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尝试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浙江全省范围之内，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只是勤俭大队采取了让种田人“学好用好哲学”这种特殊的方法并且比较典型罢了。由于浙江国家投资少以及人多地少等因素所产生的巨大的生存压力，浙江人具有远较全国其他一些省份的人更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新精神，也就是说具有更严重的偏离计划经济之“道德人”精神的倾向。因而，在当时的政策制度和意识形态背景下，浙江像温州这样的一些地区在全国便有“鹤立鸡群”的效应，更容易成为令人瞩目的“出头鸟”。所以，虽然浙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但是浙江人所受到的极左意识形态和政策的限制却不比其他省份的少。这种限制，更多的时候是采取像勤俭大队这样的思想斗争和大批判的形式，有时则甚至采取了更为对抗的形式。比如，在计划经济时期，浙江各地打击体现浙江人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新精神的所谓“投机倒把”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一些人迫于生计从事的小商品交易活动，也遭到严厉的禁止，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人员外流多，“黑市经济”较为发达的温州，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而受到打击。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政府部门也还在极左政策的压力下，试图通过“禁、赌、赶”的方式，取缔浙江一些农村集镇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温州召开了全国性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讨论会”。1981年全国进行“严打”，温州因其个体经营活动多而被列入重点“严打”地区之一。甚至到了1982年，浙江省委工作组还进驻到柳市镇，由省公安厅负责人亲自带领30多人在此打击了80多天，将经营低压电器的所谓“八大王”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逮捕。
上述表明，在计划经济时期，自主谋生、自主创业、自主创新等是一种注定要被抑制的文化精神。在计划经济边缘和人多地少压力下逐渐形成的自主谋生、自主创业、自主创新等自主、自强精神，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及从计划向市场转化的过程中才可能得以充分的释放和强化。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为自主、自强的浙江区域文化精神的充分释放提供了合法的通道。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自主、自强精神能量的充分释放，是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同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共实行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关系变革；实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富民政策；提倡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等等。这些都为自主、自强的浙江区域文化精神的充分释放纳入了合理、合法的轨道，并使之上升为被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确定的生活准则。
其次，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浙江迅速成长为市场经济大省，市场秩序逐步完善，这就为自主、自强的区域文化精神的强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自主谋生、自主创业精神所体现的，是经济主体依靠自身的力量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马克斯·韦伯认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并非现代社会所特有，而是贯穿于自私有制产生以来的整个人类历史。古罗马统治者对黄金和金钱的贪婪，并不亚于现代的商人和企业主。在经济领域中活动的人之所以获得“自利”这种“恶的存在物的属性”，只采取那些他们自认为将会给自己带来最大化利益的行动，都是因为他们被迫生活在各种资源稀缺的社会环境中。但是，只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为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从而为个人的自主谋生、自主创业活动，提供制度保障。换言之，只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个人目标和体制目标的“激励相容”问题，才会得到相对圆满的解决。市场经济不限制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恰恰相反，它激励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的经济，为人们自主、自强精神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制度的通道。按照经济学家的通常定义，市场是一种物品的买主和卖主相互作用，以决定其价格和数量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核心目标和价值取向是经济效益或利润。正如萨缪尔逊和诺德豪斯所说：“了解利润在引导市场机制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利润给企业以奖励和惩罚。利润引导企业进入消费者的需求数量较多的领域，离开消费者的需要数量较少的领域，并且使厂商使用最有效率（成本最低）的生产技术。”
因此，正如骑驴的人用胡萝卜和大棒来驱赶驴子前进一样，市场制度用利润和亏损来解决经济系统的三个基本问题，即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等问题。市场经济主体是独立的、自我决策的，是其经济行为的决定者，其经济活动是自由而自主的活动，通过生产和交易自愿发生的契约关系，以形成对双方都有效的原则与规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和价格机制取代了行政命令，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杠杆。人的需求的满足，逐步变得不取决于国家的统一分配和个人的政治地位，而是取决于付出的劳动和竞争的能力。这意味着人们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独立性。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还意味着打破实际存在的等级关系，把人们置于平等竞争的地位。在市场交换活动中只有一种身份，即物（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等）的所有者的身份在起作用，客观上不允许有超经济的特权，人们只能在契约关系中实行等价交换。概言之，市场经济的自主性，是人与人之间经济联系和经济交往的基本原则。它使人们逐渐地摆脱了传统的等级关系、特权关系，获得了平等的地位。随着人们自主性的增强，浙江人的独立主体意识、自觉自主意识、自主创业精神逐渐地得以强化，自立、自强成为当代浙江区域文化精神的显着特征，这种精神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体制转换最基本的社会心理前提，又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主体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
2．诚实守信意识逐渐强化
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不仅浙江人的自主谋生、自主创业的意愿显着增强，而且诚实守信意识也逐渐地得以培育和强化。早在世纪之交，浙江省市场经营者和管理者思想道德建设现状和对策课题组的一项调查中，就已经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调查采取抽样问卷与访谈两种形式。课题组在杭州、宁波、温州、嘉兴、金华、台州、绍兴等地的一些专业市场，共向市场经营者和管理者分别发放问卷1000份和400份，分别回收有效问卷718份和341份。由于调查对象基本上是浙江省专业市场的普通经营者和管理者，所以调查结果应该比较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调查结果显示，在市场经营者中有12%的人觉得诚实守信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有点重要”，4.2%的人认为“相当重要”，45%的人认为“非常重要”，只有1%的人认为“不重要”，其余为未回答。分别有31%和49%经营者“非常不赞成”和“不赞成”“现在做生意不使用一点如商业欺诈、背信弃义、欠债赖账等手段就赚不到钱”这种说法。这说明“诚实守信”已经逐渐地成为浙江省大多数经营者的共识并被认为应当在经营中恪守的职业道德规范。有10%和45%的市场经营者甚至把“诚实守信”与自己的职业生命联系起来，认为“只有诚实守信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上述调查开展于20世纪90年代末，如果将这一调查结果与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领域的现象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20世纪80年代的浙江曾经是一个“诚信”问题相对严重的区域。温州皮鞋业的经历，便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皮鞋业迅猛发展，质量问题却日益凸显。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致信《经济日报》称其所购的高跟鞋穿了一天就掉了跟。一时间“一日鞋”、“晨昏鞋”、“星期鞋”等称呼不断地被发明出来形容那些劣质皮鞋，其矛头直指温州皮鞋业。有报社在1986年还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十大主要城市中，温州成为消费者投诉最多的皮鞋生产城市。更有甚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苏（俄）边贸中，大量的劣质温州皮鞋销售到了苏（俄）地区，以至于在俄罗斯街头出现了大量的“反对温州假货”和“把温州人赶出俄罗斯”的标语。事情到1987年夏天达到高潮，当时温州皮鞋的主要批发和销售地杭州，工商部门查获了5000余双主要是温州生产的劣质皮鞋，在位于市中心的武林广场将之全部烧毁。1988年4月，南京一商场的“温州皮鞋”专柜被购买了劣质皮鞋的消费者一举捣毁。在南京、长沙、哈尔滨、株洲等城市也陆续上演了火烧温州皮鞋的场景。火烧皮鞋深深地影响了消费者对温州皮鞋乃至于所有温州货质量的认识，当时的媒体和一般消费者已经习以为常地将劣质皮鞋归结为温州货的同义语。全国各地城市纷纷禁售温州皮鞋。上海、南京、武汉、大连、长春、石家庄等城市的商业流通部门发布文件明令禁止温州皮鞋的销售。许多商场门口纷纷打出“本店不售温州货”“温州货免进”等标语，以此表明店家销售货物的质量。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初，浙江产品的假冒伪劣问题，不仅仅限于温州皮鞋，只是温州皮鞋比较典型罢了。比如，1984柳市的低压电器问题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1984年7月14日国家经委、机械工业部等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整顿、加强浙江乐清柳市低压电器生产管理的函》。
1985年12月，中国低压电器产品检测中心对柳市市场的10个厂家、8个规格、22个品种进行检测，结果全部为不合格产品。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初，浙江产品的质量问题也不单单限于温州一地，其他地区如台州、义乌等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产品质量问题，显然是浙江人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的诚信问题的一种外在反映。
因此，如果对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情况稍作了解，便会从我们的调查结果中得出一个结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浙江人诚实守信意识确实强化了。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事实的充分支持。这里，仍然以温州皮鞋业的发展为例。
20世纪90年代温州皮鞋业的变化历程，可以说是温州人诚信意识培育和生长过程的鲜明呈现。1992年以来，一批在温州当地知名的皮鞋企业开始出现，皮鞋总体质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观。1992年7月，在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对28个省市制鞋业的统一检验中，温州皮鞋的合格率达77.4%，高于68%的全国平均水平。在1993年“中国首届鞋业大王博览会”上，共有10家温州皮鞋企业获奖，占获奖总数的21%。1997年，在中国轻工联合会评比中，温州3家制鞋业荣膺“中国十大鞋王”称号。1999年，除了3家企业继续获得“中国十大真皮鞋王”称号外，还有35家企业获佩“真皮标志”，一个皮鞋商标获得国家工商总局的“中国驰名商标”称号。2001年，在国家鞋类质量监督中心公布的全国鞋类检验报告中，温州皮鞋的合格率达到100%，这一年温州4家企业获得“中国十大真皮鞋王”称号。温州皮鞋质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可以被看作是温州乃至于浙江产品质量变化的一个缩影。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的名牌产品、消费者信得过产品迅猛增多，一些过去被视为假冒伪劣产品销售和批发地的专业市场，市场美誉度和知名度不断提高，有些已从全国性的市场成长为国际性的商贸市场。这种变化意味着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浙江人诚信意识已经有了显着的增强。
这一点无疑是与我们对浙江省市场经营者的调查结果相互印证的。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诚信观念的发育和增强，显然与浙江省各级政府部门对诚实守信的大力倡导息息相关。比如，1987年浙江省政府就曾专门下文，要求有关部门“从案到人，顺藤摸瓜，治标与治本双管齐下，把假冒伪劣商品生产的‘根子’挖掉，流通的‘源头’堵住”。自1998年以来，全省质量监督系统对乐清低压电器、永康电动工具和衡器、温州水泵、慈溪液化石油气调压阀和电热取暖器等比较突出的20余个区域新产品质量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