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时》和《桃花》更是对丑恶社会的无情鞭挞。《人与时》用拟人手法，通过“人”与“时”的对话，借“时”之口，批判了三种人的错误思想，即说“将来胜过现在”的“将来派”，说“现在远不及从前”的“国粹派”，说“什么”的“糊涂派”。这三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不敢正视现实，都在“侮辱我的现在”。鲁迅勇敢地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自觉地听从“革命前驱者的将令”，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严厉批判和坚决斗争，号召人们“执着现在”，勇敢前进，战取光明，迎接新的革命的到来。正如后来鲁迅所说“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表现了“执着现在”向将来挺进的决心，极富哲理性。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子中。”“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桃花》一诗暗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桃红李白”这一普通常见的自然现象，道出了极其深刻的道理，深刻批判了“桃花”虚假与伪善、谄媚与妒恨的恶劣本质，即批判当时社会的恶劣作风。当时社会是这样，诗坛也如此，封建复古主义者恶毒地嘲笑、攻击、扼杀新诗。《桃花》一诗的发表，正是鲁迅提倡、培育与扶植新诗的具体行动，对于新诗的成长与发展，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爱之神》是抒写美好爱情的诗篇，其象征意味和抒情情调，比前面四首诗更为浓厚。恋爱和婚姻，都是五四时期人们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个性解放也往往以此为突破口。是此之时，旧礼教弥漫的社会容不得爱情，扼杀爱情；心灵麻木的人不知道爱情，也不知道爱谁。“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诗篇再现了爱神丘比特“小娃子”的形象，意在揭示“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觉醒了，他知道了人间应有爱情”。在五四新思潮的洗礼下，受封建礼教毒害压抑的青年一代苏醒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应该勇敢地追求爱情，这是自己的正当权力，然而爱是什么？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爱情？当时的青年陷入了迷茫彷徨之中。“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鲁迅借爱神之口巧妙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虽然由于自身的局限，答案仍然不是很明确，但他鼓励青年勇敢地冲破旧礼教的束缚，追求自主的婚姻和爱情的态度是异常明确而坚定的。由于这其中饱含着诗人自己的切肤之痛，因而诗中叛逆的呼声格外深沉、强劲，那不尽的言外之意启人心扉，令人振奋，使人斗志昂扬。
《他》表面上似乎是写爱情失落，实际上是借爱情故事折射出新事物在中国不仅遭封建顽固势力的压制，而且还受国民落后传统观念的束缚，寄寓了诗人急切呼吁国民抛弃封建旧思想、旧习俗的呼声，写出了鲁迅对“立国”“立人”之“道术”的追寻历程和最终答案：“知了”的叫对于“他”只能是“独叫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
原因是：
锈铁链子系着
秋风起了，
快吹开那家窗幕。
开了窗幕，会望见他的双靥。而窗幕开了，
——一望全是粉墙，
白吹下许多枯叶，
大雪下了，
扫出路寻他；
这路连到山上。山上都是松柏，
他是花一般，这里如何住得！
由于“难见真的人”，因此他期望着人们能够“从真心改起”！但孤独的启蒙者近乎悲怆绝望的战叫却如碰到“无物之阵”一般得不到哪怕一丝的回声，“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于是他奉劝“‘知了’不要叫了”，“不如回去寻他，——阿！回来还是我家”。因此只有“声发自心，朕归于我”，才能使“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只有“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从中不难看出鲁迅一直主张的以“自性”为核心的由立人而立国的文化理想。在集体主义思维模式大行其道的20世纪，鲁迅的出现不仅有着时代意义，更有历史意义。
2．“偶有所作，每臻绝唱”
鲁迅的新诗，风格独具，自成一家，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郭沫若曾经评价说：“鲁迅先生无心做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孙郁先生也说：在读过了鲁迅所有的新诗后，你会发现，在这些尚不成熟的文体里，同样释放着先生纷纭复杂的精神意象。这里丝毫没有做作的和纯粹孤芳自赏的吟哦，而是纯真的、笼罩民族命运与历史一体的咏叹。它的形式是浅白的，但却隐含着深邃的精神时空；它没有天人感应式的性灵之味，而处处表现出个体的自我与现象界的抵牾；它不醉心于自然山色，更无一点的闲适，而是折射着人与命运、人与历史的某种复杂的隐语。这些诗，和他早期许多杂感、小说一样，在精神的深广方面，是高人一筹的。他一直把思想性的、启蒙性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任务，因而诗的分量，就显得重于他人。
这些评述都令人折服。鲁迅的新诗在艺术上的创新如带露的鲜花给人以新鲜的美感，如号角如惊雷般的思想给人以无穷的力量，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新诗也不失为诗歌中的经典之作。
鲁迅的新诗，形式上完全摆脱了旧诗的枷锁，文句自由，不拘一格，笔势灵动，以崭新的姿态问世，并真正焕发出青春的风采，给五四诗坛注入了一缕缕清新宜人的气息。1935年，朱自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选诗集时，就将鲁迅的新诗选入，并且在“导言”中评之曰：“当时多数作家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认为只有鲁迅的新诗才真正是新诗。胡适也说：早期白话新诗人，“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只有“会稽周氏弟兄”除外。
《他》，是鲁迅新诗中难得的精品。全诗诗体整饬，音节自然，格调清新，读起来琅琅上口，余韵悠然。
又如《梦》，全诗句式参差，排列错落有致；句子的长短随意义表达的需要而定，灵活多变；句子的内部节奏随诗情的律动而变化，或急促，或和缓，挥洒自如，旧体诗严谨、呆板的痕迹荡然无存。
这些作品，完全摆脱了旧诗的陈腐气息，为我国新诗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
五四以后，许多白话诗与音乐分离，不押韵，不能唱，像散文诗似的，其结果大大影响了新诗的继承和发展。确如鲁迅所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可见，鲁迅对新诗不能“嘴唱”的状况是不满意的。要发展中国的新诗，看来必须让诗与音乐联姻。鲁迅又认为：“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为此，鲁迅积极主张以口语入诗，创造平易晓畅、朴素自然的新诗。如《人与时》一诗，因以“人”与“时”的对话来结构全篇，语言全然就是地道的口语：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生活中的口语经过精心锤炼、斟酌，去掉了冗言赘语，使之简洁，凝炼，但却富于诗意。
鲁迅也擅长于借鉴民歌体写作。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他在《十字街头》上就连续发表了好几首民歌体诗作，如《公民科歌》、《好东西歌》、《南京歌谣》、《“言词争执”歌》等。这些民歌体诗的主要特色便是形式灵活，自然真实，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范围选材，反映了社会现实，表现了诗人积极进取、勇敢战斗的精神。艺术上颇似《野草》中的散文诗，不讲究押韵，句式长短不齐，字数多少不定，非常自由，如《公民科歌》：
何健将军捏刀管教育，说道学校里边应该添什么。
首先叫做“公民科”，不知这科教的是什么。
但愿诸公勿性急，让我来编教科书，
做个公民实在弗容易，大家切莫耶耶呼。
第一着，要能受，蛮如猪猡力如牛，
杀了能吃活就做，瘟死还好熬熬油。
笫二着，先要磕头，
这些民歌体新诗，句式不规则却很严谨；节奏不统一却很和谐；语言不谐韵却非常通俗。
运用生动的形象，表达深刻的寓意，是鲁迅新诗的又一重要特色。
鲁迅一贯反对标语口号式的诗，他说：“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了。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放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为力避空洞的说教，鲁迅新诗常寓深刻的道理于一般事物之中。《梦》、《桃花》、《他们的花园》等诗中，描述的都是寻常事物，但这些事物一旦被写进诗中，便妙趣横生，深刻无比，给人启迪。鲁迅是将杂文家的风格和思想家的理性融入了新诗的意境。因此，有评论家指出：“由于鲁迅有着孤高的性格，又受着战斗生活的陶冶，使得他的感情有着哲学家的深沉，科学家的理智，革命家的热情，因而他写出来的诗，都非常奇拔。”
而于平常中见奇拔，则得益于鲁迅诗作中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如《梦》里的“梦”，《桃花》里的“桃花”，《他》里的“他”等等，都是富有意蕴的象征体。《梦》创设的是一种梦幻般的意境；《爱之神》在调侃的口吻中透露出启蒙者的茫然与惶惑；《桃花》面画春光明媚，桃李争妍，作者开朗乐观的心情难以掩饰；《人与时》在针锋相对的回答中折射出深刻的哲理、智者的启迪；《他》则以三部曲的形式演绎了探寻者追求光明的坎坷与执着。这些诗作，作者娴熟地通过象征传达出深刻的思想寓意，其艺术之精炼，在新诗草创期实属少见。
在鲁迅的诗歌创作中，暴露和嘲讽是创作的宗旨，也是诗风的总体特征。如在《好东西歌》、《“言辞争执”歌》两首诗中，诗人以犀利的笔触，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以“爱国”、“奔赴国难”、“反对卖国”的口号掩人耳目，实际上干的却是不顾国难、无耻卖国的罪恶勾当，辛辣地嘲讽了他们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种种丑态。在《南京民谣》里，诗人以极其简练的笔墨，以讽刺漫画式的手法，把国民党上层集团到中山陵“谒灵”时貌合神离、勾心斗角、互相玩弄权术的伪善面目暴露无遗，“各自想拳径”是多么惟妙惟肖的讽刺。《学生与玉佛》、《吊大学生》等诗，则对投降卖国和耍两面派手段的行径进行了无情揭露和嘲讽。
一如打油诗《我的失恋》：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门，
想去寻她兮没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这类诗作，形式自由灵活，内容通俗幽默。许寿裳在《鲁迅的游戏文章》中评论这首诗道：“觉得有趣而已，殊不知猫头鹰本是他自己所钟爱的，冰糖葫芦是爱吃的，发汗药是常用的，赤练蛇也是爱看的。还是一本正经，没有什么做作。”鲁迅在《我和栀语丝枛的始终》中解释写这首诗的原因时说：“《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育。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作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
《栀而已集枛题辞》是鲁迅怀着极大的愤慨，针对段祺瑞政府一手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于1926年10月14日夜校讫《华盖集续编》后，写在末尾的一首诗：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诗人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批判态度，痛斥了使用“钢刀”的北洋军阀和使用“软刀”的反动文人的卑劣行径，表达了他对敌人的强烈仇恨以及企盼推翻反动统治的心情。这种暴露和嘲讽，既适宜于批判现实，指陈时弊，又体现了作者豪爽俊迈的性格和不凡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