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的产物，“我们中国资本制度并不甚发达，更没有到崩溃的地步，如何能讲社会主义呢？”对于这种责难，陈独秀批评说，“象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恐怕很有许多人相信，其实他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如果他断定欧美资本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他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制度”。在整个世界资本制度都要崩溃的背景下，中国绝对不能“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这种资本制度。问题是在各国资本制度尚未全面崩溃的形势下，中国能否独立发展社会主义呢？陈独秀认为中国在此时单独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必然会受到“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
但这种困难又是能够克服和应该克服的，理由有以下五点：“（一）是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二）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是站在劳动的地位，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三）是现代国际化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是制度底改变，必先由于国别的提倡，冒着困难使新制度渐渐实现，渐渐成为国际化，那时新的制度便确立了；（四）是欧战以来，资本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底同志作国际的改造运动；（五）是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经营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绝对的干涉。”
陈独秀进一步断言：“据这五个理由，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
4.国民革命与中国“行向社会主义”的探索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陈独秀进一步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背景。从国际背景看，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国家，为解除这剩余生产的恐慌，不得不设法把这些无法出卖的商品运输至国外去，以期换得货币。于是发生殖民地的问题”。“他们把那些工业不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不但可以销纳他们大规模的机器的剩余生产品，并且可以获得无限的贱价原料。资本主义的国家，因为要保守及增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面须镇压土人之反抗，一面又要和别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竞争市场；在彼此争夺的当中，遂不得不维持强大的海陆军，才好保持商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继续的安全的销流。以物力为工商业之后盾，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经济的侵略，更进而行政治的侵略，这就叫做“资本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最发达的最高形式”，但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搜寻垂尽”、“帝国主义者间相互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之反抗”，“这三者合起来乃是帝国主义之致命伤”。
第一次世界大战“明明白白是英、德等帝国主义的国家争夺殖民地及远东商场的战争”，而目前“英、法争夺远东的煤油矿”，“日、美争夺远东的商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杀机”，“这些杀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他们自己国内的工人失业问题、劳动运动或民族问题，都是帝国主义的催命符”。由此陈独秀断言，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仍走旧路，在世界战争的血泊中，侵略弱小民族，以销纳他们的剩余生产，以维持他们的资产阶级之利益与威权；一是停止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放弃他们资产阶级之利益与威权，建设世界的和平。”“前一条路终究是走不通的，后一条路便是有资本主义的社会改变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了。”
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所以要相信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进行，“我们应该用严密的观察，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情形如何，经济情形如何；并且先要明白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形是怎样。现在世界的经济是整个的东西，国际间都有密切的相互影响。这是因为一百年来，资本主义尽量发达。已把全世界的经济打成一片，再不会象以前那样“闭关自守”的了。中国既然不能离世界而独立——即各国亦不能离世界而独立——那么经济情形，当然与世界有密切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要改造中国，第一要明了世界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第二要明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怎样”。在同时期发表的《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文章中，他也特别提醒中国新青年“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不要单单以马克思的学说研究而已。如其单单研究其学说，那么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完全失却，不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了。
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
“现在的世界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陈独秀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自从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后，把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根本破坏，重新组织。在那个时期，世界各国的劳工运动都起来了，并且有劳工革命的趋势，似乎不久可以发生世界的革命”。二是在世界革命的形势面前，资本主义国家在恐慌面前，为了摆脱自身的危机，一方面在政治上“竭力压抑他们各国的工人阶级”，并“联合起来反对俄国的劳农政府”，以扑灭劳工的革命；在经济上采取了“向国内掠夺本国劳动者”和“向国外加力掠夺殖民地”的方式，以摆脱经济的困境。
“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情形如何？”他分析说，在政治上，“中国表面上虽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因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实权都操在外国人手里”。“现在的北京政府”在政治上“直接受制于军阀阶级，间接受制于外国帝国主义者”；在经济方面更是“完完全全操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手里”。在关税方面：“所谓关税管理权完全掉在外人掌握中，中国政府不能自由支配。以条约的限制，不得外人同意，不能更换税务司，不能增加税率，不能采用保护政策使肿的工业能与外货竞争。不但外货进口税甚低，而且纳过什么子口半税，便通行全国；中国货则遇卡抽厘，因此外货容易推销，而中国货反不能畅销于中国。所以在这种协定关税之下，中国自己的工业很难自由发展”。在工商业方面，表面上看，中国已经拥有像天津、上海、汉口这些工商业发达的大商埠，但这样工商业繁华的商埠并非是依赖中国的工业发展而发达起来的，而是依靠输入外货、输出原料的商业发达起来的。在金融方面，中国的大银行主要“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上”，即使是中国有几个小银行也“都是受外国银行的支配”，“所以外国人随便可以操纵中国的金融”。
甚至中国的纸币，“移地就不能通用”，而“外国的则到处受人欢迎”而中国的“一班军阀官僚们所吸收老百姓的脂膏，大半存在外国银行里，作他们的资本，他们便将中国人所有的资本，再借给中国政府及商家，坐收重利”，“这是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人的一种特殊方式”。在交通方面，陈独秀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武器，第一是关税，第二便是铁路了。因为铁路与中国的国民经济有密切的关系，而中国目前现有的铁路，“不是归外人管理”，便是“抵押与外人”，而这种铁路主权掌握在外人手里“实可以致我们的死命”。在矿业方面，尤其是煤铁矿是军事、交通、工业的基本保障，中国的主要煤铁矿都掌握在英国和日本手中。这便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也是基本的国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独秀指出：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就是劳动阶级应该如何开始奋斗”，“现在中国若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劳动阶级自然要打到资产阶级，即行社会革命”，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像欧美“各国已达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阶级，他们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为后援，资产阶级、劳动阶级都在他们的压迫之下，所以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到军阀打到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而这种革命，又是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国民革命。他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必须根据国情逐步推进。
他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有科学的根据。所谓科学的根据，是根据社会历史的进化和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的客观境界，不是空中楼阁主观的幻想。第二个原则就是社会改选应有的步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把各国共产党革命的步骤略略说过，指示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并非主张同时一跳，就跳到共产主义的路上去。这是因为各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进步各不相同，所以改造的步骤不能一致。第三个就是每一步骤都须用革命的方法。最后他指出：若是忘了第一、第二两个原则，便和其它空想的社会主义无异，若是忘了第三个原则，就变为改良的、堕落的社会民主党。”
在这里他已意识到发达国家和像中国这样欠发达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应有所区别，同时初步形成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构想。他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中，特别分析了“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的问题，初步把国民革命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即国民革命决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实现资本主义的革命，应该是行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在国民革命进行时期，陈独秀特别发表了关于“国民革命之归趋”的文章，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
在经济上并存着四种经济成份，即“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国家资本主义是主要的经济形式。
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由工农及其它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手实现国民革命而行向社会主义；（二）是由资产阶级之手联络一切反动势力，在国民革命的假招牌下，回复到帝国主义的统治”。陈独秀进一步断言，“美国式日本式的第三条路，可惜李鸿章没有走，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总之，陈独秀对国民革命前途的认识可分解为：一，国民革命有两种前途，只有工农和其他被压迫阶级领导下的国民革命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西方式的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第二，国民革命胜利后必然有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第三，在建设时期存在着四种经济成份，其中国家资本主义（或称国家社会主义）为主干；第四，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由工农为主体构成的国家控制的一种经济形式；第五，不能跨越国家资本主义的建设时期而直接进人社会主义。以上这些言论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其真理的光芒。
三、李达：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早期论证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说思想的中国化，是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再阐释而实现的。这种解释，不仅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深入解读。因此从这种意义上，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这种创造性的阐释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是十分重要的，有力地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李大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阐释，回答了在中国为何要倡导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李达在论述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而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达首先从世界各国社会的变化中指出了社会主义的主流发展趋势，认为自科学的社会主义始祖马克思去世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澳洲的社会主义实行已久，俄国的社会主义由理论进而为实行”，“世界各文明国中社会主义运动的进行，也蓬蓬蓬勃勃，一日千里，迥非从前可比了”。
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学说的不断传播，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的学说盛极一时，并很受一般青年学子的欢迎。这可算是一种很好的现象”。虽然国内对社会主义真正了解的人数还不是太多，但“只要认定目标，急起直追，未见得不能和各先进国并驾齐驱，也未见得不能出乎他们之上，试看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后于英、法、德等国，而他的实行社会主义，却先于诸国。这不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先例么？”不难看出李达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
