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认为，传统人际关系具有将经济交易限制在传统关系范围之内的作用。当他们相互进行经济交易时，“满脑子盘算的都是人情方面的亲疏厚薄，满身缠绕的都是人事牵连，一天到晚小心留意的是人际的得失利弊。”这便使交易者们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时刻面临着对家族、邻里、朋友、亲戚等的道德责任与赢利目标的冲突。所以，大规模的交易活动，需要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距离。如王询所说，“传统社会中的交易要求商人与顾客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而主流社会的成员却陷入相互之间密切的人际关系之中，无法放手按商业原则经营。因此，只能是社区内的人们认可的‘特殊身份者 或‘外来者’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才能成为专业的商人。”费孝通也认为，有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难以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系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社会关系越亲密，对等的交换也越少，普通的情形是在血缘关系之外去建立商业基础。“寄籍在血缘性社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
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外来者”、“异乡人”能够突破传统人际关系的束缚，这是他们能够成为专业商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地球上的各个区域气候、地貌诸自然条件差异巨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不同的物产以及相同物产之间的价格差异。因此，不同地区在物产方面互通有无，便形成了一种商业机会，而这种幸运的商业机会，只有离乡背井的异乡人才能发现，而绝不可能降临于一个终身固守于故土的人。因为只有异乡人才能知道“故乡”和“异乡”存在哪些差异，而一个终身固守于故土的人，是无法将“故乡”和“异乡”进行比较的。布罗代尔因此认为，“远程贸易肯定创造超额利润：这是利用两个市场相隔很远，供求双方互不见面，全靠中间人从中撮合而进行的价格投机。远程贸易固然要冒风险，但往往能获得超额利润，就像开奖中彩一样。”
因此，工与商相结合的“艺商”传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手工艺和小商小贩活动本身。如果浙江人永远停留于手工艺和小商小贩活动本身之中，那么今天就不可能形成“新浙商”及辉煌的浙江民营经济了。手工艺和小商小贩活动在中国工商史上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这些活动能使那些“艺商”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艰难环境中，作为“异乡人”在外地生存下来，从而能够发现各区域的不同物产和相同物产之间的价格差异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在此情形下，浙江的工商传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裂变和创新。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弹棉花者、箍桶者、缝纫者、理发者、打金者、补鞋者以及挑担卖糖者、卖小百货者，在掘了第一捅金、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以后，可能选择回家兴办与原来工商活动有关的家庭工厂，如补鞋者办起了皮鞋厂、打金者办起了五金厂等，也可能在异地发现新的获利机会后，不再继续从事原先的“艺商”活动，而是去从事能够给自身带来更大利润的新行业。
在这方面，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的兴盛，就很有说服力。1979年，据说是一位王姓的弹棉花郎在江西弹棉花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商机：一批处理纽扣。从此，他不再弹棉花，而是将处理纽扣带回桥头摆起了纽扣摊。一年以后，镇上的纽扣摊发展到了100多家。1983年初，永嘉县政府批准桥头镇为纽扣专业市场。1986年全镇有700多个纽扣店、摊，全国300多家纽扣厂生产的1300个品种的纽扣在这里都有销售。1985年，桥头镇人不再满足于单纯做买卖，他们开始用经营积累的资金办厂生产纽扣。1986年全区有430家纽扣厂，其中300家是家庭工厂。桥头纽扣市场的兴起过程，可以看作当代浙江“艺商”演进路径的一个缩影。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一家企业的兴起、一个专业市场的崛起，都可能与手工艺和小商小贩活动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的勃起，如果离开了义乌人鸡毛换糖的经历和永康人打金的历史，便会变得难以理解。
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浙江的手艺人、小商小贩流动到异乡，并非志在成为大商人，他们的动机往往十分简单，就是如他们的先辈一样迫于生存压力而去谋取糊口之资。但是，一个可能是非常偶然的因素，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路径。当在外地谋生的手工艺人和生意郎发现了新的商机，不再弹棉花、箍桶、缝纫、理发、打金、补鞋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而是去从事能够带来更大利润的行业时，从传统“艺商”到“新浙商”的转变便已经悄然发生。
哈耶克认为，一些创新性的惯例一开始被采纳，是为了其他的原因，甚至完全出于偶然，尔后这些惯例之所以得到延续，是因为它们使产生于其间的群体能够胜过其他群体。也就是说，当事人在应对特定的环境时，偶然地或出于其他原因采纳了某个规则，导致他在后来的竞争中获得优势，那么该规则作为优胜劣汰的结果被延续下来；同时，其他当事人会通过模仿该规则以增加自身竞争力，使该规则得以广泛传播。演化经济学也认为，在创新阶段，如果大数定律发挥作用，创新很可能被扼杀；但如果系统是开放和远离均衡的，由于自增强（正反馈）的作用，创新就会通过系统的涨落被放大，从而使之越过某个不稳定的阈值而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结构，在这个突变过程中，大数定律失效了。但当新结构形成后，自增强又会启动大数定律，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进入扩散阶段，逐渐成为社会流行的状态。
哈耶克以及演化经济学的上述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当代浙江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浙江的手艺人、小商小贩流动到异乡，并非志在成为大商人，他们的动机往往十分简单，即如其祖先一样迫于生存压力而去谋取糊口之资。但是，一个可能是非常偶然的因素，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路径。当在外地谋生的手工艺人和生意郎发现了新的商机，不再弹棉花、箍桶、缝纫、理发、打金、补鞋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而是去从事能够带来更大利润的行当时，事实上的创新活动便已经悄然发生，新的惯例也开始形成了。毋庸置疑，在当代浙商中，并不是每一位都具有手工艺和小商小贩活动的直接经历。同时，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面临有限理性的约束和知识分散化的环境，个体的异质性和知识分布的差异性，导致获利机会的发现和获取的不同，其中一些人获得成功。但是，在外地谋生的手工艺人和生意郎的创新性惯例，在赚钱效应的作用下，会急速地向其他人群扩散。由于自增强（正反馈）的作用，在外地谋生的手工艺人和生意郎的创新，就会通过系统的涨落被放大，从而使之越过某个不稳定的阈值而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结构。也就是说，当那些闯荡异乡的人财运亨通时，浙江的其他当事人会通过对他们的模仿，以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增加自身竞争力，闯荡异乡的人的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从而进入扩散阶段，逐渐成为社会流行的状态。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浙江“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专业化特色产业区的形成原因，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浙江专业市场的形成原因。正如一位浙江学者所说，源自邻里效应、一村一品的浙江特色产业区，天然就是众多参与者信息共享、互教互学、提高整体竞争技能的“学习型社区”和“创新型组织”，“浙江的特色产业区表面看是从小产品、简单产品起步，而其实质则是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一批批农民只能从这类产品生产开始，借助邻里效应，逐步扩散，形成星罗棋布的一村一品圈。”很明显，今天在义乌中国日用商品城以及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中的经商者，并非每一位都具有“鸡毛换糖”或“打金”经历，但是，“鸡毛换糖”者或“打金”者的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及其“赚钱效应”，无疑会对其他人产生了一种“示范”的效应，从而使“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进入了迅猛扩散的阶段。因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起眼的“鸡毛换糖”会演变成波澜壮阔的“国际商贸城”，涓涓细流的“小五金”会演变成波涛汹涌的“中国科技五金城”。
（二）区域信任文化模式与当代经济行为
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包括浙江人在内的中国人的传统信任，是建立在亲缘和准亲缘式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关系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系的特殊信任。这种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像普遍主义信任模式一样，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可以使人们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并在社会互动网络中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亲缘关系及其扩展形式如朋友、师生、邻里、熟人等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它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多线的、具有持久特征的社会关系。相互之间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确定，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或明确的规章制度建立的相互之间的信任也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来保证，而是通过习惯或传统得以确定和保证的。”这种通过习惯或传统得以确定和保证的、建立在亲缘或亲缘式个人关系基础上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经济社会功能，它给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方式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当代浙江经济模式的具体内容可以被概括为：市场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民营经济为主体）＋专业化特色产业区。这一模式之所以得以形成、演化和扩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重了亲戚和亲缘式的人际关系，即特殊主义的信任观念在其中起了润滑剂的作用。
1．区域信任文化模式与农业经济行为
信任是人们对交换规则的共同理解，是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它支撑着广泛的经济关系和社会过程，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润滑剂，依赖于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正如卢曼所说，信任靠着超越可以得到的信息，概括出一种行为期待，以内心保证的安全感代替信息匮乏。“信任并未消除风险，只是使之少些。它只是起了跳板的作用，帮助跳进不确定性。”信任强化现有的认识和简化复杂的能力，强化与复杂的未来相对应的现在的状态。信任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宽容，从而增加了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正因如此，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信任之所以能发挥这一功能，是因为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又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正因如此，从信任文化的视角切入，有助于对当代浙江区域经济现象有更全面的理解。
像全国一样，1978年以来的浙江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也是从农业领域起步的。在全国农村改革全面铺开的宏观背景下，1983年春，浙江全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经迅速地达到了占总队数的94.7%。由不联产到联产，由联产到组到联产到户，极大地提高了浙江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1984年与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全省农业总产值从85.84亿元增加到125.22亿元，增长45.9%（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粮食生产取得了突破性的增长，总产量从1467.20万吨增加到1817.15万吨，增长23.9%，创历史最高水平；农民家庭平均收入从165元提高到446.37元，增长1.71倍。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何以能迅速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Lardy认为，始于大跃进时期的粮食自给政策（命令），使地方政府别无选择，只有迫使各生产集体在气候、土壤状况更适合栽种其他农作物的地区栽种粮食。直到农村改革开始之前，这项政策一直没有放宽。因此，粮食自给政策的实施及随后的放松，直接对应于利用地区比较优势的可能性的下降和增加。基于上述分析，Lardy提出了一个假设：正是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显着变化。Putterman，Dong和Dow，以及其他学者也持有与Lardy相类似的观点。林毅夫则提供了另一个解释视野。他认为，在人民公社以及生产队制度下，农业生产率之所以显着下降，主要是因为努力和报酬之间联系不紧密造成的。在生产队劳动中，每个成员的预期收入既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程度，也取决于整个生产队的净产出。由于农业劳动中对每个成员的劳动实施监督的成本和对其劳动投入及其产出进行计量的成本都是相当高的，因此无法保证劳动者的努力与应得报酬取得一致。在无法实施有效激励和监督的情况下，具有经济理性的生产队成员，必然具有强烈的“搭便车”倾向，这决定了生产队的制度安排必然是低效率的。然而，“在家庭责任制下，监督的困难总的来讲得到了克服。根据定义，家庭制下的监督是完全的，因为一个劳动者能够确切地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劳动，且监督费用为零，因为它已不需要使用为执行劳动计量所花费的资源。其结果，一个在家庭责任制下的劳动者劳动的激励最高，这不仅是因为他获取了他努力的边际报酬的全部份额，而且还因为他节约了监督费用。”Lardy和林毅夫等人的解释，虽然从不同角度出发，但无疑都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他们的分析主要借助的是一种政策学和经济学的视角，但是，对上述问题更全面的解答，还需进一步诉诸于文化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