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慧”是人们对江南文化一个最直观的体会，说它是江南文化之“根”的一个显性体现，这并不难理解。不过江南文化之“根”还存在一种隐性体现，即蕴于“柔慧”里的那份勇敢与刚强。江南的山水、气候及文人气息，赋予了江南文化“柔慧”感，但江南文化中还一直流淌着越文化遗留下的刚烈、坚韧的血脉。自然而然，刚强也是江南文化之“根”的体现之一。“柔慧与刚强，构成了吴越文化精神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在‘柔中有刚’的古语中得到统一。”柔与刚这组对立的矛盾，很神奇地在江南水乡文化的氛围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构成了江南文化的深层结构与精神内核。
所以，我们在阅读这批“寻根”小说时，尽管作品中充满了秀丽山水、淳朴民情、清淡的语言和优美的描写，但并没有给读者带来软绵绵、轻飘飘的感觉，相反，我们总能从中感受到一股坚定的力量。汪曾祺《受戒》中，“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声说：‘要——！’‘快点划！’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短短几句生动的对话描写，便将小英子恬静之外的活泼好动、灵性与自由充分地表现出来。江南文化中的“柔中有刚”在小英子身上得到了明朗的体现。汪曾祺不需用直白的语言去描写江南女子的柔中有刚，只是通过外表细节的细腻描绘、语言的生动体现，还有眼神中微妙的变化，来表现蕴于柔中的“刚”，使得这些女子给人以一种可人的微妙的美好印象。一样是对江南女子的描绘，在汪曾祺笔下，“柔中有刚”体现为一种秀气之外的活泼与灵性，而这组矛盾组合到了叶文玲笔下又呈现出另一种状态——蕴于柔和中的勇敢与无畏。《心香》中，亚女再度遇见到大龙溪插队改造的老岩时，并没有因为老岩身份的敏感而与他保持距离，反倒对他倍加关心。当她为了不让老岩挨饿，冒险从大队偷饭被村民揭发时，她仍坚定于自己的所为，无怨无悔。“当我终于奔上前去，被人‘拔’起头来的亚女一下看见了我，她‘呀’的发出一声尖叫，立刻倒了下去，‘豁啷’一声，瓦壶跌得粉碎……”即便到了很危险的境地，她一心想的仍是保护老岩。这份勇敢与无畏显然已经超越了性别，有了男人般的刚烈与坚毅。
基于“柔中有刚”这个特质，江南“寻根”文学作品透露出暧昧的气息，更不足为奇。因为，暧昧本来就是一个不明朗不确定的词汇，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是非界限，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看似对立其实统一，“柔中有刚”的复杂韵味与暧昧气息正好相符。可见，在这些“寻根文学”作品中体会到一种朦胧的说不清的暧昧感，或是明朗的，或是模糊的，都与江南文化的“柔中有刚”特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杭育在《理一理我们的“根”》中谈论吴越文化时说，“而今人们（尤其是北方的同志）谈起吴越文化，就只晓得它的风花雪月、小家碧玉、秦淮名妓、西湖骚客和那市民气十足的越剧……”而他要寻找的江南文化之“根”已不仅仅是这些表面的东西，而是更为内在和深刻的“吴越的幽默”。韩少功在寻根理论主张中也提到：“那么杭育的文化纵深感则更多地体现在对‘葛川江’内质的体味——他曾经对我说，他正在研究南方的幽默，南方的孤独，等等。”由此，我们又归纳出江南文化的另一特质，即幽默。这里的“幽默”并非指语言或行为上的幽默，而是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是以幽默来对抗困境的一种精神尝试。其中，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和陆文夫的《美食家》就将江南人民百感交集的幽默人生展现在读者面前。
李杭育“寻根”作品中，最典型的就是“最后一个”的形象，《最后一个渔佬儿》中葛川江上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福奎，《沙灶遗风》中沙灶的“最后一个”画屋匠耀鑫老爹。他们坚持长久以来支撑自己的传统却已落伍的谋生方式，成为了这些传统技艺的“最后一个”守护者，因而这些“最后一个”形象成了一个个孤独的个体，显得有些无奈。
但无论是福奎还是耀鑫老爹，在面对已经惨遭时代淘汰的谋生方式，在面对自己独自品味的孤独感时，都采取了一种幽默的态度。福奎好不容易捕到了一条葛川江最名贵的鲥鱼，没有想到去卖掉赚钱，反倒认为：“这也许是葛川江里最后一条鲥鱼了，就像他本人是这江上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最后一个渔佬儿享受最后一条鲥鱼，这倒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福奎带点自嘲的幽默态度的体现。耀鑫老爹，在大家都造洋楼不再需要画屋时，就笃定，自己再造老派的屋，亲手画屋，把所有的本事都画到自己的屋子上去，实现自己的最大心愿，住上自己画的屋。这也是一种对待生活的幽默感。当自己依赖信奉的手艺不再为人接受，惨遭时代淘汰时，最后拿这门手艺为自己造福圆梦，一样带着解嘲的无奈意味。生存在葛川江上这些“最后一个”们的幽默人生，因为最后的坚守，都弥漫着浓浓的孤独气息。这种孤独，是在“幽默”态度下蕴育出的一种感觉，是一种难以融入、自我疏离的孤独，而非一个人的寂寞。
江南人民的幽默人生在李杭育作品里透露出“孤独”的信息，但在陆文夫的理解下，这种幽默人生反倒有了温情的味道。《美食家》的幽默同样不是来自语言上的插科打诨，而主要来自主人公朱自冶和高小庭富于戏剧性、荒诞性的人生遭遇，及面临这些遭遇时他们所采取的生存方式。“朱自冶的肚子伴随着其人生的跌宕起伏而几起几落；而高小庭一辈子和朱自冶对着干，可是种种改革总是每每峰回路转，结局出人意料，最后竟然落到了和朱自冶一起站在居委会门口挨批斗的地步，可谓事事阴差阳错，高小庭一辈子想摆脱朱自冶的阴影可是最后仍落荒而逃却又从孙子身上看到了朱自冶的影子。在这一连串的戏剧性遭遇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无处不在的幽默感。”
朱自冶和高小庭的人生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用南方独有的幽默态度去对待。朱自冶对美食的痴情与执着，高小庭对“吃”的痛恨和理想主义，虽然有让人发笑的冲动，但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在一次一次的变革中顺利过渡继续生存。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幽默人生中流露出脉脉的温情，即便他们的苦难是沉重的，高小庭与朱自冶间是敌对的，但在共同的困难面前，大家的相互扶持与宽容，又使这幽默人生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饱含温情。
处于一样的江南文化视野中，品读江南文化之“根”，由于江南文化本身多元丰富的开放式格局，再加上作家具体生活的地区成长背景和个人的生命体验等微观因素，造成了江南文化之“根”的多种表达，因而无法为此“根”下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一样的“柔中有刚”，在汪曾祺的理解中，是活泼、灵动的，在叶文玲理解中则是勇敢、无畏；一样的“幽默人生”在李杭育和陆文夫的笔下，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色彩，一个是孤独的，一个是温情的，等等。如前所述，江南作家创作“寻根”小说一开始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寻找状态。纯粹呈现他们心中最美好最精粹的江南文化，找回老江南文化之外的不为大家所熟悉的特质，是他们单纯的创作目的。这与“寻根文学”思潮中对传统文化“本源”的刻意寻找和渴望“找到”的目的性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江南“寻根”小说表达的“根”呈现出丰富多元的不明朗化，不像其他“寻根”需要一个明确的表达和定义。比如莫言寻找的“根”就是一股原始的旺盛的生命力，张承志寻找的则是北方男子式的豪迈与激情，阿城在《棋王》中表达的是道家人生真谛，等等。江南作家笔下的“根”本身就是不明朗的。“柔中有刚”，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组合，幽默，又是一种含蓄委婉的态度，它会让人发笑；但这笑又带有微酸感，是种难以言表的感觉，都呈现出一种暧昧感。
不过，我们也看到，尽管表达的“根”是暧昧的，文本流露出的气息也是暧昧的，但在“暧昧”背后，我们还是能读取到作者自身清晰明确的理解和追求。比如李杭育，他追求的就是江南文化中遗留下的越文化的一种硬朗之气，“他对吴越文化的追寻并不只是满足于人们通常意义上的江南水乡风情，而是带着强劲的反思力量，超越了江南水乡的阴柔之地，以期还原这块大地中远古时期的阳刚之美”。因此，他的作品总是避开对山水的柔和平缓的描绘，而“着意于大自然的粗野、雄浑、奔放的一面”，这就是他所强调的江南文化中硬朗的一面。由此可见，江南“寻根文学”放置在整体“寻根文学”思潮中，是自成一个系统的，饱含江南文化的暧昧韵味，但具体到每部作品中，一样的暧昧气息又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理解与表达。这也是江南“寻根文学”明显呈现出其他“寻根”小说不具备的“暧昧”状态的原因之一。
第四节在无奈坚守中眷恋与回味
如上所述，江南作家的“寻根”小说，在无意识的寻找下，无法明确表达江南文化之“根”，只是尽情展现各自所理解的江南文化，仅此而已。这与其他“寻根”小说刻意寻找的“根”相比，带有暧昧，同时也更有纯粹的味道。而在对待文化之“根”的态度上，江南“寻根”小说同样表现出一种不明确的立场。这是因为无意识状态下的江南“寻根”小说与其他“寻根”小说相比，“寻根”意识较为薄弱，在传统与现代间徘徊的不坚定立场，造成在对待江南文化的态度是一种无奈地坚守。这与其他地域“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极力推崇或者些许批判意识有着很大的不同。
“寻根派作家是在外来文化的参照下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对传统文化如何评价以及民族文化怎样复兴，则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是当时人们关注并迫切希望找到答案的一大问题。所以，“寻根文学”作品都带有自觉的文化反思的性质。反思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作品高度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一些作品则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然而，无论是鲜明的弘扬立场，还是清晰的批判意识，都不存在于江南“寻根文学”中，江南“寻根文学”体现更多的是一份无奈的坚持。这个尴尬的立场，来源于江南文化之“根”——柔中有刚和幽默人生。柔中有刚，单从字面意义理解，“柔”中的“刚”，很直观地就能体会到柔慧中带有一种抵抗，而这种抵抗因为在“柔”中而显得含蓄。这里的幽默，是指江南人面对人生的选择和态度。从此角度去解读，用幽默的方式来抵挡无法顺应的时代潮流，自我隔离于现实之外，独自守护落后的传统生活方式，品尝“最后一个”的孤独寂寞，同样是一种委婉抵抗的体现，没有顺从妥协，也不直面回击。这样一种无奈的坚守立场，委婉的抵抗体现，是不明朗的，非绝对的，含蓄婉转的，不直接的，所以在这份坚持之外，我们直观感受最多的还是暧昧不清的气息。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由传统转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
很多观念、方式、事物正在进行新旧之间的交替更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冲撞和双向选择的文化大背景下，人们需要不断适应新潮流，应对许多新事物。而江南文化具有的敏感、细腻特质，造成江南作家在“文学寻根”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将这种新旧交替时进退两难的尴尬与无奈表达出来。江南人的柔中有刚和幽默，决定了他们在面临现代性转折时，既无法完全妥协于先进的现代生活，由衷地顺应时代浪潮，又无法奋起抵抗、直面反击现代性对传统的破坏，只能“独善其身”，守护这些不合时宜的文化之“根”。
这种无奈坚守的姿态，在李杭育的寻根作品中表现尤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