维尔分析道——在这条标语背后，实际的潜台词是：“我，水果店经理某某，住在这儿并且知道我该干什么。我的行为符合人们的期待。我是可信赖的和无可挑剔的，我是服从的。因此我有资格留下来。”如果有人问起来，这位经理还会振振有词地说：联合全世界无产者，这有什么错吗？
多么周折啊。人们总是话中有话，你不能按照他们表面上所说的，得出某个结论。不能根据他们手中正在做的，认为这正好是他们想要的。这对于访问布拉格的外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哈维尔称之为“在外面的人看不出来，在里面的人说不出”。这种情况对于中国人也不该陌生。当然，里面的人只有一套互相理解的密码，属于潜规则的组成部分。人们心照不宣。
如此，哈维尔非同寻常地搅动了一个“平静”局面。尽人皆知的是，官方在竭力隐瞒真相，关于历史和关于现实的，各种粗糙不齐的东西都在他们的剪刀之内。在这个前提之下，普通人也在隐瞒他们自己生活的真相，向别人也向自己隐瞒他们原来生活在屈辱当中。“不仅是制度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也支持这种制度，将其当作人性自身无意识的企图，作为其自身堕落的一种堕落召唤，作为人们丧失自身的一种印迹。”
将哈维尔比作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是远远不够的。哈维尔的意思是，人们围在路边不去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穿衣服，或穿得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少得多。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有勇气是不足的，这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生活的洞察力或穿透力。哈维尔是在还没有进入语言表达的“黑暗层面”进行工作，运用语言的光亮穿透那些晦涩的生存领域。在这一点上，哈维尔不同于索尔仁尼琴。后者告诉世界存在着一个古拉格群岛的地方，哈维尔对身边的人说，我们人人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型古拉格群岛，同时身兼狱卒和囚犯。共同的犯罪感，将这个社会结合在一起。
在给胡萨克的这封信里，哈维尔还谈到一个社会的创造性从何而来。那是一些难以察觉的火花，来自少数人的头脑，很少有人马上意识到这些火花的意义，包括当事人本身。因而，保护尚处在萌芽之中的东西，需要一个好的精神运行的空间，一个总体上文明的气氛。好东西不是单独前来的，而是与其他好东西一道而来。如果任意颁发对文化产品的“拘捕令”，那一个民族如何拥有新的创造力呢？
“如果没有一本新的捷克小说，”哈维尔说道，“读者不会上街游行，并且最终你总是可以找到什么来阅读。但是，谁敢估计这件事情对捷克社会的真正意义？谁知道在以后的几年内，这种中断将怎样影响道德的氛围？它将怎样削弱我们了解自身的能力？这种文化的自身了解的缺席将会产生多么深的烙印？一个人将要回头走多远？”
他的眼光如此深入和细致。这些表述，即使仅仅从文章来看，从智性活动的要求来看，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丰富、深化和提升了essay（通常译为“随笔”）这种文体，创造了一种与现实楣平行的语言形式，以富有洞察力的表述制伏了现实的混沌和狂乱。他事后开玩笑说他的朋友认为，是因为他写不出新的剧本来，才提笔给胡萨克写这封信的。这至少表明，给国家领导人写信，也是被一种创作的灵感所驱使。
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尚不知道哈维尔是一位总统，便对他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那时候我感到非常困惑和忧郁，感到自己的经验和语言产生很大的分离和分裂。现实仿佛是竖在我面前的一道屏障，是个障碍物。从哈维尔这里，我找到了让精神通往现实的途径，感到从未有过的头脑解放和心灵解放。
二、存在的革命
“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哈维尔用了很多篇幅形容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看上去，这里完全不适合民主，是“自我中心、伪善、冷漠、懦弱、恐惧、服从，从个人责任中逃脱出来并无视其普遍的结果”。用我们这里某些人的话来说，即“民众的素质很低”。
哈维尔的洞察力再次显示出来。那个“隐藏的结构”里，不仅有这些令人难以启齿的东西，而且还有完全与它相反的一面。既然人们不得不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么在他们内心深处，就有着“生活在真实之中”的强烈冲动；既然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屈辱之中，那么他们同样有着“生活在尊严之中”的强烈冲动。
“生活可能臣服于一个长时期使她彻底地被强暴、令其衰落和麻痹的社会结构，但是她不可能永远止步不前。尽管她一千次被迫疏远自身，但她总是能以某种方式使自身复原。不管怎样被粗暴地蹂躏，她最终要比蹂躏她的力量活得更长久。”“生活”的说法，是哈维尔来自现象学的一个表达，那是一个与布拉格关系十分密切的欧洲传统，中国人难道不可以用“历史”来带入么？那就是——历史不可能永远止步不前，她最终要比蹂躏她的力量活得更长久。
这是哈维尔更加过人之处。一般来说，人们在经历了一个全面肯定的时期之后，会迎来一个全面否定的时期，怀疑和不信任一切，概莫能外。在某种意义上，哈维尔的那位同胞昆德拉便是如此。经历了怀疑失落之后，便不再将心灵的探头伸向更加深远的地方。在那里，仍然蹲伏着人的良心、责任感、勇气这些最为古老的价值和力量。通晓这种力量，与一个人的学识无关，与他的聪明无关，甚至相反，需要人有一点拙劲。比起聪明的昆德拉，哈维尔显得有些笨拙。虽然在年龄上哈维尔比昆德拉年轻七岁，但后者努力表现得更加时髦，没有被时代落下。
然而，“生活在真实中”，却是生活在“可能性”中；是以“隐蔽的层面”，去反抗“现实的层面”；是依靠从自身深处升起的力量，而不是追随任何他人，不管是旧权威还是现代明星。它当然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而不是停留于光滑的表面。它不可能是一条看上去光明的大道，而更像是旁门左道。在这一点上，哈维尔身上的艺术气质与知识分子气质结合到了一起，走的是冷门而不是热门，然而却有着巨大的、难以想象的潜力。那是人性中最为深沉的力量，是整个社会有待焕发的沉睡力量。“一个人的秘密是他责任感的秘密。”哈维尔说。
1976年年底，捷克一个名叫“宇宙塑料人”的乐队几名成员被捕，哈维尔与一些朋友要求政府遵循已经签订的《赫尔辛基人权条约》，这便是“七七宪章”。它只有六七千字的内容，其中先是描述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普遍存在的现象——“受害者不能进行公开辩护”，“只要稍微偏离狭隘的官方意识形态或审美标准就不能出版”，尤其是“最近对青年艺术家的审判”，提出“在我们国家，维护人权的责任自然而然首先落在国家和当政者身上。然而，这一责任也并不仅仅落在他们身上。每个公民都应该为本国的人权状况承担一份责任”。
在这份文章上签字的有像哈维尔这样的剧作家，像伊凡·克里玛这样的小说家，像瓦苏里克这样的文学批评家，还有像扬·帕托切克这样的哲学家（并且是主要发言人），演员帕维尔·兰道夫斯基这样的。有将近一百位共产党员也签了字，“七七宪章”的另一个发言人为前外交部长伊希·哈耶克。这些愿意为民族的明天承担责任的人们，率先撕破由恐惧和谎言织成的罗网。哈维尔作为三个发言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很快被捕，拘留至五月份。当年十月份，哈维尔被判十四个月的监禁，有条件缓刑三年，罪名是“危害共和国”。官方报纸上对他的评价是，这个资产阶级百万富翁的儿子，梦想要复辟已经失去的旧天堂。
哈维尔为这场审判写了一篇文章，在我们许多读者的耳朵听来也许愚不可及，但这份离法庭最近的东西，也许最能释放哈维尔的心声：“在布拉格西区判决委员会面前所展开的，也许是一场人类生活意义的争辩。……讨论究竟什么是人在生活中应该追求的：是接受这个沉默的世界，加入服从的客体，还是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内容；是保持‘理智’适应这个世界，还是有权以自己人格的诚实作出反对。”（《诗人政治家哈维尔》）这是他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他脚下扎根的土壤。他与他的朋友们共同分享的这个起点，远远不同于早些时候修正主义意欲在现有框架之内的改良，虚无主义的官方权威无法理解他的思想，更无法理解他的行为。他令他们目瞪口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