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八大召开后不久，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固然有两国执政党在政策上的失误问题，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更是引燃事件的导火索。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严厉批判斯大林犯的一系列错误。这份报告对苏联、对中国、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无疑是平地一声惊雷。面对紧张的世界局势，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王稼祥，一面冷静地分析斯大林的错误，一面又指出赫鲁晓夫的言行所造成的后果。他认为苏联党内的家长制和对外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必然会危害党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王稼祥的这一见解，对于认清当时的国际局势提供了借鉴，并很快被中央采纳。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双方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王稼祥从中预感到国际共运中存在着一种巨大的隐患，为此，他深感忧虑。
一片忧国忧民之心……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
“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这是王稼祥从事外交、外事和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宗旨。然而，中国国内的形势变化，却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他清醒地意识到，苏联曾经试办过农业公社，结果犯了“左”的错误，斯大林不得不进行纠正。于是，他一面迅速从驻苏使馆广泛收集有关苏联搞农业公社的材料，选编成《论苏联农业公社》的小册子，印发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一面寻找机会，向中央领导反映人民公社办得过早的意见。
朱仲丽：正好，武昌会议在1958年召开。他就在考虑是口头谈，还是书面写报告？口头谈，跟谁谈，找什么人？一下子坐在桌子上写东西，又把纸揉掉、丢掉；一下子又躺在椅子上想。最后他想了个好办法，他找了武昌会议的秘书长，把自己的意见说了出来：不同意现在就搞“共产风”，请你转告毛主席、党中央，用口头说。毛主席就说：200多个共产党员、中央委员都同意，就是王稼祥一个人不同意。那好啊，叫他找几个人，咱们再开个会，叫他在会上再谈一谈。
王稼祥提出的意见，事实上对当时党的一些重大方针措施，做了根本性的批评和反对。他采用口头表达的方式，即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又不影响中央的权威性，因此，他在提出意见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但中央并没有对王稼祥的意见表示可否，这使王稼祥的心又悬了起来。
吴兴唐：当时毛主席有一个对时局的判断，就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了，甚至于以后准备重上井冈山打游击了。在这样的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跟帝国主义斗，跟现代修正主义斗，跟各国反动派斗。王稼祥当时非常困惑，非常烦恼，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知道毛主席是怎么想的，但他觉得这样的思路不合乎事实，而且这样搞下去对我们国内建设又有什么好处呢。
当时，在国际上我们“四面受敌”，国内又爆发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给原本就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面对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王稼祥心急如焚。在他的自传《我的履历》中，他这样写道：“我想啊，想啊，当时觉得我国‘内忧’够多了，不要再引起‘外患’，觉得如不说出我的意见，如果不照我的意见办，则中国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所以，我当时急得不得了，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于是乎形成了自己对外政策的一整套想法。”
朱仲丽：他的见解同现在的政策一样：印度的兵谏问题要赶快解决；提出来跟苏联要和，不要吵架；越南那边不能再出兵，不能像在朝鲜那样派志愿军；美国那边不要搞得太僵。就这么几个问题。然后呢，那个时候在外交界，很多外交的新人，讲话都没有口径，你讲的是这个，他讲的又是那个，搞得没有外交的规律，所以他就提出来，口径要一致。
王稼祥力图帮助中央纠正某些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以扭转当前不利的局势。他的建议概括起来就是：第一，对外采取缓和的方针，以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加紧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二，建议发表一个正式的对外关系声明，全面地、准确地阐述我国的对外政策；第三，注意国际斗争的策略；第四，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年2月27日，王稼祥和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刘宁一、伍修权，就如何处理当前国际问题，给中央写了一封建议信。然而，王稼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却给自己招来了大祸。
吴兴唐：那么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出在当时有一个和平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周总理召集了所有去开会的领导同志，同意王稼祥的意见，按照这个方针去办。讲到这个“和为贵”，就有人写东西给中央了，什么叫“和为贵”啊，怎么跟苏联人讲“和为贵”啊；而当时跟我们一起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左派”党，则反映怎么中国的调子变了，跟修正主义不斗争了。这样，使馆就报了一个材料给中央，毛主席看到后，就找伍修权去了。毛主席认为，你们这样做，动摇了中间派，不利于“左派”，帮助了右派。康生于是抓住这个事情大做文章，弄出了一个“三和一少”来。“三和”嘛，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支持革命力量。
和平大会，成了王稼祥受批判的导火索，并被扣上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罪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党内的修正主义，并且说，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是“三自一包”，国际纲领就是“三和一少”。
吴兴唐：“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康生就到了中联部，并提出一个口号，说中联部不是打倒刘、邓、陶，而是要打倒刘、邓、王。而且，康生在讲话中，还把“三和一少”提高到了“三降一灭”，就是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各国反动派，要灭掉革命。这个不是反革命了嘛，然后就斗他。当时这些造反派斗他的目的就是要他讲出背后是周恩来指使的，但是他始终没有讲。他说这是我写信给毛主席、周恩来的，中央叫我继续工作，我尽自己能力了。
接二连三的批斗会，摧残着原本就瘦弱多病的王稼祥。为了给丈夫一丝精神上的安慰，朱仲丽主动提出来和王稼祥一起陪斗。这对患难与共的革命夫妇，心心相印，苦苦煎熬了整整八年。
1971年，党中央开始落实老干部政策，和大多数老同志、老战友一样，王稼祥也很快被安排了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王稼祥却无法正常展开工作。
1973年除夕之夜，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设了一个家宴，招待秘书、司机、警卫员、勤务员等身边工作人员。用餐前，在花园里，朱仲丽拍下了一张照片。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王稼祥留下的最后形象。
朱仲丽：他经受了国家的变化、党内的混乱，心情不愉快。恰好那一天，《北京日报》登了一篇文章，叫《新沙皇的美梦》，是批周、批孔的，里面提到了“三和一少”。他一看，怎么又提“三和一少”，怎么搞的？他就着急了。他说，看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不转载。结果，《人民日报》第二天转载了。他说：哎呀，怎么又搞起来了？
1974年1月25日，一场大雪过后，北京显得格外宁静。街头除了几盏红灯笼透出一丝新春的气息之外，人们几乎感觉不到这是大年初三。这一天，王稼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新中国第一任大使就这样走完了他68年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