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是由浙江的体制外社会群体创造的，最能体现“讲求实效”精神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占浙江总人口近90%的农民群体，以及90%以上出生于寒微之家并以鸡毛换糖、补鞋、弹棉花、做裁缝、做木工等开始起家的所谓“新浙商”群体。这部分社会群体的多数成员，可能连陈亮、叶适、薛季宣、陈傅良、黄宗羲等浙东学事功派思想家的名字都闻所未闻，更遑论受浙东事功学思想观点的影响了。因此，将当代浙江人“讲求实效”精神的源头活水，直接归结于浙东事功学派，似乎缺乏一种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根据。以萨缪尔逊和诺德豪斯的话来说，这是犯了“后此谬误”。
在《经济学》中，萨缪尔逊和诺德豪斯用一个巫师的糊涂想法来说明这一点。巫师认为，巫术和砒霜都是杀死敌人的必要手段。或者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明，他觉得，由于佛罗里达是死亡率最高的一个州，因此，生活在那里一定对健康极其不利。在举了这两个事例以后，萨缪尔逊和诺德豪斯给“后此谬误”下了一个定义：“观察到事件A在事件B之前的事实并不证明事件A是B的原因。认为‘在此事件之后’便意味着‘因为此事件’就是犯了后此谬误。”萨缪尔逊和诺德豪斯反问，难道我们不能通过收集更多的资料避免后此谬误吗？回答是否定的。即使我们有一千年的死亡率统计数字，我们仍然不能仅仅凭借它就做出佛罗里达的死亡率为何如此高的判断。我们必须进行仔细的分析，并且使“除了在佛罗里达居住以外的其他条件保持相同。”我们必须使例如每一个州的年龄分布这样的其他因素保持相同，或者经过校正。只有在根据年龄分布、性别、以前有损健康的危险以及其他这一类因素校正了死亡数字之后，我们才能看出，居住在佛罗里达州是有益于健康还是有害于健康。萨缪尔逊和诺德豪斯的上述理论，对于我们研究当代浙江讲求实效的区域文化精神，显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以历史上浙东事功学的“讲求实效”观点，来说明当代浙江讲求实效区域文化精神的形成原因，也是犯了“在此事件之后”便意味着“因为此事件”的后此谬误。因此，要探讨当代浙江“讲求实效”区域文化精神的源头活水，也需要做更加细致、复杂和全面的分析。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浙东事功学思想也可能影响了民间的社会心理，但陈亮、叶适、吕祖谦等浙东学者的思想要转变成浙江民间的观念，即大传统要转变成小传统，必须有一个媒介通道。而自书面媒介和印刷媒介出现以后，古代的文化传播，就一直是一种破解和使用语言文字的技术，文化传播因之而成为一种少数掌握了破解和使用语言文字符号技术的人的文化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在古代中国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充当通道作用的，就必然是掌握了使用语言文字技巧的传统知识分子，即读书人出身的官僚士大夫阶层。
也就是说，浙东事功学派的思想观念，必须先影响读书人，进而以他们为中介再影响广大民众。诚然，南宋时浙东事功学曾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朱熹在给石天民的信中曾对当年浙学阻遏不住的蔓延趋势作过一个基本评价；“自到浙中，觉得朋友间却别是一种议论，与此不相似，心窃怪之。昨在丹丘（台州），见诚之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别。此大可骇！
熹窃以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其余世俗一等近下见识，未足为吾患也。”朱熹与陈亮曾反复辩论而终不能合，长期争论更使得陈亮的思想广泛传播，以至于朱熹惊叹：“陈同甫学已到江西，浙人信响已多，家家谈王霸可畏！可畏！”浙东事功学，在南宋中期朱陆俨然显学的形式下，而能与朱陆相抗衡，遂成“鼎足之势”，在当时的社会影响确实不可小视。然而，南宋理宗以后，对包括浙江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却不是陈亮、叶适等的浙东事功学，而是朱熹等的程朱理学。这是因为，自南宋理宗皇帝后，朱熹的思想已经被官方承认为孔孟儒学的真传，并逐渐地在全中国享有“至尊”的地位。至元而下逮明清，朱熹的学说实际上成为官方的国家学说，如康熙在《朱子大全序》中所说，朱熹“集大成而绍千百年绝传之学，启愚蒙而定亿万世一定之规”，其地位可与孔孟相匹。在儒者中甚至出现了非孔孟犹可，非程朱而不可的风气。
在元明清时期，朝廷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命题，《四书》的理解以朱熹的注释为准。正如现代思想家冯友兰所说，在朱熹注释的《四书》变成官方的注解尤其是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后，“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儒家的经典，实际上只是读《四书》，对于《四书》的了解实际上只限于朱注。就像现在西方的君主立宪国家，君主被架空了，实权在于内阁总理。在元、明、清时代，孔丘虽然还是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但却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内阁总理’，一般人都尊称他为朱子。”
因此，在儒者中出现非孔孟犹可，非程朱而不可的社会风气以及在朝廷希望天下出现“家孔孟，户程朱”的宏观社会背景下，对元明清时期浙江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只可能是二程、朱熹等的程朱理学思想，而不可能是陈亮、叶适等的浙东事功学思想。这种现象，即使是在陈亮、叶适等浙东事功学思想家的故乡，也无例外。比如，在陈亮的故乡永康县，虽然“宋淳熙间，先儒晦庵朱子与东莱龙川二先生，设讲席于五峰洞，天水之人士，其得沾先贤风教者，由是然矣。”但是，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政治背景下，当朱熹的思想上升为全中国的统治思想后，自然也会成为陈亮故乡的统治思想。这一点在永康宋以来的地方风俗志上，有诸多的记载。比如，“明初，承旧俗，为士者多乐田野。及成化宏治间，文采蔚然，倍于往昔。正靖隆万之际，不惟揄科擢第，比肩林立，而议论政事，亦往往可观矣。”这段话中尤可注意的是，明时永康人“比肩林立”之“揄科擢第”，因为欲“揄科擢第”，就不能不读朱熹集注的《四书五经》。
这就表明，将当代浙江人“讲求实效”精神的源头活水，直接归结于浙东事功学派，似乎缺乏一种充分的根据。但如果人们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理论前提，那么据此的一个自然结论就是，浙东事功学的“讲求实效”、“注重功利”的精神，本身也是历史上浙江区域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以及民间社会心理的一种提炼和概括。换言之，浙东事功学的“讲求实效”、“注重功利”的精神本身也是流，而不是源。可以说，正是浙江区域社会存在和民间社会心理的刺激，浙东事功学才呈现出了自身鲜明的地域个性。
首先，浙江历史上较为发达的民间工商活动，显然也铸造了浙江民间“讲求实效”、“注重功利”的社会心理，同时，以这种社会心理土壤为中介，当然也对浙东事功学派“讲求实效”、“注重功利”文化精神的孕育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地区，一般来说，人们必然是相对注重现实、讲求实效的，而这是由工商业活动特有的性质所决定的。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工商业活动乃是一种属于人类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增加自己的福利而完成的行动，即一种经济活动。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理性的，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是务实的或“讲求实效”的，他们会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反复的权衡、比较和计算，从而选择那种他认为可以为自身带来最大利益的行动方案。如沃斯特所说，“个体持续计算着相对于参与成本的参与回报，因此，人类行为被认为是理性的”。
可以说，浙东事功学派的故乡，无论是永嘉学派的故乡，还是金华学派和永康学派的故乡，都曾经是传统民间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区域。在永嘉学派的故乡温州，入宋代以来，人口日益稠密造成的耕地不足无法以扩大生产规模和发展生产力得到补偿，在生存压力下，温州人逐渐产生了“仰贾”的思想，并在一定的机缘下付诸实施，因此，“民生多务于贸迁”，当时温州人从商者“晨钟未歇，人与鸟偕起”，或坐地列市，谋求微利，或贩运货物，以通内（地）（海）外。在金华学派和永康学派的故乡金衢地区，宋代以来，“手工生产遍及城乡各地，手工业产品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商品流通量不断增多，流通速度加快，城镇规模扩张，农村集市逐渐增加，商业资本在不断成长，总而言之，是商品经济越来越繁荣兴盛。”因此，浙东事功学派“讲求实效”、“注重功利”文化精神的孕育，并不是偶然的。主张实事实功、“各务其实”、“功利与仁义并存”的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在这些民间工商活动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不是在其他地区得以形成的事实本身已经表明，“注重实际”的理性的区域商业活动，是不可能不反映于浙东思想家的大传统之中的。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没有南宋以后相应社会文化、社会心理条件的延续和扩展，浙东事功学派“讲求实效”的大传统，随着岁月的流逝，便只可能成为一种尘封于文化典籍之中的凝固的传统，而不可能同时也成为一种存在于浙江民间的活生生的、绵延不绝的区域文化精神。历史事实已经充分地表明，元明清至民国时期，浙江的民间工商业活动一直相对活跃。正是活跃的民间工商业活动，成为民间理性和务实精神的生长和延续的最佳土壤。同时，通过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化机制，民间理性和务实精神会逐渐地积淀为一种区域的社会心理，或一种区域的民间社会习性。布迪厄认为，习性由沉积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是客观而共同的社会规则、团体价值的内化，它以下意识而持久的方式体现在个体行动者身上，体现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维、知觉和行动。习性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其一，就性质而言，它是一整套性情系统，也就是感知、评判和行动的区分图式的系统。其二，就存在形式而言，它一方面是具有稳定性的，因为它植根于我们的心智以至于身体内部，会超越我们遭遇的一些具体情境而发生惯性作用。习性作为我们的主观建构，一方面是通过社会条件或者调节作用将外部强制和可能性内在化，也就是说，被建构为我们的社会认知、感知和行动图式；另一方面，它作为建构性的结构，又赋予个人在社会世界各个领域的活动以一种形式和连续性，它使得行动者获得行动的意义和理由。习性是按照一定的资源条件和过去经验中的最可能成功的行为模式，驱动行动者根据预期的结果选择自己的实践活动，因此习性也就包含了何者是可能的、何者是不可能的无意识计算。
在这一意义上，浙江人在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出的“讲求实效”精神，乃是区域传统民间社会心理或民间社会习性“建构性的结构”功能的一种直接的体现。
其次，如卓勇良所说，浙江具有培养“讲求实效”等民间文化精神的较好的气候条件。卓勇良认为，在浙江如果你不付出，面对着森林和沼泽，以及常年不太高的平均气温，就不可能获得食物，就难以生存；只要投入相应的劳动，由于具有足够的温度和合适的雨水，以及降雨和气温同步，就会有相应的产出，甚至可能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浙江农民的劳动投入能在多数年份得到相应的劳动回报，合适的气候促使农民形成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理性预期。但另一方面，浙江优越的气候也促使人口较快增长，抵消了由脆弱的传统农业所形成的少量劳动剩余，富裕浙江成为贫困浙江。这就形成了两个基本激励：“劳动和气候的积极理性预期，形成劳动投入和土地产出之间的正反馈激励；人口压力促使农民更加精心地侍候他的小块耕地，形成了全力提高土地产出和货币收入的激励。”劳动和气候的理性预期，以及人口压力，相互之间构成了非常复杂的互为因果关系，孕育着浙江人“讲求实效”等社会精神气质。
再次，浙江是一个儒学的中心区域，必然广泛而深入地受儒学“经世致用”价值观的影响和浸润。如前所说，浙江历史上尤其是宋元明清以来，浙江民间相对发达的工商业，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工商活动的经济理性，决定了手工业者和商人必然是“讲求实际”、“注重功利”的。这种务实精神必定是先孕育于民间，此后才反映于浙东事功学大传统中的。当然浙东事功学的大传统反过来也会对民间社会心理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民间“讲求实效、注重功利”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