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海德格尔是那种“榨取女人”的男人。在和一个倾听者的关系中，他是付出者。何况这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付出。整整四年，也许他感到能量的过度消耗而疲惫了？也许他需要重新回到自己的独处状态？他感到他和阿伦特之间暂时不会再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内容？当阿伦特还没来得及向他表达远走的愿望时，他却主动提了出来，尽管理由是那么明显的可笑。又一次地，他承担了“罪过”。他维护了自己也维护了阿伦特。包括现在，谁都不难看出，他俩分开为好。这种“无世界性”的状况应该结束了。
阿伦特是矛盾的。她既想走，又不想走。既想拥有“伟大的爱”，又不想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但分手的话最好不要由她来说出。她不想承担这种东西。还是让她一味地保持自己的“消极”状态吧。
这是不是一个性格问题？像阿伦特这样的女人，在离开男人之后，她永远不会细数自己在哪儿受了损失，列出自己的“伤痛”，并把它们当作自我炫耀和炫耀给世人的东西（如果碰巧是一个女作家，那她就有事可做了）。像过去一样，她全部、无条件地默默地领受了下来，“照单全收”。这样做显示了：一方面，她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是独立的、自愿的，她和海德格尔处成那样一种关系仅仅表明她是一个自我决断的人，别人怎么看，她不在乎；另一方面，她天生不会计较，相反，更适合感激和感谢，她考虑得更多的是海德格尔给予她的东西，那是一份非凡的礼物，使得她的生命得以像现在这样壮大和宽阔。没有海德格尔是不可以想象的。包括她一向的独立性，离开海德格尔时，她的独立性及所需要的孤独，不只是她个人的，还有海德格尔的，是双份的。
这是一个心智完整的女人。她知道如何避开那些不健全的东西，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生命、头脑和感情的健康和质量。她是不受伤害的，尽管她也有十分惶悚的时刻。她的生长性在她一切优秀品质中居于领先地位。
初版于1951年的阿伦特第一部重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这位往日的学生对老师的学说作了明显的清算。这是阿伦特作为一个流亡的犹太人的身份所决定的。这种清算包括把对“孤独”的欣赏变为对“孤独”的批判。“思”需要“孤独”，但人们和世界的关系不只是“思”。“思”的界限不是这个世界的界限。“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独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制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独。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的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独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正是为这本书的出版宣传，阿伦特第二次世界太战后第二次回到德国，见到了海德格尔。她看到的不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而是一个“被罪恶的流言和伤人的诋毁摧垮了的老人”。阿伦特重又复燃了对他的奇特感情。时隔二十五年，她此番才告诉他，当年“我离开马堡大学，只因为你的缘故”。说出这句话不只是解释当年的行为，也不仅是给这位正处于人生最倒霉时期的昔日情人的安慰，它表达了一种“现在时”，意味着他们两人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尽管这中间也有时断时续的情况，但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曾经有过的过去并没有消失，阿伦特一如既往地站在海德格尔这一边，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特有生命的热情试图给海德格尔的思想和生活重新注入活力。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一旦是海德格尔需要（更多的是阿伦特自己觉得这是他的需要），她会把自己的事情放在一边，将海德格尔的事情置于自己的事情之上。海德格尔继续让她烦恼、苦涩、受苦和欢乐。这回不能说海德格尔是在控制他从前的女学生了，他是控制不了的。倒是她自己，一再陷入为海德格尔烦心而心烦，因自己无力摆脱而愤怒、焦虑。从同样身为女性的眼光看来，她对布留歇尔反复表达的依恋，有点像一个依然无助的人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需要把自己拴住。当年她和海德格尔在一起时，她是惶恐的，布留歇尔给了她以踏实可靠的感觉；但海德格尔再度出现之后，这种惶恐接踵而至，到死也没有摆脱。这真是令人称奇了！我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谈到俄国小说家及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时说的一句话：“这些人活得多认真啊！”
海德格尔有福了！他遇上的这个女人，比他小十七岁，带来的完全是生气勃勃的另外一幅景象，她贪婪地吸收和承纳他的一切：思想和肉体、最深的灵魂和浪漫的想象力，对古代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且不管在什么意义上）。她既是他的情人、亲昵的肉体关系的对象，又是他富有磁性的话语的倾听者、灵感的激发者，后来竞在另外一条道路上，成为他思想和事业的非同寻常的传承者和发展者。这里禁不住让人想说海德格尔几句好话，这肯定是个有特殊魅力的男人。我指的是在心智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和超越的力量，他肯定不是一个俗物。他的确需要听众，那是因为他的思想是在和听众的关系中，在与对方有形无形的设置、变换、调整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自身首先是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他的听众各种微妙的反应和动静，在得知这些反应之后并因为有了这些反应，再去倾听自己身上才冒出的新的思想。那是一些一分钟前还不属于他的想法，现在由他的嘴巴说出来，令他自己也大吃一惊。他为自己留下的最大的可能性也是为对方准备的。正如言说者也在倾听一样，倾听者同时也在无声地言说。她知道自己参与了某种创造。从谈话的开始到来了，她也同样走出远远的一大截，那完全是用她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比起这样微妙、激动人心的谈话本身，从中所产生的东西归于谁的名下，以谁的名义发表，这已经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了。甚至是谁在说、谁在听，这都无关紧要了。有一种东西在他们之间发生、生长、壮大，它支配和牵动着他们两个人，像支配和牵动着两个木偶。那些话题从古到今始终存在，曾经支配和牵动了多少杰出的英才！哪怕这种谈话最后什么也没留下来，其过程本身已经足够了——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些令人心醉的、灵魂出窍的时刻，忽然感觉到自己处在“天外之天”的瞬间。“没有人像你那样演讲，以前也不曾有过。”1974年（阿伦特去世前一年）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依然满怀深情。言谈者和倾听者之间、男女之间这样一种奇特的对话关系，是任何一种有关权力话语的理论解释不了的。
阿伦特更加有福！她碰上了海德格尔！尽管海德格尔的学说中有“反智主义”的嫌疑，但他本人远远不是一个思想上的懒汉，而且他喜欢有智性和富有挑战的女人，不只是阿伦特，他的妻子和他后来的那位女朋友都属于这一类。这是一个真正热爱智慧的男人所需要的，他要把精神活动造成一种生活，而不是把某个东西仅仅当作职业或竞技的手段。除了他的抽象气质，作为一个男人，他肯定也不失某种魅力。他和阿伦特分享作为一个人的那种完整性。当然，阿伦特的这份福气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她通过自己卓绝的努力争取来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阿伦特，海德格尔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面貌，他不会拥有对世界、对今天如此的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是阿伦特创造了这个海德格尔。她一直深信只有自己最理解这位真正的大哲学家，而且她有充分的理由（尽管这点造成了她对海德格尔妻子的某些不公正）。
阿伦特在世界面前表现出来的公正宽广的胸怀，首先表现为她对自己是公正宽广的。她无法怨恨海德格尔，她无法允许自己身上出现这种东西，虽然后者给予她的苦恼并不亚于任何一个讨厌的男人给予女人的，但她用一种奇特的力量遏制住了自己身上的这种负面的力量，她既不愿意也有能力将种种怨恨和不满严格限制在不损害自己尊严的水准之上。对她来说，与其怨恨和背叛，不如忠诚和忠直，这是保持自身完整一致性的那种要求。她不能容忍自己身上漏洞百出、四分五裂，活得像一件破衣服，像大多数我们今天的人那样。从心气上来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失败。让她相信自己曾经深爱过的男人是一个不值得她付出的人，这是令她难以接受的。即使偶尔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和感到某些蛛丝马迹，她也要全力以赴地去加以弥补。不能让这个男人消沉和颓废下去，不能看着他失败。眼看着一个男人无法自救，看着他经受羞辱，这是任何一个优秀的女人所无法忍受的。他们的这种失败，比女人自己的失败还要惨。选择无非是两条：要么去帮助他，要么走开。阿伦特选择了前者，这是由于她天性的高贵，也是由于她对这个男人的深信不疑。她的慷慨无私还在于，一有机会，她就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对这个男人的敬意和感激，说出这一点，对于她其实并不丢脸；相反，对于他们两人都是莫大的奖赏。在她的重要著作《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德文版为《积极生活》，Vita activa）出版之后，她让出版商给海德格尔寄书，并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它直接产生于马堡的那段日子，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归应于你。”在另一张纸上，她写下了一首没有寄出的诗：
Re Vita activa
这本书的献词空着，
我怎么把它题献给你？
给我信赖的人
给我忠诚于他
却没有挽留住的人
无论怎样
都满含爱意。
这个女人，让人艳羡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