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nman和Sougiannis（1998）基于永续期间假设，比较了股利模型、现金流模型和超常收益模型解释当前市价变动的能力。用投资回收的实际值来代表估计期的期望值，他们估算从T＝1年到T＝10年的不同跨度的内在价值，并考虑到在时刻T 以后，公司的价值用一个终值来计算。Penman和Sougiannis发现超常收益价值估计的平均预测误差明显比自由现金流估计的小，股利价值估计的平均预测误差居中。Francis、Olssona和Oswald（2000，FOO）以股利贴现模型、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及超常收益模型作实证研究，比较其评估价值相对市价的可靠性；FOO使用Value Line 的预测资料、5年的评价期间r，选定3000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均显示AE评价模型，无论是精确性或解释股价波动的能力皆优于DIV评价模型或FCFF模型。此外，FOO并探究AE 评价模型优于其他两种评价模型的原因可能是：AE评价模型采用的权益账面价值是衡量真实价值的良好因子，或者是超常收益的预测变量较具正确性和预测能力。而另一理由：无论是会计操纵或会计的稳健性（保守性）原则，都对AE评价模型价值的评估没有显着的影响，这意味着即使公司会计原则或会计政策不同，AE评价模型所评估公司的价值仍占优势。FOO（2000）是第一篇利用预测资料及大量的样本来衡量DIV评价模型、FCFF评价模型及AE评价模型的实证研究，而Penman和Sougiannis（1998）则是使用已实现的公司财务数据来比较其评价结果。采用预测或已实现的财务数据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企业评价即是基于预期的前提之下，而已实现的财务数据不包含预测的部分，因此已实现的财务数据会影响评价结果的比较。另外这两篇研究中，另一个不同是衡量比较的方式：即PS 是以偏误（Bias）比较评价结果，而FOO则探讨评价结果对市价的精确性与解释能力。
我国对该理论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从企业价值创造的角度分析企业价值的评价，或是应用某一模型对个别股票进行评价。田志龙、李玉清（1997）最早介绍了剩余收益股价模型，于东智（2000）最早详细介绍了Ohlson模型的形式、假设和推导过程。徐伟宣、刘正林（2002）以Ohlson超额收益估价模型为基础，结合Gordon 增长模型，建立了一个企业权益资本价值估价新模型．对该模型的参数估计，采取逐步迭代的方法，逐步吸收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信息，不断修正模型参数，直至得到“满意”的参数．证明了这个参数估计过程是收敛的，因此新模型有更好的可操作性。李延喜、张启奎、李宁（2003）对常见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分析，重点指出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存在的难题。指出现金流量预测、折现率量化、评估期间确定是影响价值评估结果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基于动态现金流量确定企业价值评估模型的框架和内容。从2003年起，我国开始出现了估值方法的比较研究。方芳、周道传、李由（2003）对国际上通行的企业估价方法（现金流量贴现、相对比较乘数法和期权估价法）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新兴加转轨”的情况决定了相对比较乘数法是应用最多、适用性较强的方法；现金流量贴现法虽代表了我国企业评估方法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它暂时还难以适应我国的现状。党建忠等（2004）根据Felthem‐Ohlson股权估值理论与经验性模型，结合中国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特征构建股票价值评估的修正模型，并以1993-200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显示修正后模型的解释力显着提高。李强、杨丽娟（2004）以个股公司西南药业为研究样本，比较了资产价值定价法、市盈率法和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对股票价值的评估，认为市盈率法更贴近个股价格的现实表现。宋健（2005）以五粮液公司为例，分析了自由现金流模型的应用。施月华（2003）在其硕士论文中第一次对Ohlson模型和EVA作了比较研究，该文的实证检验部分选取了中国153家上市公司1994年至2001年的会计数据及股票交易数据，利用Ohlson模型与EVA方法估算出公司的价值，并检验按模型推算价值与公司股权的市场价值的相关度。实证结果验证了Ohlson模型的特征，根据剩余收益估价模型推算的公司价值与账面价值比较接近，对公司市场价值的解释力较强，Ohlson模型的评价效果优于EVA方法。袁明哲（2006）利用韩国资本市场的数据，证明了连续时间超常收益模型与Ohlson模型相比，具有显着的优越性。
三、会计盈亏信息含量与市场反应方面的研究
国内外很多研究方法主要有3种：累计平均超常收益率（Cumulative Aver‐age Return， CAR）、方差（Variance）、盈余反应系数（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ERC）分析。这领域研究主要有两种结论：一是，CAR对信息含量和信息公布有着显着的相关性。Ball和Brown（1968）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企业CAR的变化是信息公布以前完成的。信息公布后没有变化。Brown和Rozeff（1979）在Foster（1977）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ARIMA模型，他们发现，中期报告明显地有助于提高年度收益预测的准确性。La Porta（1996），Dechow和Sloan（1997）发现价值股与魅力股之间的差异的一半可以在盈利公布日里得到解释。沈艺峰和吴世农（1999）得出了我国股票市场倾向于市场有效性的结论。陈晓等（1999）借鉴Beaver（1968）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盈余公告日前后交易量的变化，发现在股票盈余公告日附近确实有新的信息传达市场，并导致交易量发生波动。赵宇龙（2000）研究表明，在上海证券市场，末预期会计盈余的符号与股票超额收益率的符号之间存在统计意义的显着相关。这一结论支持会计盈余数据的披露具有信息含量的假设等。二是，CAR对信息含量和信息公布无相关性。
何佳（2002）对深圳股市研究表明，财务信息公布之后，CAR仍持续为正或为负的现象出现，很难说明市场的效率型和信息的有效性。骆艳和曾勇（2003）认为投资者的行为影响到股票价格，使股票价格偏离它们的基础价值，经过一段时间，市场会自动进行反向修正，回归到合理的价格。他们认为，好坏信息效应（或价值股与魅力股）是由投资者心理因素与市场环境造成的，与好坏信息含量及公布无关。
四、信息含量与企业评价指标之间相关性研究
信息含量与企业评价指标之间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CAR与信息中所包含的净资产收益率、企业规模、股权比率、利润率、行业、财务杠杆等变量之间关系。Bever（1980）认为企业规模、信息公布日、行业、非预期收益和信息的可靠性等5个变量影响收益率的变动。Liu和Tomas（2000）运用回归分析来研究股价与财务信息中各指标间的关系，通过盈余反应系数来评价了财务信息含量。二是，现金流量贴现法、自由现金流量法、净现值法、内部收益率法、P／E、EVA、MV A（Market Value Added）、托宾‐Q、剩余收益模型、期权定价法等方法的准确性和实用性。Penman和Sougiannis（1991）检验了股利、现金流和超常收益率等不同指标对美国上市企业的价值解释能力，结果表明，超常收益率指标的误差率最低。Francis和Oswald（2000）比较了股利、自由现金流及超常收益指标对美国上市企业的价值解释精确度，结果表明，超常收益率指标对价值解释的精确度较高，同时对于股价波动性的解释性强于其他指标。赵志君（2003）在F‐O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净率决定模型，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价与其内在价值进行了比较。汪康懋（2004）从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公告、财务信息与市场价值、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多元化经营战略与企业绩效等方面实证分析后，提出我国虽然信息披露体系、信息的有效性、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司治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但信息披露与上市公司价值有着很强的相关性。Yan（2004）以1988-2001年东亚7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分别从3个方面研究了这些国家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即不同国家、不同法律起源下国家之间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不同国家会计计量规则、财务报告体系和制度因素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等。齐伟山、欧阳令南（2005）的研究结果显示，股权特征、会计事项的复杂程度、董事会特征、盈利变量和信息披露的质量是影响年报时滞的重要变量。
从国内外研究中我们发现，对信息与企业价值评价指标之间的研究至今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通过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CAR与考虑未来机会增长价值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可以丰富和补充企业价值的正确评价与信息的有效性方面已有研究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