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迅猛发展，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不断上升，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发展的协调性逐渐增强。
从1978年到2007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从124亿元增长到18640亿元，从全国排名第14位上升到第4位；人均省内生产总值由331元增至37130元，财政收入从27亿元增至3240亿元；从1985年开始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0多年居位全国第一。200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57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8265元，年均实际增长9.8%和7.8%，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达26.7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57平方米。与此同时，浙江省城镇登记失业率连续下降，社会保险参保人数持续增加，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在全国率先建立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困难群众价格上涨补贴、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等制度。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区域基本上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乡村社会。2007年，浙江城市化率达57.2%，城市和中心镇集聚带动功能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发生了千古未有的社会大变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都市化、大众传播的发展，对传统的乡村社会构成了革命性的冲击。浙江区域社会真正地走上了从自然经济社会到商品经济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伦理型社会到法理型社会转变的“转型期”社会。
罗森堡和小伯泽尔指出，“关于经济增长是一种变化形式的观念提醒我们，变化从来也不曾局限在经济领域之中，它也延伸到社会与政治领域”，当然，变化也必然延伸到文化领域。经济社会的大变革必然伴随着精神文化领域的大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精神文化领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化。对这一变化进行描述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文化乃是人们运用的语言以及融合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符号和对现实的解释。文化不仅仅是人们接触的博物馆、画廊和获奖文学那类东西，而且也是充斥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系统——规范、价值、信仰和理念。然而，不管是作为语言，还是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以及人们所生产的文本，文化都充盈于社会之中，不仅作用于社会，而且被社会打上深深的烙印。正因如此，文化领域的嬗变乃是区域经济社会历史足迹的记录。只有置身于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中，才能对当代浙江区域文化精神沧桑巨变现象及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做出比较深入的解释。
一、市场化取向改革与区域文化的变迁
经济体制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任何经济体制都暗含着作为其基础和前提的人性假定，而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及其人性假定前提下会形成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同的激励机制以及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精神状态。
因此经济体制的转换不仅会引起资源配置方式、激励约束机制的转换，而且也会导致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的深刻嬗变。1978年以来浙江区域文化精神的变迁，首先奠基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宏观历史场景之中。
（一）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转换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其实，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事实上就已悄然开始。
1979年4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党组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允许实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到1984年的三个中央1号文件，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全面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导致了农村经济体制乃至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变革。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1980年11月，中共云和县委在浙江省内率先派出工作组，冲破“左”的禁锢，在袭浦村进行农业（林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第二年，该村毛竹立竹量翻番，粮食增产70万斤，为全县之最。试点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的实施。1981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对前段不赞成联产到组和在非“三靠”地区纠正包产到户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尽管这次会议对较发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仍不松口，但自此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形式终于在全省推开。
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施，对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一方面，在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前提下，大幅度地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将原来属于集体所有并统一经营的土地承包给农民分散经营。这样就使作为活的生产要素的农村劳动者从僵化的、低效率的生产组织中解放出来，有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对自由结合的可能性。农民有可能从过去生产队支配下的单纯的劳动者，变成有相当的生产、交换自主权的经营者。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的利益与农业生产的效益直接挂钩，从而使农民个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平均收益率。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经济的内部活力，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益。而对于浙江这样的人多地少的省份而言，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农田亩产量的提高），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1978年浙江省人均占有耕地面积0.68亩，1990年为0.615亩，到了1995年为0.57亩，现在已进一步下降到0.55亩。浙江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在浙江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在作为浙江模式之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台州和温州地区，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水平则更低。
1978年，温州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为0.52亩，永嘉的桥头镇，人均耕地面积则只有0.28亩。另外，浙江不仅人均耕地面积少，而且城市化水平也低。1980年浙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14.9%，大大低于全国19.4%的平均水平，而同期浙江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达86.1%，大大高于全国80.6%的平均水平。人多地少、农村人口众多，意味着随着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浙江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有可能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投入市场经济活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浙江的全面推开，意味着为浙江准备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也使农民从僵化的、低效率的人民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从而使农业部门率先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而走向市场，实现对原有的社会资源一元化占有和分配体制的突破。尽管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但生产的自主权已经转移到了家庭和个人手中。农民的收入不再取决于生产队的平均主义分配体系，而是取决于自身的经营和产品市场，这就使浙江农业生产的市场取向不断地得以强化，并极大地推进了浙江区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持续增大的现象。也就是说，是经济生活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的过程。市场化意味着可以有效地实施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整个演变过程，是在计划经济下存在造成各级预算约束软化的外部性逐渐“内部化”的过程。历史已经充分地表明，大批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浙江农民成为从事乡镇工业、市场经营活动的主力军，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浙江区域的市场化进程。
首先，投资主体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投资来源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垄断逐渐地趋向于多元化。投资来源逐渐地从行政部门向民间经济部门转变，意味着个人或企业可以根据市场因素考虑投资回报率、投资风险，意味着经济主体成为自我发展、自主经营、自我负责的市场交易主体。
其次，生产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非国有经济如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迅猛发展。浙江许多地方从小产品、简单产品起步，借助邻里效应，逐步扩散，形成了星罗棋布的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专业化特色产业区。经集聚效应的放大作用，这些专业化特色产业区最终显现出区域分工和区域竞争优势。据学者的归纳，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浙江各地的专业化特色产业区鲜明地呈现了以下两大特点：在企业群体层面，呈四层宝塔形组合结构，即量大面广的众多中小企业群体，优势产品行业群，专业巨人（小行业骨干企业），大集团公司；在区域层面，呈三圈式布局结构，即专业镇、专业开发区、特色县，以优势产品行业群和优势业务领域为内涵的基地省。
再次，商品市场的迅猛发育、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投资来源逐渐地趋向于多元化，浙江专业化特色产业区的发育与浙江区域商品市场的演化，是相辅相成的。1978年以来，浙江集市贸易逐渐恢复。1985年，浙江省地方政府审时度势明确地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个体户长途贩运、允许竞争等“四个允许”。大批农民带着产品找市场、闯市场、建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的足迹踏遍了全国30个省份，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中寻找着利润的生存空间，“浙江村”、“浙江街”遍布全国各大城市，流动的浙江商人带着技术、资本、商品、经营才能与全国客商进行商品贸易。与此同时，一个以消费品市场为基础，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的商品市场体系在浙江逐渐形成。1978年以来，浙江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从1978年到1984年的集市贸易得以恢复和专业市场的萌发阶段。这一阶段，国家相继放开了城乡农副产品和日用小商品交易的有关政策。浙江不少地方城乡集贸市场得以恢复并迅速发展。上市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副产品，经营方式大多为农民自产自销，少数地区在集市贸易的基础上，形成了批零兼营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同时，工业日用小商品市场开始起步，出现了温州、义乌、黄岩等一批小商品市场。二是从1985年到1990年的专业市场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农村商品生产蓬勃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专业户、专业村、专业乡大批涌现。与此相应，开始出现了像永嘉桥头纽扣市场、湖州织里绣品市场、新昌兔毛市场等一大批富有特色的专业市场。初步形成了以乡镇企业为依托，市场经营户和贩运户为纽带的市场网络。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全面扩张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全省各地市场演化进程迅速，不仅市场个数迅猛增长，而且市场的规模、档次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专业市场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市场结构调整、市场组织重组以及市场交易方式升级。
（二）从计划向市场转换与区域文化精神嬗变
经济体制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经济体制通过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确立社会和经济的激励机制，引导人们采取可预测的和有秩序的行为，从而沟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选择和公共选择，减少外部性，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制的变迁不仅取决于技术和生产力的状况，而且也取决于经济体制与历史文化遗产、社会文化环境的相容程度。社会文化环境既是经济体制得以建立的前提，又是经济体制得以存在和有效运转的根本条件。其一，某些经济体制本身就是在一定的价值观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宏观社会文化环境的基础上建立的，是后者定型化的结果。其二，经济体制建立后只有与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念相容，才能有效地运作。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总是与文化变迁相伴随的，制度变迁的速度，也取决于文化变迁的速度。“破解”制度变迁的奥秘需要从人类学习文化开始，人类从野蛮、愚昧、落后走向文明、进步，就是不断学习文化的结果。历史已经表明，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而变迁的方向则取决于获取不同知识的预期回报率。着名经济学家诺斯指出，离开了文化价值观念，即使将西方成功的市场经济制度搬到第三世界，也将不再是取得良好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国外再好的制度，如果远离了土生土长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习惯、生活方式，也可能是“好看而不中用”。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文化环境为经济制度的实施和运行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